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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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蒋的谈话精神，直接印发到各个部队。阎锡山得到密报，随即召见王靖国，命令他立即将印发下去的材料追回，还当着众多高干的面阴沉着脸说：“你们拿军队的，掌组织的，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枪。告诉你们，不要把我当汉献帝对待。”吓得王靖国满面流汗，连连请罪。这事也给了阎锡山一个刺激：多亲密的部下，也需要防范和监视。于是，他又千方百计要把梁化之扶上同志会的领导位置。在召开基干同志第四次全体会议时，阎锡山宣布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同志会的领导机构。按他事先定下的基调，这次所谓“民主选举”，应选出十三名高干，按组、军、政、经等部门实行分职负责，而由梁化之任同志会组织领导机构工委会的主任委员。结果，选举下来，参加会议的560多名基干，只有120多人投梁化之的票，梁只能当选一个普通的“开展高干”。阎锡山听到报告后大为震怒，立即召开临时高干会议。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色厉声严地说：“你们都有你们的组织了，合不到一起了，从此各干各的吧。这个会议就是散摊子会议，我自己有我的主意。”说罢，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如此紧张的气氛，让高干们体会到了“会长”绝对权威的厉害。经过检讨，还是按阎的意图，由基干会重新“选举”梁化之为工委会主任委员。
除了加强对领导层的严密控制和操纵，还要从思想上精神上控制各级基层干部。阎锡山在克难坡又举办所谓“烘炉训练”，其寓意是把人像矿石一样投入炼铁炉，经过冶炼，使其脱胎换骨，成为“是甚是甚，做甚务甚，不容人不，能使人能”的“万能干部”。通过烘炉冶炼，达到人人“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成为会长化身”的目标。“烘炉训练”的对象包括军队连以上，行政区以上干部，机关、学校、经济、部队政工人员及同志会组织系统的干部。先后参加训练的达到二万多人，足见其规模之大，也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之高。参加烘炉训练的人，每天早晨六点，都要在广场集合，接受阎锡山以会长身分进行的训话。集会时，要高唱阎锡山亲自编写的“洪训”歌。其歌词是：
高山大河，化日熏风，俯仰天地，何始何终；
谋国不预，人物皆空，克难洪炉，人才是宗；
万能干部，陶冶其中，人格气节，革命先锋；
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
自动彻底，职务唯忠，抗战胜利，复兴成功。
“人格”，“气节”，“抗战”，“复兴”，极为冠冕堂皇的词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良苦用心。阎锡山对于蒋介石的一套办法，是不大看得起的，认为过于陈旧无能，不能适应潮流，不能为民众所接受。而他看到共产党的办法多，有活力，能够吸引民众，于是他早就宣扬，要“以共产党之道，还治共产党之身”。他屡屡借用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把培训干部放在重要位置。可惜，由于他的立场和利益与民众尖锐对立，共产党那一套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办法，他是无法学到的。照猫画虎，也枉费心机而已。
趁烘炉训练之机，阎锡山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用制造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方法，强化对干部的思想控制。不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提到“会长”二字，在场的人都必须肃立致敬。在集会的场合，见到阎锡山出现，都必须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敬爱会长”、“服从会长”的口号。阎的一套工作形式，也充满了浓厚的封建帝王色彩。讲话须称“训话”，看过的信要批“上阅”，准备亲复的信件批“上复”，作出的批复称为“手谕”。与蒋介石使用的词语如出一辙，从中倒也可以窥见其真实心地。阎讲话时，全体立正静听，没有“稍息”的口令，任何人不许稍息，否则，就被揪上“烘炉台”罚跪，以示惩戒。阎锡山为了搞这个训练，确实也费神费力。除去每天清晨训话之外，还要在每期毕训前亲自接见每一个受训干部。阎端坐在堂上，由培训会负责人唱名，被接见者入内，至阎面前行礼，阎威严而亲切地注视片刻，表示赞许和鼓励，而后被接见者绕至阎背后退出。就这么一场短暂的“接见”，也曾使不少受训者受到鼓舞，觉得得到了“会长”的好感和器重，从此更忠实地为之卖命。另一方面，在“烘训”中，派出大量特务和耳目，深入到各个小组，对干部进行监视和监督。他特意命令亲信组织“服务士队”，以担任清洁卫生、勤杂事务为名，安插到各层组织中，搜集学员各种言论行动，向他密报。有所谓“严重问题”的，就定为“炉碴灰”，送去服劳役甚至秘密处死；属于所谓“一般问题”的，他要当面与本人谈话，以显示事无巨细，人前背后，一切情况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被接见谈话的人，往往被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不敢存有任何忤逆之心。阎锡山用这种办法，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国王”和“万岁”。
为了加强对社会各界的控制，阎锡山还向封建帮会乞请援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将旧有帮会“组织化”、“现代化”，发挥其在社会上的重大潜力。在克难坡先后建立起了阎记青帮“安青进步委员会”和阎记洪帮“进步总社”。安青会的帮号为“明德堂”，阎锡山自封为嘉白帮大字班老前辈，道号称“阎大成”。大部分文武官员都加入此帮，各自发展徒子徒孙。进步总社的帮号为“进步堂”，奉阎锡山为山主，化名为“齐继川”。
阎锡山及其智囊们费了许多心机，搞了这么多名堂，实现了他“以同志会主张，为自己目标努力，以洪门力量，团结民众，领导民众”的目标，在晋西一隅之地，巩固了阎家天下。在竭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方面，确实，阎锡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用心，也更有效。但他面前的路却是越走越窄。经历过十二月事变之后，与八路军和新军的隔阂已是难以消除。在重庆方面，还不断有人放风说，山西因为阎先生搞什么“执两用中”，把共产党也当成“两”中之一来运用，结果是被共产党渗入军队，把他的看家本钱弄得几乎瓦解。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使阎锡山伤心、恼火而又惊惧。不论面子上如何亲热，从根本上，与蒋介石的利害冲突不可调和；从自己在山西称王称霸的需要出发，与共产党的联合也势将破裂。三颗鸡蛋已经踩破了两颗，剩下的路，阎锡山该如何走呢？
弃民族大义 公然与日伪合流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不少同学，后来都是侵华日军的大小头目。利用与日本人熟悉的关系，阎锡山也早就与日本有经济往来。1917年，阎就向日本驻北京的大仓洋行购买过军火，而这个大仓洋行实际上是日本军阀与中国亲日军阀勾结的特务机关。到二十年代，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铃木高桥，曾两度到太原与阎锡山拉关系。土肥原是阎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经常来往于京、津、太原之间，对山西的地理情况作了极为详细的侦察。日军破坏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军队直插地势复杂的平型一带，就是土肥原事前侦察地形的结果。阎参加“北伐”时，也是得到了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大力支持，才顺利地占据了平、津两市。而阎、冯倒蒋的中原大战，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背后的支持的。阎失败后受蒋介石的一再逼迫，从天津逃往日本控制下的大连，乘坐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轮船。从大连跑回山西，也用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飞机。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并无商务来往也无日侨居住的太原、大同派驻了领事，日本特务在太原多处设立机构，阎锡山都视而不见，默然允许。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对阎锡山是一面拉拢，一面压迫；阎则是一面与日寇勾结，一面表示要“守土抗战”。他的如意算盘是用讨好换得日军不攻山西，而晋绥军也不出山西作战，彼此相安无事，自己只得好处不吃亏。只要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阎锡山不仅对日本人没什么仇恨，实际上反倒是寄予厚望的。
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建立并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战热情，从不同的方面，给了阎锡山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看到，公然投靠日寇，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全国人民唾骂的对象，心有所忌，不敢冒然走出这一步。而利用抗战的口号，却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实力，有利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有利于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另一方面，与陕北红军隔河而居的地理条件，使他产生了利用红军对抗日军，对抗蒋介石的暗算，从而保住自己的地盘的想法。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从来就是阎锡山一切算计的出发点。因此，当日军逼近山西，他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当共产党把东征红军撤回，诚心诚意与他联合抗日的时候，阎锡山选择了联共抗战的正确路线，并在山西大地上做出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壮举。
但是，阎锡山的阶级立场和利益，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从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当他感到自己独霸山西的愿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立场和行为就发生了变化。
1941年7月，在举办“烘炉训练”的同时，阎锡山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转向制造舆论。他到处宣讲“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他的高干们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生存为目的，只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他还以苏联革命初期与德国订立和约，列宁面对认为这是“割地求和”的指责，回答“存在即是真理”的事例为自己辩解说，“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的主张是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存在就是真理。”阎锡山还从自己熟悉的儒家学说中，挖空心思地寻找依据。《论语》中有两段话，一段是说，公山弗扰反叛，派人请孔子，“子欲往”；晋大夫家臣叛乱，请孔子去，“子欲往”。其实，这两段话所要说明的，“子欲往”并不是孔子愿意去跟叛臣攀关系，而是显示孔子为推行圣道，既不避危难也能灵活权变并保持节操的崇高品质。但阎锡山在讲述时，却歪曲原意，大讲面对叛乱者的邀请，“子欲往”，说明圣人也认为为了达到目的怎么做都行，从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真可谓费尽心机。
在做了舆论准备之后，阎锡山就推出了“亚洲同盟”的计划。他宣称，世界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洲同盟”，而“亚洲同盟”的盟主只能是日本。只有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起“亚洲同盟”，中国才能不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欺侮，也才能防止苏俄的“赤化”。他授意心腹贾景德，草拟所谓“亚盟宣言”，称：“亚洲之国，日本为先进，中、印为大国。以日本之强，辅以中、印之大，在亚洲唯马首是瞻”；“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有无相通，长短互助，庶几可以自荣达到共荣，以共荣促进自荣”；“以天下为公，成世界大同，岂徒亚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将所谓“亚盟”吹得天花乱坠。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阎锡山那些慷慨激昂的抗战言论不见了，而代之以赤裸裸的投降言论：“目前只有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沿着这条“出路”，对公开投敌的部下，他不许声讨；以王靖国等人的名义，派出代表，和日军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的内容是期望借助日军的力量，将在山西抗日的军队八路军、决死队共同剿除。
在与阎锡山打交道的长期过程中，日本人也看清了他的特点。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称：“山西军比中央军和八路军缺乏战斗意志。”1940年春，日军宪兵特务到克难坡与阎锡山见面，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以到前方视察的名义，到孝义县与日军代表进行谈判。临行前，阎锡山交代了谈判四原则：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赵向日方代表转达了阎的意思，并代表阎向日方提出具体要求：先给晋绥军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日方口头上完全答应，并表示：只要阎阁下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1941年3月，赵承绶等与日军驻汾阳旅团的高级参谋举行第二次会谈，达成了如下协议：日阎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动，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尤其前线部队要彼此友好往来，不得发生冲突；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双方经过一系列接触、会谈，到7月底时，对所有条文商定出明确意见，约定于8月间在汾阳签字。8月11日，签字仪式在驻汾阳城的日军司令部举行，签字的协定通称《汾阳协定》，包括“晋绥军与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两部分。根据协定，日方允诺：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5万支，轻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及部分子弹；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2000万元，另给“机密费”700万元；3、日方供应阎方军队给养及一切装备；4、日方分两批拨给阎方50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充实阎方的力量；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给阎方。阎方则需要做到：1、阎锡山本人即刻通电，发表独立宣言，脱离重庆国民政府；2、将小船窝黄河渡口交给日方派军驻守；3、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4、阎锡山本人第一步需进驻孝义，日方将晋中政权交阎方接管。第二步需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第三步进驻北京，与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合作，阎锡山担任伪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5、此后根据形势和需要，阎锡山还要组建“华北国”。这个协定，在政治上标志着阎锡山已完全堕落成为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当然，尽管协定签订了，阎锡山还是按他的习惯打小算盘，用骑墙敷衍的办法，尽可能先取得实利。他并没有按照协定匆忙行动，而是一心想得到日军提供的武器装备，先扩大实力。在武器装备没有到手之前，他采取拖延的策略，也找借口不实施自己的行动。这样拖延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客观上，阎的投降日寇的嘴脸也就未能完全暴露在国人面前。
蒋介石察听到了阎与日军勾结的消息，担心二战区脱离控制，会分散和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不利于反共事业，忙派阎的老部下徐永昌和贾景德由重庆来到克难坡，面见阎锡山。要求对日求和，只可从缓，并不要单独进行。阎锡山于是借机提出“补给问题”，声称“二战区环境恶劣，补给困难，如政府在经济上不大大予以接济，则必将在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遭到毁灭。”蒋介石只好答应给予补助，增加军费，且同意为了共同防共，仍可与日本人保持联系。而此前，中共代表王世英也面见了阎锡山，转达了中共对形势和降日问题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