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9-长征行-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2001年11月上旬，中共江西省委、赣州市委和瑞金市委等有关方面，举办了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11月5日，我从南昌抵达瑞金。11月6日，参加在瑞金召开的理论研讨会。
11月7日上午，我们与会代表先到瑞金市东北的叶坪红军广场，出席向红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仪式。然后，前往城西沙洲坝当年召开“二苏大”的礼堂出席纪念大会。当车队从市区穿过时，我们惊呆了：红都大道新楼林立，纪念标语琳琅满目，宽阔街道两旁的群众人山人海，中小学生们穿着整齐的校服，鼓号喧天，手挥小旗，高呼：“欢迎！欢迎！……”天不亮，乡亲们就从四乡八村赶来，披红挂彩，扭秧歌，舞狮子，耍龙灯，跑竹马，划旱船，热烈迎宾；机关干部们也穿戴节日盛装，表演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瑞金有关同志说，这次纪念活动的盛况，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望着万人迎宾队伍和上十万的自发观礼群众，许多代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不能不想：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中央苏区，共和国的摇篮能够在这里诞生，尔后我们党又经过艰难曲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不就是因为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党的群众吗？！此情此景，足以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想象当年。中国共产党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得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
瑞金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底蕴。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与福建的长汀紧为毗邻，是赣南入闽通粤的要津。物产丰富，“因掘地得金”而闻名。唐天佑元年（公元906年），县境中部的象湖镇淘金场置监，以“金为瑞”，始名瑞金。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升瑞金监为瑞金县。象湖镇一直是瑞金县城所在地，建制长期未有大的变化。境内地形，大略东南乃山区，西北为丘陵，中部是丘陵和谷地冲积平原。丘陵山地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水域、耕地虽较少，但绵江流域是稻米产区。历史流传的民谚说：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绵江两岸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有这样的自然资源，中央苏区建立后，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红色首都，改名“瑞京”。当时县境面积约为2448平方公里，人口约为20万｛1｝。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就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揭开了后来被称之为长征的历史的一页的。
悲壮的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发展和挫折
在2001年11月瑞金召开的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我讲过：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早就神往这里。当我一跨入这片红土地时，一种无限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此前，虽然一直向往这个地方，却没有机会来。但自2001年以后，则发生“马太效应”，每年都来了。连续四年，我走了赣州市辖的18个县市、抚州市辖的8个县区和闽西南龙岩的6个县区。可以说，原中央苏区控制的大部分地区，都走过了｛1｝。通过这四年的党史考察，使我不但增加了对这片神奇土地的感性认识，而且促使我对党史上的中央苏区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过去我对中央苏区的了解是来自书本上的、间接的、抽象的，许多事也是记不住的。通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对中央苏区特别是赣南地区的总体了解明确多了。原来，我以为中央苏区不过弹丸之地，没想到这个印象错了。在它的鼎盛时期，曾经辖江西、福建的60个行政县，其中长期占领的县城达24座，总面积为8？郾4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略小于浙江省，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毫无疑问，这在当时全国的各个根据地中首屈一指，数老大（人口有450多万，也是最多的）。
在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对中央苏区的历史有简明的介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转向山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革命才有出路。毛泽东、朱德率领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进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此期间，党在许多地方都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其中湖北的黄麻起义｛1｝是影响较大的一次起义。“红军”一词就源于黄麻起义。1928年5月，党中央提出正式使用“红军”名义后，是年6月，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将井冈山起义部队亦改称红军。这样，“红军”称号广泛使用开来。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下了井冈山，进行大迂回转战，往返穿梭于闽西、赣南，逐步站稳脚跟，建立了小块革命根据地。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后，中央苏区的规模始露端倪。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指战员近4万人，占全国红军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年10月，中央红军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奠定了江西中央苏区发展的坚实基础。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促成了中央红色政权的诞生。在1931年11月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作为中央苏区红色首府的瑞金改名为“瑞京”。中央苏区发展的鼎盛时期，则是以1933年二三月间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标志。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苏区，而且打通了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到1933年8月，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七军团，达10万人；中央苏区辖有四个省级（即苏区方面的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粤赣省）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纪念馆里，听到中央苏区蓬勃发展的介绍，我们同讲解员和其他观众一起，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和鼓舞。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紧接着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和政策的中央领导，不能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加以应对，指令红军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尽管这段历史，我们都很清楚，但听到这些，我们的心情同讲解员的表情一样，也十分沉重。我们跟往常写这段党史一样，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严重挫折感到叹息。
这就是历史，有兴盛，也有衰败，谁也不能改变。重要的是探求历史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执政兴国。
悲壮的战略转移三次排毛会议与丢失中央苏区
在瑞金，参观一些革命旧址群，我不胜感慨。中央苏区的兴衰与毛泽东的命运息息相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占主导地位，中央苏区就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受排斥，中央苏区就衰。毛泽东遭受排斥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辛辛苦苦开辟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断送的情况，过去也知道，但不很明晰。这几次考察后，一些细节清楚了。毛泽东遭受排挤打击，集中体现在三次会议上。
首先是赣南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30年10月中旬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任前由项英暂代书记。1931年4月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8月，提议毛泽东任中央局代理书记；10月，得到临时中央批准。但11月初在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却又指责毛泽东犯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游击习气”的右倾错误。尽管这次会议既没有点名，也没有解除他担任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但在两个月后的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却直接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排斥他对中央苏区党的正确领导。11月7日至20日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毛泽东处于这样的逆境中召开的。这两个会同是在叶坪谢氏宗祠开的。毛在前一个会上遭受批判，在后一个会上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后人看来，这很滑稽。但这反映了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氛围。毛内心之抑郁和痛苦，可想而知。
其次是宁都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个多月，周恩来于1931年底到达瑞金，次年1月下旬始，取代毛泽东，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作为在中央苏区党的一把手主事后，一是采取积极措施，基本纠正了此前中央苏区发生的肃反扩大化严重错误；二是在军事斗争上，虽不完全赞同临时中央一再指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但在中央持强硬态度时又努力贯彻。因而，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时而支持毛的正确主张，并对毛加以保护；时而又同毛的意见相左，站在维护中央立场上批评毛。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后，周赶往前方，主持军事决策，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在红军取得若干战役胜利后，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前方向北出击，威逼南昌。前方领导人根据形势，不赞成马上出击强敌。这样，以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为一方，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形成对立意见。为解决矛盾，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赶到前方，由周恩来主持，于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小源“榜山翁祠”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临时中央批评中央苏区所犯“政治错误”的长信指示；在作战方针上，与会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毛据理力辩，但处于少数。会议解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离开前方，回到后方休病假。他遭“缺席审判”；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凉”在汀州福音医院长达四个月。
再次是六届五中全会。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直接干预苏区党政军事务，全面推行“左”倾路线。2月，在闽西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4月，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斗争，批判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随后，蒋介石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新的严峻形势，1934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全会由博古具体主持，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批评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是“富农路线”。这次全会在政治上将“左”倾路线推到顶点，在组织上将宗派主义发展到极致。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时，由于共产国际干预，没有被通知出席全会的毛泽东，不仅没有被取消政治局候补委员，反而擢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央负总责者仍要排斥和架空毛，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苏二次大会上，由张闻天取代他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尽管周恩来表示异议，但在全会结束后举行的全苏二次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选举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班子，以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按照“左”倾领导人的说法，毛成了“中国的加里宁”。由于中央政府各部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毛实际上被架空了。张闻天也被排斥在党中央核心圈外。“左”倾领导人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上述三次会议后，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这给中央苏区的各项事业带来极其严重恶果，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重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长征”。周恩来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一说起长征故事，人们无不肃穆动容。但是，为什么会发生长征，怎样正确认识长征？作为党史工作者，到了赣南这块红土地，就不能不对红军长征的一些历史情节去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从2001年以来，我每次到赣南的活动几乎都与红军长征有关。通过实地考察，来深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悲壮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苏区人民的贡献
在瑞金、于都和兴国的纪念馆里，都以大量版面来表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这些地区人民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贡献。看了这些展览，又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以为应当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加以一定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但是又不能混为一谈。进行战略转移，无疑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此前，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好的建议而未被采纳，到了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后，即使再采纳他们的建议，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局面了。因此，我以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能说到了严重关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如果坚持固守，那将是怎样的后果就更难设想了。
二是对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没有任何准备。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中央书记处于1934年5月作出的。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是在10月。这期间所进行的转移的准备问题，可从两方面看。就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事前都未与闻；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未开会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商量，致使整个高层党政军领导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既是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也是有悖常理的。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没有作战略上的全局筹划，有些准备工作是在七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不能不很仓促；有的又是搞“大搬家”，什么都带上了，严重影响初期行军，这是违背战略转移的军事常识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从7月开始，先是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又令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此外，还派程子华去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这些都应视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所实施的带有战略性的准备。红七军团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六军团西进带有探路性质。这两大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