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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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上哲次郎提出的“指导原理”就是所谓“道”，并提出“道是惟一的指导原理”的论断。他所谓的“道”是什么呢？他认为“道”就是日本之道，日本是“道”之国。中国从前或许有“道”，但如今没有了。“日本之道继承了支那文化，而以日本精神加以磨炼而成，因此，日本的道高于支那”；日本的“道”是“肇国”以来就已形成，并一直遵从之，成为国家的基础，其主要表现是“君臣大义永远存续”，即吉田松阴所说的“君臣一致，忠孝一体，惟吾国然”。换言之，就是“忠君爱国”，而且“忠君”与“爱国”永远也不矛盾，“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井上还认为日本的武士道就是日本之“道”的根本体现。由此可见，井上说了半天的“道”，其实就是以天皇制国体为核心的“日本精神”；把这种“道”作为指导中国乃至指导亚洲的“原理”，就是在中国和亚洲确立日本精神的指导性地位，实行了这种“道”，也就意味着日本不仅在军事上占领、而且在精神上统治了中国及亚洲。　　　　
　　　　井上哲次郎所谓的“日本之道”，实际上就是日本的“皇道”，只不过当时的井上哲次郎似乎为了顾及措辞技巧，而没有赤裸裸地直接使用“皇道”这个词罢了。到了40年代初，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不断推进，随着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为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御用学者和文人们的头脑也更加昏热，他们在“新秩序”、“共荣圈”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皇化”的一系列主张，叫嚷要在中国及整个“大东亚”建立所谓“皇化圈”，声称“日本的天皇就是全世界的天皇”！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日本之“道”就是中国之“道”（2）

　　　　这种理论主张集中体现在桑原玉市的《大东亚皇化的理念》一书中。1942年，该书作为“国防科学研究丛书”第一辑由富士书店出版时，陆军中将关原六题词“皇风洽东亚”。作者桑原玉市是当时的日本大学教授，大阪专门学院教授、学监，并兼任所谓“皇道学院”教授。可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皇化理论”的御用学者。此书写作时适逢新加坡被日军攻陷，日本全国正为之欣喜若狂，桑原也在这本书中表现出了极度的狂热。在序言中他写道：“大东亚战争由于忠烈的皇军的英勇奋战而取得了赫赫的大胜利的战果，庄严的一亿进军正在进行中，悠久三千年的光辉传统至此始大放光芒。这真正体现了天皇陛下的大御灵威”云云，说日本的胜利“不仅是大东亚各民族的幸福，而且是世界人类万有的幸福”。在40年代众多的宣扬“皇道”、“皇化”的书中，《大东亚皇化的理念》无疑是神道教性质最浓烈、因而也是最狂热的一种。全书的中心“理念”就是极力说明“大东亚战争就是大东亚的皇化运动”，“因而也是大东亚民族的解放救济运动”，“其惟一的本意就在于皇道”。说什么“大东亚战争就是大东亚皇化的运动，是解放救济大东亚各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安泰和繁荣的运动，这既是宗教运动，又是文化运动，还是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实际上，就是对东条英机所反复强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方针，就是渊源于我国肇国的大精神……以〔日本〕帝国为核心确立共存共荣秩序”这句话的进一步发挥。但桑原的这种发挥更为非逻辑、非理性，而不过是神道教式的战争狂热的宣泄。整部书近二百页中没有说理、没有分析，只有呼神唤鬼的胡言乱语，充满了怪诞的、非理性的神道词汇，今天看起来颇似呓语，如“皇道就是神之道，天皇作为现人神端坐于大神宫中，是神道的大祭主”；“惟有皇道才是应该在全世界宣布之道”；“惟神之道是通向人类幸福的大道”；“护皇基化万邦是天孙民族的使命”；“大日本皇道放之古今四海而皆准，是宇宙的大原理，是人类生成弥荣的哲学。只有我们〔日本人〕才是天孙民族是大东亚的领导者”……如此之类。书中到处充斥着狂热的言辞，并不时用黑体字排出这样的口号：　　　　　
　　　　“大东亚民族呀，来吧，站在太阳旗底下吧！”　　　　
　　　　“大东亚民族呀，快来，朝觐大日本的天皇吧！”　　　　
　　　　“靖国的神呀！”　　　　
　　　　“护国的英灵啊！”　　　　
　　　　尽管充斥着类似狂热妄诞的语言，但桑原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拼命鼓吹作为“皇道”的“神道”教，就是要使神道教成为“大东亚各民族”的宗教。他指出日本作为一个皇道国家，日本人作为一个“天孙民族”，其神圣使命就是通过此次大东亚战争，使整个大东亚“皇道化”即“皇化”。“所以，大东亚的皇化运动，就是由日本这一天孙民族来实施的大东亚圈内各民族的指导运动。”他甚至提出要在大东亚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说什么按照日本古典《古事记》中的记载和教诲，日本是“皇国”，天皇是神的子孙，全体日本人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全体日本人最高至尊的信仰，必须拥有神的权威，因此，在日本，“信仰上的教权和政治上的政权都必须据此而实行一元化，成为政教一体，即严格意义上的祭政一致”。　　　　
　　　　桑原还提出了“大日本的天皇就是世界的天皇”的论断。在他看来——　　　　
　　　　皇化运动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从精神生活的皇化开始，就是让大东亚圈的各民族了解皇道的本意。必须使他们懂得皇道是大日本天皇的御道，同时也是治下万民之道。精神生活中的信仰问题，就首先要求精神上的皇化。　　　　
　　　　必须使他们进入真正的信仰的轨道。必须使他们放弃邪教。允许他们信仰邪教不过是一时治安上的权宜之计，最终是要指导他们信仰神道。对他们的信仰加以指导为什么重要我已说过，要让他们从内心里认识到天皇的神之道的可贵与伟大。（《大东亚皇化的理念》第104页）　　　　
　　　　关于“皇化运动”的“指导精神”问题，桑原玉市说：皇化运动必须有指导精神，这种指导精神当然不能是“西洋精神”，也不能是“支那精神”，而只能是日本的“皇道精神”。他的理由是：“满洲帝国”的建立就没有依靠“支那精神”的指导，而是靠了日本的“天孙民族的理念”来指导，才使得满洲“五族”得以解放；“同样地，为了大东亚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就是要把他们从支那精神或欧美精神的支配下、禁锢下解放出来，而以吾等天孙民族的理念乃至精神加以指导。舍此别无其他”。要使大东亚各民族清醒地意识到“支那精神的谬误”，同时也看清“西洋精神的谬误”，并“清算这些谬误”；“大东亚圈诸民族在天孙民族的指导下实现皇化的时候，才能获得生而为人的幸福和光荣。这就是大东亚皇道乐园的出现。而只有这个大东亚皇道乐园的出现，才是民族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应有的收获，因而也是大东亚战争的目的”。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日本之“道”就是中国之“道”（3）

　　　　他还说，日本军队是“宣扬神道的勇者，这是一场向世界人类传承皇族天神的御教的战争，这是向现人神天皇表忠诚之道”，提出日军在中国等地的“宣抚工作队”，其“第一要务就是要对在精神上正处在动摇状态的民族，给予信仰上的革新，进行信仰上的心灵的建设”。他反问道：“以有限的物质来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是聪明的做法吗？还是给他们指出无限幸福的心灵之路并拯救他们更聪明些呢？”　　　　
　　　　同时，大谈“皇道”、“心灵信仰”的桑原，并不是一个迂腐的“精神至上”的信奉者，他大肆鼓吹对中国动武的必要性：　　　　
　　　　皇军的天沼矛（日本古代神用的武器——引者注）是磨炼而成的宝剑，它就必须不断磨炼。妥协和怀柔绝对不可。支那人也深知这一点。妥协和怀柔是弱者的勾当。在支那四千年的历史上，对于北狄等，汉民族也绞尽脑汁怀柔了吧？但那常常是汉族孱弱的时候。强大时期的汉民族一定讨伐北狄。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对于这样一个阴险的民族，我们不能把他们与南洋民族相提并论。（第128页）　　　　
　　　　不仅如此，对于支持抗日的华侨也要动武惩罚。桑原认为东南亚华侨对中国内地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大量的资金上的支持，日军对华侨应采取严厉措施，决不可对华侨“妥协和怀柔”，“必要的时候决不要客气”，“所谓八紘一宇也决不意味着对对手讲客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40年代初期，还有“大东亚共荣圈”论者，从法西斯德国引进了一门名为“地政学”的学问，企图建立“东亚地政学”，即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对“大东亚共荣圈”进行论证。如小牧实繁在为米仓二郎在《东亚地政学》（东京生活社1941）所写的序言中，认为《东亚地政学》是“为东亚新秩序建设而写的地政学书”，川西正鉴在《东亚地政学的构想》（实业之日本社1942）一书的序言中也说：“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不能没有伦理学的和科学的根据。我认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学问，就是地政学。”这本书分章从地理的角度、历史文化的角度、政治生活形态的角度、经济生活形态的角度、国防体系的角度、交通体系的角度，来论证“大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科学性”和“必然性”。他在全书的“结论”中，提出在“东亚共荣圈建设”中应分为“主体（指导国家）”和“客体（被指导国家）”两个部分，认为“主体”即指导国家就是日本，而“客体”即“被指导国家”就是中国等大东亚的其他国家。日本有什么资格成为“主体（指导）”国家呢？川西正鉴认为，日本有着“八紘一宇”的精神，是共荣圈建设的“指导原理”；日本虽在地理上位置稍偏东，但已拥有“准日本地域”即满洲、支那沿海和海南岛；从“人种”上看，日本是东亚仅有的一个不受欧美殖民势力支配的国家；从“经济能力”上看，“日本是东洋腾飞发达的高度的工业国家，其重工业化、工业及轻工业，可以充分地吸收消化大东亚的资源”，从技术水平上看，“只有日本具备了独自开发东亚各领域的资源的能力”；从国防上看，“日本的海军已不单单是日本的海军，它能够独自防卫东亚，与英美海军对抗，所以已成为东亚的海军……至于陆军，则足以确保大东亚全体，空军亦然”。“最后，从日本的光荣历史来看，日本是东亚惟一的一个未受外来势力侵略的独立的东亚民族，而且是对外来势力加以反击、并使之屈服的惟一国家。”在川西正鉴看来，综合这些因素，“日本是东亚共荣圈建设的主体、是共荣圈的指导民族。只有日本能够是，而且必须是”。　　　　
　　　　可见，所谓“东亚地政学”，不过是一种披着“学问”外衣的侵华理论及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理论中的变种罢了。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1）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日本侵华国策的逐步实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其中也有一些不受时局左右的纯学术研究，但更有不少学者自觉自愿地服务于侵华。他们极力在历史研究中寻找侵略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法化，并且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构成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有的学者甚至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前锋。这一切，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　　　　
　　　　19世纪后期以来，在日本的史学研究中，所谓“东洋史”、“支那史”的研究相当活跃。由于江户时期延续下来的汉学教育传统仍在发挥作用，明治时期出现了不少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专家，为“支那史”、“东洋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学者当中，内藤湖南作为日本“支那史”研究的奠基者，名声最响，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我们对日本“支那史”研究的剖析，不妨从他开始。　　　　
　　　　图16内藤湖南像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的中国历史及中国问题研究家，前期从事新闻工作，担任编辑和记者，并多次来中国收集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资料，陆续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逐渐成为知名的“支那通”。1907年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教授，讲授中国历史课程。其间又多次来华，并陆续出版了若干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著作。他的著作在日本学术文化界影响很大，被称为“内藤史学”。他的全部著作后来被编入《内藤湖南全集》14卷，由岩波书店1969～1976年出版。　　　　
　　　　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与中国问题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自觉地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的性质。在此，我们主要以他的《支那论》和《新支那论》（《支那论》1938年由大阪创元社出版，该版本另收《新支那论》和《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两本书为中心，对他的“支那历史”研究加以分析。　　　　
　　　　《支那论》发表于1914年，全书分为绪论和“君主制乎共和制乎”、“领土问题”、“内治问题之一”、“内治问题之二”、“内治问题之三”等五章。这是一部以中国历史为依托、纵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论性质的书。　　　　
　　　　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第二章“领土问题”。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事实上渐渐地丧失了对境内五大民族的统辖力”，“对支那的国力而言，支那的领土从来都是过于庞大了”。他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关系，认为在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权中，即使五大民族都被统辖起来了，那么汉族能否真正与他们平等相处，其他民族是否真正服从汉族，也还是个疑问——　　　　
　　　　其结果，其他各民族自然就对他们（汉族——引者注）起了反抗之心，各自打起了独立的主意，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满洲，既然大多数都是支那内地人拥进来的，满洲人自己原来的根据地，反被支那的移民夺去了。这样的民族迫不得已就同化于支那人，为的是图自己的生存。但是，要说蒙古、西藏，还有土耳其种族，他们本来是在清朝的时候服从支那的，随着自己的势力增强，而生起独立之心，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管是蒙古人还是西藏人，他们服从支那，本来服从的是满洲的天子，只有满洲的天子统一了他们，他们才服从之，所以压根儿就没有服从汉人所建立的国家的意思。在满洲朝廷倒台的同时，所拥有的各异种族的领土随之解体，是当然之事。蒙古人要闹独立，西藏人要依附英国，这都是可能的。或者像内蒙古那样的靠近支那本国的部族，或者一直在北京等地生活的人，从感情上说他们一下子难以分离，但随着支那政府日益具有民主的倾向，也就越来越失去对异种族的统辖力。今日所谓五族共和，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袁世凯等出于一时的策略，而讨好蒙古王和西藏的喇嘛，也许能扯上个人的关系，但解体乃是大势所趋。……　　　　
　　　　以上是从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