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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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被迫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出面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按他的既定策略，迅速调兵遣将，抢占全省的地盘，抢占太原。
阎先后乘坐日军的铁甲车和军用卡车，在大批日军的护卫下，于8月30日返回离别八年之久的太原。进入太原的当晚，他就与伪省长等汉奸会面，提出“全省各地旧有文武官员照常供职，一切率由旧章，照常行事，不必有所顾虑。”次日，在大小汉奸们举行的“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的大会上，他公开对汉奸们表示安慰，声称“行者”与“居者”同功，说什么：“行者”虽经过八年多跋山越岭的辛苦，“居者”亦遭受八年多的精神苦痛，千万不要自划鸿沟，自行隔离。“行者”与“居者”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区分彼此，而应团结一致，精诚合作，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产党。阎将日伪军正式改编为五个省防军，成为他手下一支反共力量。紧接着，他就亲赴日军司令部“拜访”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迫不急待地提出所谓“武力寄存”问题，要求把驻在山西境内的全部日军，全部归他改编，换个番号，照常驻扎原地，与二战区军队共同“剿共”。对这种公然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连日本人都感到难以完全接受。日军表示，山西的日本派遣军全部留下不可能，可考虑留下一部分，最好是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阎锡山见自己的精心策划取得了效果，很是高兴，便迅速聘请日军的一批高官为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并委任日军旅团长板井少将为“太原警备司令”。为了不伤侵略军的“感情”，山西境内始终没有举行“受降”仪式。对重庆国民政府，则采取蒙哄欺骗的办法，将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上报，宣称“二战区接受完毕”。
在阎锡山的精心策划下，由亲信赵承绶等出面，以“日中双方志同道合共谋大事”为宗旨，成立了所谓“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简称“合谋社”，还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日侨管理处”，积极活动，进行日军“残留”工作。阎锡山毫不掩饰地对部下说：“现在我们的兵力不够，应付不了共产党。为了充实兵力，只得招兵，但招兵又有困难，即使召来十万中国兵，也顶不上一万日本人。你们要好好努力，分头动员，设法争取，越快越好。”经过一番努力，阎锡山“残留”下包括军官、士兵、技术人员和家属在内的日本人6000余名，号称一万。凡被留用者，一律官升三级，兵发双饷。这种优厚待遇，让日本人也意外地感动不已。日军头目城野宏在鼓动日军官兵“残留”的大会上，激昂慷慨地号召：“凡是不愿回国作亡国奴而具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国民，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勇敢无畏地留下来！”阎锡山还让他的亲戚徐士珙和日本人城野宏出面，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亚盟会”，动员和笼络日军俘虏参加，他对日俘表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如能密切合作，就可以增加反共的力量，对于中、日两国，都有很大的利益。”阎锡山居然将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发展到了日俘中间，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劣和寻求反共帮手的急迫，完全暴露无遗。
一边是对日、伪笑脸相迎，情同手足，另一边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则是充满仇恨，迫不及待地要予以消灭。在急急忙忙进占太原的同时，阎锡山在孝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抢占上党的问题。上党，是指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上党郡为其一，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总部曾长期驻在上党，领导和指挥抗战。如能抢占上党，对于在山西境内的共产党、八路军力量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占领上党之后，向东向南，均能居高临下，向华北和中原伸手。有的将领对此疑虑重重，认为上党是八路军势力最强的地区，孤军深入，更犯兵家大忌。但阎锡山坚持认为要巩固山西，进而控制华北，必须先占据上党。他排除异议，坚持己见，拼凑起一支17000余人的部队，派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于8月17日由汾东地区向东开进，直扑上党。
开始时，史泽波不断传来捷报，顺利占据了六座县城。阎锡山接到捷报，踌躇满志，喜从中来，更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完全正确。当晚特意与身边的将领们开了个碰头会以示庆祝。会上，阎锡山容光焕发，频频与将领们碰杯，似乎对打响内战第一枪，轻取上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但他轻估了共产党“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轻估了八路军和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对此事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7页）9月初，正在延安开会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乘飞机返回上党，指挥八路军打响了上党战役，决定将来犯的阎匪军歼灭在上党。八路军迅速将史泽波占领的六座县城夺了回来，肃清外围，团团包围了长治城，并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斗。史泽波被围在孤城之中，向阎锡山连发急电，请求援兵。在这出乎意料的突变面前，阎锡山惊惶失措，但仍不相信会一败涂地，一面复电称：“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一面急忙拼凑力量，组织起两万余人的部队，前往上党增援。
时值晚秋，阴雨连绵，山洪漫流，泥泞阻道。阎军炮兵、辎重不少，兵士除携带自己的弹药之外，还给长治守军带了许多弹药，步履艰难，每日只能走二、三十里。再加上沿途民兵和游击队的袭扰，部队士气低落，怨声载道。因此，在八路军的坚决抗击面前，损失惨重，难以挪动。阎锡山得知增援无望后，为保存实力，令援军撤退。阎军狼狈不堪，官兵各不相顾，争先恐后，在一条不到十米宽的小路上蜂拥逃窜，自相践踏。八路军尾追和拦截部队两面夹攻，阎军彻底崩溃。援军司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死于乱军之中，还有多名高级军官被俘，除逃回2000来人之外，援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像挨了当头一棒，气急败坏而又无可奈何。援军被消灭之后，困在孤城中的史泽波主张坚守，伺机突围。阎锡山却下令，要困在长治的守军退回临汾。史泽波只好率残兵乘夜弃城，向西逃窜。结果在沁河河畔被八路军围歼。史泽波和多名高官成为俘虏，除千余人侥幸逃脱外，也是全军覆灭。
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所谓“精锐”部队被歼灭13个师共三万五千多人，占到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人民解放军的这一拳，确实打得他喘不上气来。阎锡山的如意算盘，遭到如此重击，气得他卧床不起，连62岁的生日也不过了。对共产党的仇恨又增几分，与共产党斗争到底的决心也更见其顽固。上党战役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焦虑不安，阎锡山常常通宵失眠。为了逃避痛苦，他跑到聘用日本战犯培训军官的“省训团”去寻求安慰。他在省训团里传见各队队长，再三要求要听日本教官的话，要好好向日本教官学习。他甚至荒谬地提出：“在这里学习，和去日本留学是一样的，机会真正难得。”此时的阎锡山，已经满脑子只有反共一件事情了。
穷途末路 依靠特务维持
阎锡山对共产主义是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的，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有着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承认，“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并承认人类社会“露有一个私有的大空隙”，让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他的立场，天然地是站在十分之三以下的那一边，因此，对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群起而攻之充满着畏惧和仇恨。经历了抗战的酸甜苦辣，经历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惊险和难堪，阎锡山就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真正的目标。他说：“我竭尽全力反共，乃因为我指挥共产党的军队八年，又与之斗争五年，前后有十三年之久，深知共产党的做法。”联共抗战的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看到了共产党为贫苦百姓谋利益的决心和力量，也看到了在共产党的发动和组织下，穷苦人民站起来时爆发出的仇恨和怒火的可怕。不管他在理论上如何大谈“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合理，也不管他提出过什么样的治理国家的良方，只要共产党存在，发展，他阎锡山就没有好日子过，更不用说继续当山西的太上皇。自当都督以来，他的财产天文数字般飞速上升。其父、岳、继母、妻、子、亲戚等，都先后挂上了董事长、经理、名誉董事之类的职衔，在名目众多的“公营”和私营企事业中大发其财。别的不论，仅在五台河边一带，阎家集地不下20万亩，已经是山西最大的地主了。政治理念与经济利益，都与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水火难容。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共产党为自己服务，但条件已变，就不能允许共产党在自己眼皮底下生存发展。
和平和复兴都等于消灭共产党，但消灭共产党又谈何容易。“共产党能笼络人心”，自己的作为又恰恰不得人心，为了维护和保持在山西的统治，除了军队之外，只有依靠特务组织。因此，返回太原后，他大力发展和强化特务机构，迅速组成了三大特务系统：特警处，政卫处和参训队。“特警处”全称是“特种警宪指挥处”，拥有大小70多个单位，1400多名专职特工人员，720名武装特务和900多名派出人员。其骨干分子是第二战区政治部阎的亲信梁化之手下的特工和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败类。它规模庞大，权力无限，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可以随意扣捕山西境内任何军政人员和民众，任意审讯、残酷毒打并处死。在太原市的行政、军事、经济、教育各机关以及工厂、学校、商号、饭店、旅店等地方，都有秘密发展的“细胞”，随时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人们稍有不慎，言论中透露出对阎锡山的不满，就会被特警处抓捕、审讯、禁闭，以至杀死。日军投降后的山西大地，成为特务统治下的黑暗世界。“政卫处”仅次于特警处，是阎锡山掌握军队内部动向，搜集共产党、牺盟会和决死队情报的耳目。“参训队”全称是“太原绥靖公署谍报参谋训练队”，是训练军事谍报参谋和进行军事情报活动的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与军队一起，成为阎锡山存在的支柱。依靠这些力量，阎锡山千方百计制造名堂，对军队和民众进行空前的残酷统治。
上党战役中，近三万官兵被俘，其他地区，也有许多当过八路军俘虏的兵士。八路军优待俘虏，采取宽大政策，对愿返回者，都发给路费，开给路条，予以释放。这些被放回来的官兵，特别是干部，成为阎锡山心中的一块病。一方面，他惧怕这些人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变成了他的敌人；另一方面，更怕他们回来宣传，瓦解和动摇军心。于是就成立了“晋绥军返部干部集训团”，简称“返干团”，他亲自担任团长，将被俘释放的干部都集中于内，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集中营，以“警戒严密，追查彻底，宁枉勿漏，断绝归路”为原则，由“特警处”等特务组织进行残酷迫害。释放干部进团编队后，三个月内不准外出、不准窜队、不准和家属亲友见面，严密拘禁，强迫写自白书，并揭发别人。对所谓“有问题”者，分别开班斗争、队斗争、团斗争大会，采取车轮战、围攻、棒打等办法，反复予以肉体和精神的折磨。1947年6月之后，竟然仿照封建时代给囚犯刺字的做法，采用灭绝人性的“刺字刑”，给释放官兵臂部针刺上反共反人民的字样。他以为用这样卑劣的办法，就能够断绝向共产党向人民归顺的道路，迫使这些人永远受他的驱使，为他卖命终生。有一个上士班长，在额部明显位置刺了“誓死剿灭共匪”六字，受到阎锡山的特别嘉奖，奖给法币300万元，并赐予“忠贞先锋”称号；而在上党战役中被俘的一个中将炮兵司令，在大臂上刺了“雪耻”二字，受到严厉责难，迫不得已又在小臂上刺了“灭共”二字，才被释放出团。一个炮兵团长，被人密报在被俘期间说过“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的话，立即被“特警处”拷打审讯后秘密活埋；还有的被刺刀刺死，被注射毒针毒死。阎锡山居然将这些罪行称作是“大慈大悲的教育，抹上红红擦红红的政治教育”。经过上述迫害和折磨后，这些释放官兵，还被组成所谓“奋斗雪耻团”，再次送到前线充当炮灰。阎锡山的做法，可谓丧心病狂而坏事做绝。
在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迫害方面，阎锡山也设计出了一套办法。他制定所谓《动员戡乱复兴工作纲领》，提出要建立“铁村”，完成“铁政”，展开了乱打乱杀的“三自传训”运动。“三自”包括“自清”、“自卫”、“自治”。所谓“自清”，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动手肃清“伪装分子”，即对阎锡山的统治不满，同情和倾向共产党的民众；“自卫”，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共产党；“自治”，就是要达到处处、村村都加强他的反动统治的目的。晋绥军有一名团长名叫赵俊义，按照“三自”，制定了一套所谓“肃伪办法”。把驻区内的民众集中起来，先进行“自清”，让人们坦白或相互揭发是否共产党，是否给八路军办过事。“彻底坦白”的人算是“转生”，对“不自白”或“嫌疑大”的人，就分别进行斗争直到随意杀死。“自清”之后，将青壮年编成自卫队，经过训练，发给枪支，实行“自卫”；“自卫”之下，“秩序”和“治安”较好的村庄就实行“兵农合一”，让群众领取份地进行生产，就算是实现了“自治”。赵俊义按此方法，恣意迫害、残杀革命群众和无辜百姓，仅在寿阳一个十余万人口的小县，便杀了600余人。或乱棍打死，或刀砍、枪毙、草刀铡，或活埋、水淹，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而阎锡山却认为这是对付共产党的有效办法，并亲自命名为“俊义奋斗法”，将赵俊义擢升为副师长，以示表彰。“三自传训”的办法推广开后，强迫县、区、村的干部进行“自白转生”，“自白自己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自白之后，如被揭发为“不彻底”，就被大会斗争，当场乱棍打死。在阎锡山统治所及的地区，特别是太原附近的晋中地区，到处发生乱棍打死所谓“伪装分子”的惨剧。根据阎锡山的省政府1947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推行“三自传训”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在晋中各县遭受毒打和被杀害的民众，达到八、九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和杀害的就有三千余人。平遥县一夜打死700余人，介休县打死180余人，太谷县200余人，榆次县打死540余人，阳曲县300余人，清源县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