复仇-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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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阿弗纳说。“……我要想一想。我一周后告诉你们怎么样？”
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这样犹豫不决。也许是他的第六感觉，当然，不是危险。阿弗纳不在乎危险，二十五岁时就不在乎，在部队里待了四年，参加过“六日战争”，在国外执行过任务之后就更不在乎了。那他为什么犹豫呢？因为肖莎娜——事实上，肖莎娜已有身孕，阿弗纳几个月前就知道了。她是那样纤弱，五个月了几乎还看不出来。但不是因为肖莎娜。在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穆萨德”的头目让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他犹豫了！
扎米尔将军摇了摇头。
“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他说。“谁要是无法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的话，那他就永远做不成这件事情。”
沙龙将军伸出手来。
“你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对阿弗纳说。
“那……就让我祝你好运。”他盯着阿弗纳的眼睛。“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祝你好运。”
要是他能问他们一些问题就好了！但他知道不能。是不是像埃利·科亨的那项任务呢？像他父亲的吗？是不是要变成一个“鼹鼠”那样的长期潜伏的间谍？
戈尔达·梅尔回到房间。阿弗纳的脑袋里又变成了空白。
“怎么样？”她问道。“都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扎米尔简短地回答道。接着又补充道：“明天才知道，但……已经定下来了。”
尽管阿弗纳脑子里一片混乱，但他还是注意到了老板和总理两个人匆匆的一瞥，他还注意到总理轻轻摇了摇头，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们，没有那么容易。”将军的那一瞥好像在说：“不要担心，这个不成就换一个，我们会安排好的！”但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
戈尔达·梅尔——这不是他的想象——走近他并用手臂揽住他，和他并肩走出房间。他们一边沿着走廊走着一边说着话。“代我向你父亲问好。”戈尔达说。“也向你妻子问好一她叫什么来着？——向肖莎娜问好……我真的祝你好运。”她在门口跟他握手时又补充道：“记住这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改变犹太人的历史。记住，因为你是其中一员。”
阿弗纳没想作答。他感到迷惑、恐惧，同时也深深地感动。他想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他希望自己脸上那种一成不变的笑嘻嘻的表情不会显得太愚蠢。他在一旁看看戈尔达·梅尔和老板、沙龙将军一一握手之后，消失在门背后。
扎米尔将军冷漠的声音让他回到现实中来。“你当然知道，”他说。“不要跟你父亲提这次会见的事情，也不要跟你妻子提，不要跟任何人提。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里发生的一切只与总理和我们三个人有关。”他停下来。“好了，到车里去等我。”他说。“我还有一两件事要谈。”
阿弗纳在车里等着。他仍然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在现代社会，特工们可不希望直接得到国家元首的邀请，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在过去，如果事关重大，统治者们也许会直接下达任务。而在今天这样复杂、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有组织的社会当中，这样的直接接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很可能——虽然这也是猜测，阿弗纳当时无法知晓这一点——戈尔达·梅尔选择，或者接受别人的建议选择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为了强调这个要求是多么不寻常。她自己也许已经感到——当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纳感到——以前从来没有让以色列士兵做过要他做的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许就是，以色列人对于暗地里的暴力行为总是有一种矛盾心理。确实，在洛德和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前很久，以色列在反恐、反欺诈和反颠覆方面一直是孤军奋战。比如1956年，埃及授意敢死队首次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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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死队还把温伯格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这些条件是：释放“以色列军方”扣押的二百三十四名犯人。他们的名字都打印在纸上，还有几个被西德联邦政府拘捕的人，其中有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头目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他们是在同年六月被德国警方逮捕的。敢死队还提出，他们的这些条件满足以后，还要三架飞机把他们送到“安全的目的地”。到那里之后，他们才会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公报要求当局上午九点满足这些要求，九点以后他们就会“一次性地或者一个一个地”处决人质。
接下来照例是谈判。西德高层官员提出用他们自己交换人质——作为个人来讲，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些人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长和巴伐利亚州的一个部长、奥林匹克村所在市的市长、一个前市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局长。但是，敢死队不接受交换人质。最后期限延长到中午。据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和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尔通了十分钟的电话，直接进行了磋商。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以色列在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交易，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交易。
德国人并不想给以色列人施压，但很显然，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不够灵活，认为没必要那样做，那样做很危险。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释放，比如说，十几个被捕的敢死队员？为什么不给恐怖分子一些面子，让他们释放人质，从而撤出慕尼黑？德国方面愿意把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交给他们，从谈判一开始他们就强调这一点。
谈判在继续。到九点的时候，期限一步一步地延迟。恐怖分子把他们的条件降低到只要一架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到开罗。他们说，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把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还给他们，他们就处决这些运动员。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因为这些恐怖分子原来威胁说，如果他们从慕尼黑起飞前，他们的同伴还没有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杀死这些以色列运动员。
早上八点，给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去了一些食物。勃兰特总理在电视上对这起事件表示悲痛，表达了圆满解决这起事件的愿望——他同时建议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要取消。取消本次运动会是以色列政府的要求，以纪念两位被杀的运动员。在勃兰特总理看来，这样做就等于恐怖分子胜利了。这当然是一种看法——象征着手足情谊与和平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继续进行，仿佛那些运动员被杀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也同样容易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的胜利。不管怎么样，所有参赛国的旗帜必须下半旗，一直到下午为止。后来，十个阿拉伯国家派代表抗议，德国人才被迫把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上。
大约晚上十点二十分，两架直升机在奥林匹克村附近一块草地上起飞，飞往慕尼黑的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九名人质和八名敢死队员乘坐“大众”牌公共汽车到达直升机场。虽然西德当局全力配合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不让恐怖分子和人质一起飞往开罗，但在敢死队向直升机转移的时候没遭遇任何埋伏。事后回忆起来——虽然事后总是容易看得明白一些——这也许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距离慕尼黑市中心十五英里，行动很快展开。十五分钟以后，也就是大约晚上十点三十五分，两架直升机落地了。一架上面有四名以色列人质，另一架上面有五名。直升机降落在距离那架727喷气式飞机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这架727飞机很显然是准备把这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质送往开罗。四个敢死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去检查那架飞机。五分钟以后——在光线不好距离又远的情况下——五个神枪手向他们开火了。
有几个恐怖分子被打倒，还有几个立即开枪还击。两架直升机上的四个德国机组人员准备逃走。两个成功逃脱，另外两个在交火中被捕，伤势严重。以色列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坐在跑道上的直升机里，被绑得紧紧的，眼睛也被蒙了起来。
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敢死队没有立即把他们杀掉。也许他们觉得这是最后一张牌，也许他们正忙着还击神枪手，也许他们正忙着躲避神枪手的子弹，也许他们不想杀死九个手无寸铁的人：最疯狂的亡命之徒在无助的人面前也有一种基本的怜悯之心。敢死队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投降的提议，即使他们知道这时候投降仍然能保住性命。
双方交火持续了大约七十五分钟。大约午夜时分，由于无法赶走躲在直升机下面的恐怖分子——有人质在场，他们使用的火力有限——德国人决定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攻击。几乎就在发起攻击的同时，一个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那架上面有五个以色列人的直升机上。直升机成了一团火球。几秒钟以后，另外两个恐怖分子开枪杀死了第二架飞机上的其余四名人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装甲车的攻击晚几分钟的话，泽福·福德曼、雅科夫·斯普林格、埃里泽·哈尔凡和巨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也许还能活下来。四个以色列队员正设法把绳子弄松——因为人们后来发现把他们绑在椅子上的粗绳结上有齿印——他们也许很快就解开了。这让直升机外的两个恐怖分子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以色列人试图夺过敢死队的武器来解放自己。至于第一架飞机上的阿米卒·沙皮拉、大卫·马克·伯格、安德雷’斯皮泽、马克·斯拉凡和科哈·朔尔，就不可能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了。他们的尸体烧得无法辨认。
两个活着的恐怖分子还在负隅顽抗。警察和边防部队在十五分钟后杀死了其中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埃萨法第或者“埃萨”，朝第一架直升机上扔手榴弹的就是他。大约就在同时，德国人俘虏了一个伤势严重的恐怖分子，名叫巴德朗。另外两个，埃尔一德纳维和“萨米尔”塔拉菲克也被俘了。他们没有受伤却假装死了。
最后一个恐怖分子是一个瘦长结实的老烟枪，名叫托尼。他喜欢把自己当作阿根廷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他也许缺乏很多做人的品质，但不乏勇猛。托尼与德国人打一会，躲一会，耗了一个小时，一个边防士兵的脖子上还挨了他一枪。最后他被逼至一隅，在凌晨一点三十分被击毙。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继续进行。那届奥运会，苏联获得五十枚金牌。美国位居第二，获三十三枚金牌。
第一部 特工的诞生
第一章 阿弗纳
阿弗纳在打开那个棕色的信封之前，就知道了那封信的大致内容。至少，他知道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封信。在这样的事情上，他的第六感觉总是很准。
这也有道理，因为他的前五种感觉都一般。他的判断力应付日常生活没问题，但要从事他梦寐以求的真正光辉的职业：战斗机飞行员和双向飞碟射击冠军就有些勉强了。他的听力不出众，触觉也无法使他成为一名机械大师。但是他的第六感觉则完全不同。
那些棕色的信封——现在他手里就拿着一个，绝对与以色列政府有关。但是政府的信，甚至军队的信，信封上都会有某种标志——比如说某某部——而这封信上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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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之后，他们用包裹炸弹炸死了陆军上校哈费和穆斯塔法，以及埃及两个负责敢死队恐怖活动的情报官员。在以色列，这样的行为比在其他大国更具争议。那些大国——不仅是苏联、美国和英国——为了国家的利益总能接受使用某种武力：这是以色列从来不敢苟同的。持证杀人的特工还没有被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接受。
戈尔达·梅尔在场的第二个原因——阿弗纳当时也不知道这一点——也许是由于“穆萨德”的内部政治斗争。1972年夏天，扎米尔将军因为不能阻止像洛德和慕尼黑那样的恐怖袭击，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军事情报专家阿哈龙·亚瑞弗将军被任命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据说拿走了老板对“穆萨德”的部分控制权。亚瑞弗是戈尔达·梅尔最喜欢的人，她这次出面也许就是他建议的——或者扎米尔将军自己坚持要他出面的，以此来向总理表明，作为“穆萨德”的头头他在反恐方面所作的努力。1972年夏天，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正在逐渐侵蚀民心。
透过车窗，阿弗纳仍然可以看见沙龙和扎米尔站在大门外，尽管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却能看见他们的手势姿态。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数数似乎是最好的放松办法。慢慢地，他什么也不想了。
数到八十七时，扎米尔将军上车了，沙龙将军不见了。“我要在耶路撒冷待一天。”老板说。“司机把我放下之后，送你回特拉维夫。明天，”他看了一眼手表——“明天中午，到我办公室汇报。”
阿弗纳看看手表。正好是中午十二点。扎米尔将军给他的时间刚好二十四小时。
他真的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他已经知道要说什么了。
他们在特拉维夫的路边停下来，阿弗纳情不自禁地想，不知道那些过路人是否注意到是他打开的这辆车的车门。如果他们注意到了，那他们认出了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公务车上下来的是他吗？这个想法对一个即将参与改变犹太人历史这一重大事件的人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在那一瞬间，阿弗纳脑袋里只有这个想法。
第四章 伊弗里姆
大约十天以后，即1972年9月25日下午，阿弗纳坐在日内瓦一家宾馆的床上，房间内的装饰朴实无华。米迪酒店体面端庄，正面为粉红色与白色。酒店俯瞰位于购物中心的优美的舍弗鲁广场。透过窗户，阿弗纳可以看见罗讷河对岸商业区阴森的楼房。罗讷河细细的河流在这里变宽，汇入壮观的日内瓦湖，一直向东延伸数百码。
瑞士的城市就像一个玻璃屋，居住在里面的人要谨慎小心，决不能扔石头。界外球规则很少有人违反，日内瓦已成为一个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在这里进行密谋、重组和修整的好地方。这一点已成为人们不成文、心照不宣的协定。
阿弗纳把目光移到房间里，落在四个人身上。那四个人正回过头来看着他，神情轻松，信心十足。他们正等着他说话。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阿弗纳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现在他们成了他的伙伴——他的队员。他是他们的头。他——虽然他难以相信——负责给他们安排任务。
待到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这四个陌生人可能就成了他最亲密的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比母亲或父亲还亲密的人，比肖莎娜还亲密的人，比他最亲密的朋友还亲密的人，甚至比他部队里的战友还亲密的人。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信任他们，他们也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信赖他。
在这十天里，发生在阿弗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他有生以来的所有事件都多。他的生活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并非都是自然的。正是从他在部队里当突击队员开始所做的每一次选择，最终使他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道路。还有，自戈尔达·梅尔祝他好运那一刻开始，阿弗纳就感到完全失控了。他害怕的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注意到，在经过一番客观、冷静的分析之后，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已经下水了，浪潮把他带向大海。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无能为力了。逆流而行很显然没用了。
在戈尔达·梅尔公寓里开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午，他到特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