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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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窃谷偷田。没有窩赃聚盗，没有金丹洋烟。没有持刀行凶，没有打架挥拳。没有男子不孝，没有女子不贤。没有儿童失学，没有游手少年。没有家庭不睦，没有残忍可怜。这样模范村子，大家住得安全。做好人有饭吃，快乐好比神仙。从前乡下涣散，遇事没人向前。如今村闾邻长，都有管事的权。这个整理责任，就在你们双肩。爱家必爱家乡，千万不要推延。机会且莫错过，别人着了先鞭。奉劝诸君努力，荣誉流传万年。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皇权不下县”，县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所谓“山高皇帝远”，就成为县以下广大农村无法无天的普遍现象。清末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兴办实业、修筑交通、兴办社会教育等社会事业，都要进入农村，因而需要设立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自清末以所谓“地方自治”为名开展农村社会建设以来，各地已经取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和效果。但都没有阎锡山这样严密系统。可以说，山西进行“村本政治”的建设，以省级政府的名义推行村治实验，在全国的村治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阎锡山是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方势力对农村社会控制最严密、时间也最长的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阎锡山的进取和改革精神。当时挂名的中央政权，顾不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政策指示，而在全国范围内，也还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和办法。他把山西作为一个独立于外的“国家”来治理，是在特殊条件下一种大胆却又有效的选择。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他的“用民政治”的设计，主要是依照日本军国主义对社会的统治模式，但又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推行发展经济的为主的“六政三事”和以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为主的国民教育相结合，把农村置于严格、严密的控制之下。其目的，是以军国主义方法管住分散的农户，再以儒家“王道”、“仁政”的教化控制人们的思想，管住人心，让百姓不敢造反也不能造反。从而维持一个安定的社会基础，建立一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应当说，这比其它多数军阀只知道掠夺，只知道榨取，也只能使社会更加混乱的行为确实要高明得多，进步得多，更合乎人心和正义。后来的南京政府，基本上是以山西村治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制建设的。从组织体系上完成农村自治机构构建的过程，县以下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系统，首先是有利于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其次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梁漱溟先生是在近代致力于搞乡村建设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试图从教育入手，通过不断的改良，真诚地希望能够解决中国农村的破败落后问题。但他的愿望在军阀各自割据一方的大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而已。因此，他在看到山西村政建设的成就之后，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他1922年来山西，考察了山西村政建设，在对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都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力。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应当说，阎锡山大力进行村政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对于动乱不定和灾祸频发的冀、豫、鲁等省，山西成为一个较为安定富裕的地方。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述各地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致使与它们相邻的晋东、晋南一带的不少县，移入人口占到很大比例。如后来成为上党战役主战场的长治市屯留县，二、三十年代就进入大批移民。至今，在县域人口中，山东移民占到三分之一，河南移民占到三分之一，而祖籍山西者也只有三分之一。象这样的县，并不在少数。
2003年春夏之际，中国人民为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经过的那段曲折过程，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受到这件事的触动，有学者以确凿的史料为据，说到八十多年前发生在山西北部的一次肺疫防治情况。当时的疫情非常严重，而且发生在交通不便且十分贫瘠的北部山区，无论是防还是治，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对晋北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严格检查，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的各种规定，迅速行动。果断地采取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动员和组织百姓严密防范。聘请在晋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帮助，给专家以医务全权，依靠科学技术对付疫情。很短时间内，就动员起社会各界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极其不便，信息难以通达，社会公共设施更是无从谈起，民众的文化知识、卫生习惯及生活条件也都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应当说，在意外灾难面前，山西的基层社会结构，特别是村政建设显现出了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功能。
发展近代工业 建设铁路 实施“十年建设计划”
阎锡山从大连返晋后，一方面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示自己从此埋头不问政治的驯顺，另一方面，也是总结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更加认识到，实力的表现是军队，但其深厚的基础在经济。经过连年混战，尤其中原大战的极度损耗，山西的财力已经枯竭，再不迅速改变这种状态，将难以在山西维持下去。因此，他抓紧时间，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造产救国”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全省力量，为发展经济而努力。他亲自编写了一首《希望将来歌》，在省内传唱。其歌曰：“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在大力宣传鼓动的同时，他还以军事长官的名义，向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提出建议，建议由省政府出面制订建设计划。徐永昌本人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也不热心，就以省政府的名义，约请阎锡山主持这一工作。经过这一番程序性的表演，阎锡山以“桑梓之谊，不容推辞”为由，出任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委员长。
省政设计委员会抽调了200余名官员和专家，分头起草计划案。在阎锡山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他的意图编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当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社会建设，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家。阎锡山要求：“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后七年以经济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巩固他的统治的基础上，他对加强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视的。他倡导积极做事而反对无所作为，针对传统官场中庸碌懒散的风气，他强调：“中国的官吏以为不贪脏不枉法就是好官吏。现在时代不同了，务必依照已定计划案积极办事，如果办不到就科以贻误罪。”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共分三篇：总则，省建设计划之部，县、村建设之部，将规划的范围下伸到乡村一级，也是很有特色的。
成立西北实业公司，是十年建设计划的重头戏之一。西北实业公司，作为发展工、矿业的统管机构，由阎锡山亲任总经理，足见他对这一事业的高度重视。公司之下，筹办和建设的工厂有15个，范围包罗万象，涉及民生的各个方面。计有：西北煤矿第一厂，西北煤矿第二厂、西北炼钢厂、西北发电厂、西北洋灰厂、西北窑厂、西北木材厂、西北电化厂、西北制纸厂、兴农酒精厂、西北火柴厂、西北毛织厂、西北印刷厂、西北皮革制造厂、晋华卷烟厂等，此外，还有大型兵工厂壬申制造厂、壬申化学厂和育才炼钢机器厂改组而成的11个工厂，也统一划归西北实业公司。这些工厂是：西北机车厂、西北水压机厂、西北农工器具厂、西北铁工厂、西北铸造厂、西北机械厂、西北汽车修理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枪弹厂、西北化学厂、西北电汽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本省需求，还有相当数量行销周围省区。
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不仅使山西的军火工业更加发展壮大，而且对山西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它的发展，则使官僚资本主义在山西工业中比重占据了主导地位。山西从30年代起开始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地带，太原则成为华北的工业重镇。西北实业公司造就的数万产业大军，也为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为抗日战争做出过巨大而卓越的贡献。其企业的技术进步，也曾达到较高水平。西北实业公司不仅在山西的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了相当的比重。据南京政府“1928——1936全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全国时有产业工人四十余万，西北实业公司的工人总数近一万九千人，占到了全国工人总数的4·7％，而其中机器业的工人则占到了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左右。西北实业公司为山西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以它的企业为基础在太原形成的重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主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西北实业公司是阎锡山政权的所谓“人民公营事业”，在这个名称上，阎锡山也动了脑筋。不称“国营”或“省营”，是为了防止被蒋介石官僚资本吞并。而实际上，也仍然是山西的官办企业，其业务范围至为广泛，大至钢铁、煤炭，小至火柴、香烟，军需、民用，无所不包，实行垄断性经营，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排挤和打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后来，随着阎锡山日益走向反共、反人民的深渊，西北实业公司也变作他的工具，在它的挤压下，山西民族工商业由盛而衰，山西的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而停滞不前。
而同蒲铁路的修建，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成绩。
从北往南，从东往西，山西境内山峦重迭，沟壑纵横，很多地方只有曲折蜿蜒的小路，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地影响着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山西全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境都有煤炭，而且储量丰富，品种多，质量高，但因山川阻塞，运输落后，资源优势无法发挥，“捧着金碗讨饭吃”。同蒲线贯穿山西南北，北起大同，南到晋西南的蒲州，总长达一千多公里。它通过全省人口密集的几大盆地，把山西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串通起来，对于山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随着铁路在中国的修建，有识之士早已筹划过多次，但都因缺资金而成为空中楼阁。阎锡山决心要修这条铁路，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他曾说：“日本的铁路交通非常方便，遇到战事，政府一下令，只要三、四个钟头就可以把军队调回东京。我们修一条纵贯山西南北的铁路，将来有事，北起大同南到蒲州的军队，半天就可以调回太原来。”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兵工修路的办法，亲自担任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总指挥。筑路工程中的土石方，均由兵工完成，调动了60师、69师、71师、72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和各师旅中的工兵，约3万多人参加修路工程。兵工修路，调度指挥方便迅速，质量也比较有保证，只给兵士发低微的津贴费，成本就降低了许多。阎锡山对采用这个办法很是得意，曾经表示：兵工筑路，不但在我省是创举，即在全国亦是创举。这件事如果做好，在国家可化不生产者为生产者，在军人可化单纯职业为复式职业。在同蒲路的修建上他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他以一个精明商人的头脑，千方百计节省金钱，降低成本。他说：“蒙愿此次修一最经济之铁路。何为最经济？即坚固与省钱两者兼是也。”预算一抠再抠，用料尽量节省，能制作的就不购买，只要有廉价替代品就千方百计采用。如，所用路轨比同等铁路的轨更轻，隧道能小一圈就小一圈，可用木桥就不用混凝土桥，车站上的信号、道闸等设施，全部不用汽刹而采用手工操作的办法。这当然会影响到路的质量和功用，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也体现出一种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精神。
说到同蒲铁路，自然要问一下为什么修成窄轨。流行的看法是：这主要是阎锡山经营自己独立王国的需要。窄轨不能与外地的标轨相接，自己要出去容易，外人想开进来难于上青天。其实，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无论是运兵还是运物，窄轨铁路的运能和效率都要比标轨铁路低得多。标轨铁路的优越是显而易见的。修窄轨路，一方面是由山西铁路的历史状态形成的，另一方面，主要也也是出于省钱的考虑。从太原到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全长243公里，在山西境内有170公里。这条铁路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列强瓜分中国，先由俄国取得了筑路权，俄国又转手让给法国银行公司承办。法国人在修建时采用了一米窄轨。当时，清政府还多次与法人交涉，请求采用1·435米的标轨，但由于清政府既无权又无钱，请求无用，也就只好听任殖民者的摆弄，于是，正太路就修成了窄轨。此时，阎锡山还在太原武备学堂学习，显然与正太路的窄轨攀不上关系。同蒲路的修建从1907年2月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开始，采用“本省绅商招股自造”的筹资方式。修了3年，只不过在太原以南的榆次到北腰村之间修起7公里路基，就因筹资困难和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工。1913年，又由“商办”改为“国办”，进入同成路（由大同——太原——西安——成都）的规划中，交向法国借款修筑。袁世凯把借款都用于打内战使用，因此，十年之间，只是办办停停地测路，并不能铺成一寸铁轨。1927年，阎锡山提出要由山西自筹资金修筑同蒲路，并聘用德国工程师带队继续进行测量，又用三年时间，将全线测量完毕。对于修筑标轨还是窄轨的问题，阎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意见对立。南京政府铁道部提出要采用标轨，阎锡山则坚持采用像正太路一样的窄轨。
阎锡山坚持将同蒲铁路修成窄轨，也是为了与蒋介石对抗，不让蒋的势力借修路之机伸到山西。因为蒋介石为建立一个北与京绥、南与陇海相接的铁路系统，向法国借款9000万法郎，准备修建从大同到潼关的铁路。阎锡山支持下的山西民间团体，反对南京政府铁道部借外资修路的计划，坚持要本省自筹资金修建。以山西当时的经济实力，要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修筑这么长的一条铁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节约资金，考虑经济效益，就成为头等大事。聘用的工程师也认为工程艰巨，费用浩大，建议修成窄轨。阎锡山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经过精细测算，还专门编了一本《山西修筑窄轨铁路之理由》的书，反复阐明和宣传以经济节省为原则，修筑窄轨投资少、得利快的好处。书中宣称：同蒲铁路的测量定线工作，将近六年，有的路段测量三、四次，甚至六七次，虽费时费力，却找到了经济合理的线路。如绕开了石岭关、雁门关，另选新线，虽多走路程，却避开了艰巨的谷桥、隧道、深挖、高填等工程，经费大省，效益大增。而且通过对当时所有八种规格的铁轨的测算，得知：如用标轨，全线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