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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狻Ｕ馐焙颍胪艟赖牧缫惨鸭В舯阍谙愀壑碌绫硖尥治焦赜凇敖饩龅澄窬婪祝胗梦淞χ撇谩钡闹髡牛朴Χ越槭形淞χ撇谩！≡诮杏呗鄱逼诩洌菇恼魏途滦卸椒ヒ踩找婕咏簟２斡敕唇母髋墒屏Γ邮盗此担鹣蹈毡恢卮矗τ谒ヂ涞睦Ь持校环胂邓淙槐π酆瘢复未煺郏惨言笊耍椅鞅逼肚睿迅妥氨付己芾眩黄溆嘣优凭淦淞坎还且∑炷藕暗乃娲影樟恕Ｖ挥姓季萁⑺纭⒓健⒉旌推健⒔虻裙愦蟮嘏蹋涤�20多万军队的阎锡山可以充当主角。阎锡山也就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以霸主自居。3月初，他主持召开倒蒋会议，决定由冯玉祥回陕西指挥西北军作战，并慷慨大方地承诺西北军的经费给养由山西提供，当下赠予冯现款50万元，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显示了“龙头老大”的气势和风度。冯玉祥将妻女留在太原，迅速回到潼关。到潼关后，针对部分高级将领对联阎存有疑虑，对反复无常的阎锡山不表信任的状况，坦率地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他还耐心劝说部下：“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锡山踩了我一脚，我就踢他一腿。”并表示自己的决心：“胜则到南京组织政府，败则同归于尽。”冯玉祥对此次倒蒋，决心很大，也甚为乐观。他认为，军事上有二、三、四集团军的联合，政治上有汪精卫的合作，张学良也多次表示友好，足见是“得道多助”。实力最强而又狡诈善变的阎锡山也没有了退路，此次倒蒋胜利在望。因此，当他接到南京以吴稚晖名义发来的电报，劝告他“摒弃干戈，致力于建设”时，亲拟一封复电予以驳斥。电文云：“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胸怀国民利益，自以为在为民讨贼的冯玉祥，其实还是难以摸透阎锡山的玄机。阎锡山始终是在谋求“左右逢源”的小九九里转圈子。这体现了他爱用小聪明的谨慎多谋，同时也常常使他失去机遇和信用。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他派出代表到沈阳面见张学良，进行游说。先前，阎锡山曾与张学良商定联合讨蒋，并将拟好的通电发给张学良。电报刚发，赵戴文受蒋介石的命令，从南京回太原做说客。赵戴文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说，我在南京，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军队的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不过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简直是自取灭亡。”如果是别人说这话，阎锡山会不动声色地给他脸色看，同时就在心里给他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赵戴文不比别人，阎知道他对自己忠心耿耿。听了这番话，阎锡山又一度发生动摇，便电告张学良暂停发讨蒋电，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的谈话，不仅在山西内部引起很大混乱，也使张学良感到受了欺骗，由此对阎锡山产生不信任，也就此留下了表态拥蒋的伏笔。
国内各派反蒋势力都在太原有常驻代表，一时间，太原俨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除大大小小军阀们的代表外，国民党西山派、改组派等人士及所谓社会名流，云集太原，太原的傅公祠成了热闹非凡的宾馆。非蒋系的各派势力，不满于蒋的“三假”（假清党以篡党，假统一以窃政，假编遣以扩军）政策，为着各自的利益，在太原实现了暂时的团结统一。随着形势的发展，傅公祠的客人们也相继搬到北平，在北平酝酿和筹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为阎锡山制造与蒋介石对立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这场反蒋大战，还是由西北军揭开序幕。3月11日，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阎反蒋通电，正式树起阎、冯联合反蒋的旗帜。随后，桂系也发出反蒋通电。3月15日，鹿钟麟又领衔率领五十多名将领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宣告了军事联合的完成。这些开台锣鼓响过之后，3月21 日，阎锡山和冯玉祥公开发出倒蒋通电，标志着向蒋介石正式宣战。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职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也分别在潼关、桂平就任副总司令。东北的张学良并没有就职，他拥兵30万，对时局举足轻重，但一直保持沉默，乐于坐山观虎斗，与双方都保持着联系。用他的话来说，是：“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二字。”
4月5日，蒋介石对阎、冯以上行动作出强烈反应。南京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所任各职，国民党中央也作出永远开除阎的党籍的决议。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编发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阎锡山的罪恶有11条之多：“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权位”；二、“残害同志，劝袁称帝”；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财”；四、“摧残教育实行愚民”；五、“破坏交通扰乱金融”；六、“煽动冯唐破坏统一”；七、“妄发主张藉端倡乱”；八、“勾结反动倾危党国”；九、“封闭党部拘捕党员”；十、“阳唱出洋阴行南犯”；十一、“勾结外卖国求助”。“总之，阎逆为背叛中央，满足野心之故，不惜以华北民众为牺牲，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其卖国求助之罪，较冯逆之勾结苏俄，断送蒙古新疆，实有过之无不及。”冯的罪恶则有7条。蒋介石将部队编为三个军团，准备与阎冯开战。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有60万，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杂牌军。反蒋的军队总计集中了70万，兵力上稍占优势。这个反蒋阵营共分为八个方面军，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率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原驻新乡地区后又倒戈投归西北军的石友三部被编为第四方面军；因张学良被内定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所以东北军被定为第五方面军；其余几个方面军则分别由四川刘文辉部、湖南何键部及樊钟秀部编组。这样，双方共计投入兵力130万，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区为主战场，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中原大战。
双方的对立进入军事行动阶段。
阎锡山在北平设立军政府，宣布与南京政府完全脱离关系，向驻北平的各国公使代办发出照会，俨然以一个独立主权政府的面目出现。之后，把总司令部由太原移到石家庄，命令李宗仁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出兵湖南，攻击武汉；冯玉祥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南进攻平汉路；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沿津浦线进攻济南；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进攻济宁、兖州，协攻济南；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健、樊钟秀为第五至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为拉拢和鼓励各杂牌军的将领，还一下子任命了三个省主席。浩浩荡荡的各路大军，都由自己运筹帷幄，在军事地图上，标为己方的箭头由四面八方向着蒋介石刺去。这一段时间，阎锡山体验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美好滋味。
5月，阎锡山设行营于山东北部的晏城，亲自指挥攻击徐州的行动。
反蒋联军出师不利。表面上大联合，实际上各怀异志，各家都以保存实力抢占地盘为目的，指挥不一，行动混乱。5月中旬双方大规模接触后，杂牌军刘恩茂因对阎未能重用自己不满，在前线倒戈投蒋，引起混乱，反蒋军受挫。晋军开始时尚比较顺利，于6月底攻下了济南，7月，反蒋军在陇海线取得一次大胜。冯玉祥部于8月发动了以攻取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因为天不作美，连日滂沱大雨，阎锡山答应提供的补给又迟迟不能到手，冯军极为困难；而晋军为保全实力，又不能与冯军密切配合，致使冯军遭受巨大损失，攻势受阻，被迫后撤。冯玉祥多次被阎所骗，损兵折将，气得大骂“阎伯川真不是个好东西”。“八月攻势”的失利，成为中原大战的一个转折点。之后，晋军不利，向后撤退，济南也回到蒋军手中。蒋介石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准备在9月初向讨蒋联军发动总攻。
与军事激战相互呼应，阎锡山在政治上也频频走动踌躇满志的棋子。经过长时间的联络会商，汪精卫于7月下旬转道日本到达北平，带领10名中委参加扩大会议，给这次活动罩了一层合法的外衣。8月7日，带着反蒋标记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会议代表只有21人，阎锡山派出的担任警戒的部队却有400人之多。会议通过了《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草案》，用激烈的言辞，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个人独裁，残害民众，罪不容诛，非打倒不可。联合宣言中称：“蒋中正背叛党义，篡窃政权，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度，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批派固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综其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去其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等等，等等，表现出势不两立且关系决断的姿态。会议还产生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常务委员会，汪如意地当上了“党头”，完成了党的改组；其后举行的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并宣布成立与南京政府对抗的北平国民政府。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谢持、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等七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则荣任国民政府的主席。至此，政府也组建起来了，阎锡山实现了最大的野心，获得了最高的权力，当上了“国家元首”。
接到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通知，阎锡山不由得喜悦难抑，感慨万分。由山西到晋绥，由晋绥到四省二市，一个原来在全国排不上名次的小省穷省的督军，就这样一步步攀升，而今居然得到了全国的政权。因此，尽管此时倒蒋战争已经走向滑坡，前线日益吃紧，他还是要尝尝当国家元首的荣耀和威风。于是，9月7日，阎锡山在大批亲信的簇拥下，从津浦前线赶到北平参加国民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
阎锡山迷信风水之说，接受了一些政客的建议，把典礼安排在民国19年（即1930年）9月9日9时举行。按阎的意思，还想在“四九”之上再加一个“九”，将时辰定为民国19年9月9日9时9分，以合《易经》中所说的“九五”飞龙在天之象，表示自己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是合天时、顺天意的帝王之兆。可能是这第五个“九”操作起来实在困难吧，阎最终接受了“四九”的时辰，被人们称为四九小朝廷。而不久之后，又有了新的说法：四个九字相加是三十六，恰好与“三十六计，走为上”相合，预示着这个小朝廷的狼狈和短命。
且说民国19年9月9日9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一派庄严热烈景象。数十名中外记者进行采访，熙熙攘攘。阎锡山、汪精卫等头面人物身穿长袍，满脸严肃和得意，缓缓步入会堂，依次在主席台就座。阎和汪在誓辞中说：“余誓以至诚，尊奉总理遗教，实行本党三民主义及政策，必信必忠，始终不渝。谨誓。”标志着他们取代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遗训的执行者。与会者鼓掌欢呼，气氛自是热烈。数十名中外记者频频摄影，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在会场中穿梭，也有一番庄重景象。
但不管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人政治上感觉如何得意，军事行动却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随着战事进展，蒋介石已取得明显优势，拥有30万大军，标榜“中立”的张学良，也就渐渐将倾斜的重心移向蒋方。加上阎锡山限于权力和财力，派往东北的代表开出的价格太低，在张学良面前倍受冷遇，情况就更是急转直下地恶化。阎锡山派往沈阳的代表，开始只有500元活动经费，应酬场合，不敢露面。后来贾景德等人去后，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一次，张学良的秘书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山西资助军费，开口就是300万。贾不能做主，忙报告阎锡山，阎锡山咬咬牙答应给50万。而蒋介石那面，情况全然不同。蒋派吴铁城等人到沈阳，在中国银行开了帐户，允诺只要能拉住张学良，就可不拘数目，随时提用。吴铁城用金钱把张学良的左右都收买下，因此，对张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张学良要军费300万，吴铁城一口答应给500万。蒋介石还特意在东北兵工厂买了10万支枪，每支价格比市价高出25元，等于送给张学良250万。南京政府答应拨给东北1000万，用以整理奉票和偿付外债。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开出大额的优惠清单：允诺给东北军大笔军费；答应由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由其部下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胜利后，冀、察、绥、鲁四省及平津地区由张全权管理，包括人事任免等中央都不予干涉等等。由于实力悬殊，阎与蒋争拉张学良，本来就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拉力赛，而阎锡山的小奸商作派又何能与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历炼出的气势相提并论？军阀之间，政治也是经济的继续。如此丰厚的报酬，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张学良本来就是要坐收渔人之利的，加上张的左右无不主张拥蒋倒阎，见时机已到，于是表示，如蒋军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张同时也将此意思透给阎锡山，算是不得罪老交情，也算是敲边鼓警告。8月中旬，济南已经被蒋军占领，东北军入关已是迫在眉睫。因此，前线告急。阎锡山来不及享受国家元首的种种荣耀，也不敢在北平久待，匆匆赶回石家庄亲自督战，企图借着政治上暂时兴旺的气势，将军事上的颓势和危势扭转过来。几天之后，为了安抚和鼓励士气，让军阀们尝到取得全国政权的甜头，阎锡山又慷慨地增补石友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使国府委员由七名增到九名。
但政治上的“胜利”难以挽回军事上的失败。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呼吁交战各方立即罢兵停战，等候中央政府处理。张学良的大军源源不断开进关内，压向平津。这实际上是替南京政府擂鼓助威，对反蒋联军无疑是沉重的背后一击。反蒋联军背腹受敌，汪精卫和阎锡山都退到了石家庄。对阎锡山来说，已经到手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辉煌头衔极具吸引力，不甘心随手弃之；而想到一旦失败将会遭遇的惩罚则又惊恐不已。阎锡山在石家庄正太大饭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是好。汪精卫主张：“一不做，二不休，只要能战下去就要战下去。就是最后退到大西北，也要跟蒋介石硬干到底！”冯玉祥赞同和支持汪精卫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