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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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这是个历史问题，然而作为历史研究，却又是一个新课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军事入侵、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等种种方式。对中国读者而言，关于日本对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历史材料的整理和介绍，已经较为充分了，现有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成百上千的各种专著和各种资料集，几乎全都是以这些问题为中心的。但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却极少有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1927年，《现代评论》杂志第五卷第106号发表了署名“执无”的文章《日本的文化侵略》，算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日本的文化侵略”问题。194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著名记者任白涛先生的题为《日本对中国的宣传政策》一书，虽然只是一本五万来字的小册子，但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问题的专书，应该说是前无古人，而且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也可以说是“后无来者”的。除此之外，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化侵略问题只是在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研究中顺便提到，却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著作。因此，当代中国读者对这个问题所拥有的知识，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远远不相称的。必须看到，近现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多层面的，正如日本的许多侵华理论家所强调的，那不仅是一场军事的战争，而且是一场“文化战”、“思想战”。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不同于15～17世纪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抢劫骚扰，而是以长期占领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即所谓“皇化”）为目的。换言之，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抗日的中国人的“命”，而且更要中国人的“心”。前者靠刺刀枪炮就能办到前言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后者却需要利用“文化”这把软刀。因此，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文化侵略”作为侵略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是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相始终的。不过，人们即使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学者们尚未能提供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做出系统的分析研究的情况下，要一般人说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来龙去脉，恐怕有诸多困难。所以可以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问题对中国一般读者来说还是较为陌生的。当然也同时说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迫切和必要的。　　　　
　　　　现在，本书在日本对华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之外，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侵略”的话题，我推想这样的题目又会触痛日本一些右翼人士的神经吧。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大行其道，学术界的右翼化倾向日益明显，一些右翼学者也越来越“跳梁”（猖獗）。他们把正视历史事实的有良心的日本学者的历史观称为“自虐史观”，却不知自己已陷入了变态的“自恋”　（narcissism）中。他们恨不得连日本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史实都抹个干净，在谈到中日历史时，讳言“侵略”一词而称之为“进出”。甚至，有人重弹当年军国主义的老调，说侵华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有人称“大东亚战争共荣圈是日本人宝贵的精神财产”，有人说当年的伪满洲国是“世界政治的模范”，有人放言日本对台湾岛的占领与统治是“台湾人的幸福”，有人连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都百般抵赖与掩盖，说那是中国人的“虚构”，需要重新“检证”，更何况软性的“文化侵略”呢？记得几年前我应邀出席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举行的中日文学翻译研讨会，会上我顺便提及自己打算写《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会的一位日本学者立刻做出了反应。他的意思是：“文化”能够“侵略”吗？例如美国的麦当劳是美国文化，现在中国到处都有，中国人吃不吃是中国人的事，难道这也是文化侵略吗？我当即回答说：你举“麦当劳”为例很不恰当。麦当劳当然不是什么美国的文化侵略，而只有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人的，才是“文化侵略”。例如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和东北三省，强迫中小学生在每天上课前向日本国旗致敬，遥拜日本的皇宫，强迫中国人学习日语，否则不能升学。请问这是不是“文化侵略”？那位日本教授听罢，不再继续争辩，但我估计他也不会因为我的几句反诘而改变他的看法。我想这位日本教授的思维方式和想法，在日本学者中，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文化侵略”是一种“侵略”。什么是“侵略”？日本出版的种种字典上的解释大体相同。如，岩波书店版《广辞苑》对“侵略”的解释是：“侵入他国，夺取其领土财物”；三省堂版《新明解国语辞典》的解释是：“攻入他国，夺取其领土”；集英社《国语辞典》的解释也是：“以武力侵入他国或他国领地，夺取其土地和财物”；大修馆《明镜国语辞典》的解释是：“某国行使武力，侵犯他国的主权；或攻入他国，夺取其土地与财物。”这个解释将侵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侵犯他国主权，一是侵入他国夺取其土地财物。不管怎么说，这些解释实际上都是对“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而言的侵略。实际上，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往往不仅仅是纯武力的较量，也是文化的较量，因为武力只能消灭和征服对象国人民的肉体，而无法征服其思想。纵观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侵略”往往并非纯武力的侵略，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侵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如此。在现代日语中，也有“文化侵略”这样一个汉字词组，其意思是“文化的侵略”，即利用“文化”的手段，为“侵略”服务。但是，当年日本人并不把“文化侵略”叫做“文化侵略”，而是称为“文化方策”、“思想战”、“宣传战”或“思想宣传战”、“在支文化事业”之类。说法不同，实质一样，本书都把它们归结为“文化侵略”。本来，“文化”是指超越物质实体的观念的、精神的东西，主要包括思想意识、学术研究、文学艺术、舆论传媒、宗教信仰、语言教育等等。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武力”，在通常状态下，它们具有软性特征，因而“文化”本身决不可能直接用来夺取他国领土、杀戮他国人民。但是，当“文化”被用来为武力侵略服务的时候——包括事先制造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对将来武力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或在战争中为侵略进行宣传、辩护；或在占领他国的条件下，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污蔑、毁损、破坏、掠夺对象国的文化，并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就具备了这些特征。因此，在本书中，所谓“文化侵略”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一个虚拟的抽象概念。而且，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比武装侵略的历史更长，在日本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前言（2）

　　　　历时地看，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有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对将来用武力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事先制造侵略中国的思想舆论。　　　　
　　　　众所周知，日本人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6世纪末武士幕府大将军、军事冒险家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直捣大明国”，把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中国明朝看穿日本野心，决定援朝抗日，经过八年奋战，终于将日本赶出了朝鲜。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使得日本在此后的17世纪至19世纪末叶的二百多年中不敢贸然大举犯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日本不少在野民间人士，自发性地通过种种方式，对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种种试探和研究。有的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和宣泄侵华意念与幻想，有的则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为侵华出谋划策，提出了系统的侵华理论和方略，并以此对当权者和日本民众施加影响。其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他在大型历史剧《国姓爷合战》中让日本武士开进南京，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这出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二十多万人次，就受欢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况而言是空前的。这种情况说明，在丰臣秀吉侵略中国的迷梦破灭一百多年后，一些日本人对于中国仍暗怀觊觎之心，犯华之心不死，有时还变得炽热如火，由于难以付诸行动，就以文艺的形式加以虚幻满足和宣泄。《国姓爷合战》的出笼和大受欢迎，是18世纪初许多日本人的某种心态的一次大暴露。　　　　
　　　　到了19世纪初年，又有民间文化人用学术著作的方式，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侵华方案，他就是佐藤信渊。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由日本——他称为“皇大御国”或“皇国”——来统一世界是神所赋予日本的一种使命，由此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计划“秘策”，并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连各省府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替后人做了周密的安排。佐藤信渊作为一介平民书生，竟然能在19世纪初就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详细计划，其野心之张狂和构想之周密，现在读来都令人触目惊心。不久之后，被后人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前夕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应是“割取朝鲜、满洲与支那”，为此后日本走向近代军国主义国家之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著名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论的幌子，极力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他宣称日本已经是一个和西方列强一样的“文明”国家，中国及朝鲜还是“野蛮”国家，日本攻入朝鲜和中国是为了推进“文明”，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无所顾忌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的好处，并对战中采取何种策略、战后如何要挟中国割地赔款等，提出了种种点子和建议，甚至怂恿日本军队“直冲北京可也”。福泽谕吉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近代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对政府的侵华决策和民众舆论，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甲午战争期间，另一位著名文人德富苏峰则鼓吹“大日本膨胀论”，认为大日本人口要膨胀，国土也要膨胀。为此他极力主张对中国开战，提出了“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思路，即把中国北方纳入日本版图，然后再继续南下，占领台湾。德富苏峰提出的这些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思路，与同时期福泽谕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这意味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民间学术界对华侵略的主导思想和舆论导向已经初步形成。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甲午海战后日本人占领了旅顺，割据了台湾作为“南渐”的跳板，在北方占据辽东半岛，1904年又与俄国争夺在我东北的权力而展开了“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将其势力逐渐扩张至整个东北，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果真“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的御用文人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除了赤裸裸的侵华主张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具有“怀柔形态”、也更虚伪的侵华理论。它与上述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的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他们不是像福泽谕吉那样主张“脱亚”，将日本搞成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与福泽谕吉相反，提出“兴亚”或“振亚”。其中，最早系统提出这一思想的是19世纪90年代的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1893）。“大东合邦论”是以儒学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强调亚洲黄种人与西洋白人的种族对立，认为亚洲黄种人是“单一种族”，因此应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藤吉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接着，日本近代著名美术理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用英文写作并出版了《东亚的觉醒》（1902）、《东洋的理想》（1903）两书，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口号，认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印度等其他各国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表面上看完全不同：前者对东方的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后者则将东方传统文化基本上视为野蛮落后的东西；前者提出“欧洲的光荣，即是亚洲的耻辱”，后者则对西洋文明顶礼膜拜，主张“脱亚入欧”。但两者的对立和不同只是表面上的，这实际上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要日本成为西方列强那样的具有对外侵略能力的国家，一面则要牢牢掌握在亚洲的支配权，而不让西方列强染指和分享。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前言（3）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激烈化及日俄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主义”越来越成为侵华理论的主流形态。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以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巨大动荡和混乱，幸灾乐祸，蠢蠢欲动，怀着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支那必死论”和“西方列强分割论”，认为西方列强必然要分割中国，中国必然亡国，日本应该“保全”中国，“保全”的实质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附属国；如果中国灭亡，那也只有日本才最有资格来独占中国的“遗产”，西方列强无权染指。1916年出版的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是一部大亚细亚主义及侵华理论的集大成和代表作，其实质就是让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拱手把所谓“外藩”满蒙地区让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显而易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