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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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确实也在袁世凯的面前为他说了不少好话。现在段琪瑞在中央政府掌了大权，阎锡山自然更是趋炎附势，同时，自己的腰杆子也就硬了起来。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他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对于山西的军政大事，不闻不问，以示没有野心。袁世凯一死，他就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处境了。他先是赶走了袁世凯派到山西的巡按使（即省长）金永；接着就准备收回先前放弃的军权，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时任山西军政司司长、督军府参谋长、混成旅旅长的黄国梁。
这时，也有人想要利用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这个变化来对付他。这就是投靠山西的吴禄贞的部下孔庚。孔庚投靠山西后，也曾为阎锡山出过大力，长期坐镇包头，治理地方有方，名震塞北。袁世凯曾当面嘉奖过他，而他与副总统黎元洪又是老乡，来往密切，并将不少同乡旧部，安插在部队中，因此引起阎锡山的莫大疑忌。阎曾暗中操纵孔的部下发动“兵变”，企图将孔杀害，但孔因此时不在自己办公室而侥幸躲过。后来，在袁世凯称帝时，孔庚秘密进行过反袁活动，更为阎锡山所不容。阎曾一度撤掉孔的职务，将其软禁在太原。孔庚这时就和黄国梁勾结起来，密谋将阎锡山取而代之。由于袁世凯时代强行压缩山西军队的编制，只剩下黄国梁所部的一个旅。袁死后，黄国梁就着手扩军。他大批训练军队的基层干部，又挪用军费修建营盘。他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一个旅扩充为一个师。计划拟得非常周密详尽，只剩下将师长的名字填上黄国梁三个字。在黄国梁看来，与阎锡山的关系非同寻常。既是早年的拜把子弟兄，又从太原起义以来一直亲密共事，还在袁世凯的监视下替阎锡山担惊受怕地顶了几年门户。艰险过去，现在得到发展的机会了，军队扩编，自己顺理成章地当个师长还有什么过分之处吗？却不料，计划送到阎锡山处，阎看过后勃然大怒，将计划扔在地上，拍着桌子大骂：“绍斋也太不把蒙放在眼里了，这样，干脆这个督军就由他当好了，何必还用蒙作傀儡？一点小事，他都不听蒙的，难道蒙就那么听话！”素日积累的矛盾找着了爆发的导火索，早已成竹在胸的图谋得到了实现的时机。阎锡山逮着了好机会，岂能轻易放过。他既不看拜把子弟兄的面子，也不理采长期共事的交情，表现出一副震怒的模样，立刻把秘书长召来，拟了一份电报，拍发给北京黎元洪总统和段琪瑞国务总理。电文声称“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徒事实，实已迹近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请北京政府撤销黄的职务。当然，不用等北京政府的批复，他就迫不及待地采取了狠下毒手的行动。他怒气冲冲地把宪兵司令找来，亲手写了一道手谕：“黄国梁着即免职，限即日离开太原。”当面命令宪兵司令派兵包围黄的住所，禁止黄与外界任何人见面，监视黄于次日早晨离开太原。宪兵司令虽然曾是黄的好友，此时也不得不绝情相逼。黄国梁被迫郁郁寡欢地离去，临行感慨良多：因为原来的山西军政司长、阎锡山的另一位好同学，太原起义后曾任副都督的温寿泉，是黄国梁在阎锡山的授意下逼走的。性格爽直的黄国梁，虽然是阎锡山患难与共的把兄弟，却难与阎锡山同行一路。
对于时任晋北镇守使的孔庚，阎锡山也毫不客气，让亲信张树帜趁孔进京不在大同期间，带兵闯入镇守使署监印室，将镇守使关防抢走。孔庚知道是阎指使所为，只得忍气吞声，乖乖地将镇守使职务交与张树帜，离开了山西。
这年7月，阎锡山应邀进京面见黎元洪，回到住处，哈哈大笑着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他看不起黎元洪，这一次却差点遭了黎元洪暗算。次日晚，段琪瑞派一个亲信，把阎锡山请去密谈了很久。原来，孔庚、黄国梁被迫离开太原后，并不死心，再三鼓动黎元洪采取“调虎离山计”，把阎锡山调到北京，而后孔庚、黄国梁秘密回到太原，由黎元洪出面明令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阎锡山在北京，措手不及，鞭长莫及，到时候也只能认命，他的这个老窝就给端掉了。段琪瑞得到了这个消息，为拉拢地方实力派，以念师生之谊为由，迅速把消息透露给了阎锡山，并面授机宜：即日化装离开北京，间道转回太原。只要能先他们一步回到太原，控制局势，黎元洪就不敢动手。老谋深算的段琪瑞替阎锡山筹划一番，想得十分周到：叫他次日一早乘京汉路车离开北京，为避开耳目，不要在石家庄转车。南下直到河南新乡，换坐车到清化，翻过王屋山，然后从旱路赶回太原。
这消息，对阎锡山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轻而易举地挤走了黄国梁和孔庚，却又差点被他俩暗算。看不起黎元洪，却险入黎的陷阱。在对段琪瑞感激涕零的同时，也对黎元洪他们恼恨不已。阎锡山经历过几次突如其来的风险了，这一次就老练得多。经过考虑，他不肯照段琪瑞的计划，绕个大弯子，那样既费时间又多变数，决定还是坐京汉线的车到石家庄转太原。为了保密，他精心策划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对部下交代说：“蒙想还是坐京汉车从石家庄转太原，比较迅速可靠。不过，蒙不能从车站上车，免得引起他们注意。”他吩咐部下用400块大洋买通火车司机和扬旗手，将火车开离站台到扬旗地方时，尽量开慢些，让他能够从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上车。而后又说：“只要蒙离开北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蒙走了以后，你们几个都不要出门。总统府派人来找，就推说蒙病了。他们要是派人来看望，你们就撒个谎，到哪家医院看病去了。总之是要想尽办法，把他们支吾过去。等接到蒙从太原来的电报以后，你们可以打个电话给总统府，就说‘阎督军已经回到山西了’。在电话里，要把话说硬一点，不要露出咱们山西人的软弱劲儿。”次日，阎锡山浑身商人打扮，穿一件夏布长衫，草帽的帽沿压到眉头，再戴上一副大墨晶眼镜，未经车站站台而从车站扬旗处神神密密地离开了北京。与当年仓皇逃离太原时相比，阎锡山此时已经镇定得多了。这一方面是他人生阅历的增长，对意外和惊险有了更大的承受力和对应力；另一方面，他在山西的基础已深，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任意动摇的。他敢于胸有成竹地与黎元洪玩这个乔装潜行的游戏，也显示出他的自信。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使阎锡山格外感激段琪瑞，也更重视与段琪瑞的“师生”关系。从此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北洋军阀各派系混战中，他总是或明或暗地支持段琪瑞。他还多次向段琪瑞表示，愿以山西的武力作段的后盾。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琪瑞为首的国务院，受其各自的后台的怂恿，围绕所谓“参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段琪瑞以对德参战为名，准备向日本大量借款，扩充武力，以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国的图谋；美国为了与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则支持黎元洪联合直系军阀进行抵制，人称“府院之争”。在这场争权夺利的争斗中，阎锡山始终站在段琪瑞一边。阎锡山拥护段的“参战案”，在其案未获国会通过后，阎锡山马上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当段琪瑞被免去国务院总理之职，出走天津时，阎锡山又宣布山西“独立”，脱离北京中央政府。黎以总统身分下令将段免职后，段则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准备用武力将黎推翻。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就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进京，与康有为等人密谋后，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段琪瑞利用全国上下反复辟的情绪，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阎锡山立即响应，通电反对复辟，并派兵北上，声援和支持段琪瑞。段琪瑞再次控制中央大权之后，大力支持阎锡山扩编军队，壮大势力。山西的军队由原来的一个混成旅，扩充为四个。一下子增长了好几倍。
段琪瑞重掌中央大权之后，拒不恢复张勋复辟时废弃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并以参加世界大战为名，向日本借巨款出卖国家利权。孙中山先生视《临时约法》为民主共和的象征，不能容忍段的倒行逆施，以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名义，宣布段琪瑞为民国的叛逆，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
北洋军队与护法军队的战斗打响后，主要战场集中到了湖南。段琪瑞四处调兵遣将，电令阎锡山派一混成旅入湘，支援北洋军镇压“护法运动”。阎锡山这时不再顾虑得罪孙中山的问题，也根本不曾虑及什么维护民主共和的民国法统，立即派商震率一个混成旅开往湖南。山西的军队远征几千里之外，也算是破天荒的大事。开始时，劲头十足，到湖南后也打了几个小胜仗，但由于局势变化太快，不久就成为一支陷入重围的孤军，在湘潭遭到伏击，全军覆没。晋军的这次远征，只是给山西人留下了两句打油诗：“大将南征胆气豪，交枪没有打收条。”而护法战争，也由于西南军阀关心的只是各自的实力与地盘，不久后就宣告停战。孙中山曾痛切地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阎锡山这次出兵，损失不小。率兵出征的商震等人还担心受到处罚，但阎锡山却表现得异常大度。不仅设宴给逃回来的部下“洗尘”，还轻描淡写地说：“这一次战事，事先蒙一点也不了解，累得你们吃了一场苦头。”不过，他不惜代价地一心追随段琪瑞，也换得了实惠。他逼走黄国梁后，已经把军权牢牢地掌在了自己手中，当然还想着得到政权。这么些年来，主管行政的长官的名称经历了民政长、巡检使到省长的变化，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兼任民政权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因为主管民政的民政长官，需要由北京政府任命。袁世凯死后，接任总统的黎元洪给山西任命了省长。“府院之争”时，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就把黎元洪任命的省长赶走了，自己以“护理”的名义，临时代理省长职务。但这总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即便是走形式，也还需要北洋政府有一个正式的任命。在追随段琪瑞讨伐张勋时，段就表示了让他兼任省长的意向。又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到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任命他为山西省长的电令终于下来了。至此，阎锡山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也通过“合法正当”的渠道，真正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时年34岁。
从29岁到34岁，人生途程中只不过短短的五年。历史在这五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阎锡山从一个普通的武官，一跃而成为执掌山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除了命运对他的照顾之外，他的谋略、才能、手段、风格，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这期间，经历过几次巨大的艰险，坎坷的磨难，既使他的才能得以展现，也使他的才能得以提高。此后，随着位置不断上升，实力不断增强，他的眼光逐渐从山西扩张开去。
二、施展手段 乱中取利 入主“四·九”小朝廷
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有了山西这个根据地，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实力日渐增强，野心就不断膨胀起来； 凭着善于韬晦，善于算计的本领，在形势不明朗时，与各方都拉关系；大势已定时，瞅准时机出手，频频获得厚利；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走出山西，加入逐鹿中原的行列，成为重要的地方实力派；联合直奉反冯，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绥远；参加北伐，联蒋讨奉，成为大胜家，势力扩大到晋、冀、绥、察四省和平、津；联冯反蒋，中原大战，谋略、诡计、智慧和卑劣，无所不用其极，表演淋漓尽致，势力和名望达到了巅峰；但也从此进入下坡路；
联冯拥段倒直，开始走出山西
阎锡山将山西军政大权独揽在手，当然欣然自得。与此相应，他的野心也就更大，把山西当作自己飞黄腾达的起点，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一方小天地。站在太原看全国，清政府倒台后最有实力的袁世凯死掉了，暂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统一天下。如同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时的状态一样，强力人物的死亡，也就意味着秩序的消失。国家也就陷入了群雄割据，竞先逐鹿的大混乱。军阀之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也给那些有实力争地盘的军阀们带来了机遇。
阎锡山看到了这种机遇，常常感到自己治下的这个偏僻省份民穷力薄，认为增强实力才是最大问题。他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对外界的争斗采取“中立”，苦心经营山西，并凭借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的优越地理条件，为自己的割据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大力扩编军队，将山西的兵力扩充到2万余人；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了山西的军火工业；并推行所谓“六政三事”，加强以村为基础的行政建设，发展经济，稳固了统治的基础。随着实力的渐渐增强，阎锡山开始把目光对向省外，谋划着走出山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的加剧，他们各自扶持的军阀势力的矛盾也就进一步激化。1920年7月，英、美扶持的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向日本扶持的执掌北京政权的段琪瑞的皖系发动进攻，点燃了直皖战争的战火。出于对段琪瑞的“师生情谊”，加之阎锡山谋算有误，认为段的实力雄厚，吴佩孚不是对手，因此，曾准备出兵石家庄，与皖系呼应，断吴佩孚的后路。不料，开战不久，直系吴佩孚部突袭皖军司令部得手，奉系也协同直系作战，皖军受到两面夹击，迅速全线崩溃。段琪瑞宣布辞职，北京政权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这时，山西军队已经开到娘子关，军队的调动赶不上政治形势的变化，阎锡山的处境异常尴尬。他急中生智，摇身一变，改头换面，顺风使船，赶快派人带50万元到保定对直系“劳军”。由讨伐摇身一变而成为慰劳，阎锡山的手段真如魔术般善变。此次失误，使阎锡山看到混战的形势真是瞬息万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难逃的泥坑，因此，对介入各派争斗更加小心翼翼起来。
段琪瑞垮台，日本失去皖系军阀这个得力工具后，就加紧扶持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因此，直、奉进入北京共同组阁不久，双方的矛盾就激化起来。由此引发了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大胜而奉军溃败，张作霖被撵出关外。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暂时获得北洋政府大权。
直奉战争期间，阎锡山宣布山西严守中立，不允许任何军队开进山西或借道山西。奉行所谓“三不二要”：不入党派，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政府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也就是说，不管谁执掌了中央政府权力，阎锡山都表示“服从”，避免成为排斥打击对象；与周围的关系，则主张“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冯玉祥曾电请他出兵帮助直系，被他婉言拒绝。
直系执掌中央政权后，阎锡山表现出“服从”的驯顺。他对直系处处讨好，极力显示出关系密切的姿态。当吴佩孚鼓吹“法统重光”的高调时，他紧跟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