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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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读怂�们的服大主义。　　　　
　　　　这种心理，现在都集中在他们排外运动的主要对象——日本身上。这对于我们自然危害重大。他们的排外运动，固然源于他们固有的排外性与优越感，但是为什么一直那么执拗地对日本继续推行而不知停止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只有他们的服大性才能解释。他们认为英美法诸国，都比自己强大，而日本则比自己弱小。　　　　
　　　　在这里，原惣兵卫无视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是日本侵华的必然结果，却说中国人排日是由于“服大”的心理所致。此处显然隐含着这样的逻辑——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中国人“排日”的原因，原因是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还不够“大”，而办法只有日本对中国显得更强更“大”，中国才能“服”，排日自然停止，家家户户都会打出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兵了。　　　　
　　　　原惣兵卫谈到中国人的“和平主义”，认为“支那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的自然的生活只要有保障，就不会过问谁来统治”。这种看法与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一致的。然而，他却在另一章中大谈中国人的“残虐性”，他举出的例子有：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云云。而这一切例子，无非是要说明日本侵华士兵在中国被杀是由于中国人的这种“残虐性”——　　　　
　　　　有许多日本军人被支那军人杀死了。检查这些尸体，有许多被挖了眼睛，割了鼻子，切了耳朵的。也有些人的肚子被剖开，放些泥土进去，也有些人被捆绑了脚，倒挂在树上。　　　　
　　　　……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3）

　　　　在排日运动中，有“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标语。这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煽动。在他们内心深处，原来的确隐藏着残虐性。　　　　
　　　　读者不禁要问：中国人既“爱好和平”，为什么又要杀人？为什么对日本军人实施所谓“残虐”？原惣兵卫不从日本侵华这一本质角度看问题，却用他心目中的所谓“支那民族性”强作解释。他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是为了要说中国人懦弱，不喜欢打仗，没有国家观念，谁来统治都无所谓，日本人来统治当然也无所谓；又说中国人“残虐”，是为了说明日本军人在中国被杀，是出于中国人“对残虐本身抱着一种快感的”的“动物性”，却不提日本军人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又如何引起中国人的必然反抗。这样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实际上已经与“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没有多大关系了，他拿出来“解剖”的，不过是他那军国日本的强盗心理罢了。　　　　
　　　　加藤虎之亮在他的《支那的民族性》（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会1937）的序言中明确说明，之所以研究“支那民族性”，目的就在于服务日本侵华的现实。他写道：“如今皇军勇猛果敢地活跃于陆海空中，对傲慢不羁的支那给以膺惩，此次事变的原因，就在于南京政府为了营一己之私，以巧妙的手段投合支那的民族性，使十年来培养起来的侮日、排日、抗日结出恶果。支那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的？……正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兵法秘诀一样，彼我之间互相了解，是互相敬爱和亲的要谛。所以我相信现在我们来思考支那的国民性，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事情。”他接着声称：相信“自己对蒋政权的不法非道的行为所怀有的敌忾心，并不在别人之下。但又恐怕出于义愤而〔对支那民族性〕过于贬斥，故努力平心静气，慎阿谀，戒迁怒，尽力把支那民族性正确地传达给青年诸君”。统观全书，不难看出加藤虎之亮在这里玩的不过是“此地无银”的把戏，是为自己的“支那民族性”论披上客观的外衣罢了。全书所论述的“支那民族性”，包括“自尊排他”、“乐生怕死”、“缺乏国家观念”、“尊文卑武”、“兴奋性”等，无不渗透了对中国人的偏见。　　　　
　　　　例如，关于“缺乏国家观念”，这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加藤虎之亮认为“支那人是利己的”。他说在中国，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群臣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的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民’，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此点与皇国实在是天壤之别，因此需要极大的注意。”他还将中国与日本做了进一步对比，说：“皇国的臣与民没有差别，一生下来就是臣也就是民，在朝廷做官是臣，在野就是民这样的差别更是没有。臣就是民，民就是臣，这就是我们的国体。而支那却不同，臣与民有着截然的区别。我国是一君万民，他们是二君一民。民从来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君临他们的君是谁，都没有关系，民众只需要安稳的生活。”加藤的这些结论，显然是皮相之见。他把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一君万民”的固定不变看成是“国家观念”的体现，而不知中国的民众为了改朝换代的起义与革命，更是一种“国家观念”。实际上，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在该书的“自尊排他”一章中，加藤又说：“汉族在黄河流域立国的时候，四周的诸民族在文化上远远劣于他，于是汉族就生起了非常的优越感，自称中华、中国、华夏，把四方的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呼为夷狄禽兽。所谓‘中’，是指位于世界的中央，考虑到适合于诸蛮来朝贡；所谓‘华’，就是文华的意思，就是自负其文化卓绝于世界；所谓‘夏’，可以训为‘大’，解释为国土广大……就是大国、强国，以文化优越自任的名称。”加藤的这些说法没错，但却暴露了他在逻辑上的先后矛盾，因为这些恰恰可以反过来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国家观念”的。加藤极力强调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这一命题，无非是为了用这一命题来解释当时的现实。以当时中国人的所谓“侮日、排日、抗日”，当然无法说明这是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的表现，但加藤却极力把这个归结为中国政府的煽动。在他看来，中国民众的抗日并非自发自觉的抗日，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将侮日、排日作为国策的基调”，是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结果。而举出“自尊排他”，又是为了说明，“自尊心伴随着卑他心，特别来源于他们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竞争，阻止北方戎狄的南进，而自己却自由进出南方沃野。这种竞争的结果，不单单是自尊卑他，更是排外之心膨胀。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观念缺乏的他们，民族的结合心却很强。允许外国人设租界，是不屑与禽兽般的外国人共同生活，而把他们圈在一定的区域中栖息，这可以说是他们的主要意思。”然而谁都知道“租界”是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的一种方式，加藤对租界的设立作如此解释，不是无知便是偏见。重要的是，这些看法又与他所提出的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自相矛盾——面对外国势力的侵入，“自尊排他”，岂不是“国家观念”的一种表现吗？所谓“民族的结合心”，难道不是“国家观念”的基础吗？加藤在这里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矛盾和混乱，都是因为他要说明：中国人的“排日”和“抗日”是由“民族性”所决定的，“支那民族性”中天生地就“排外”，因而“排日”、“抗日”不是日本侵略的结果，而是由“支那民族性”所决定、所造成的！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4）

　　　　《这就是支那》书影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以客观公正自诩，而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东京：栗田书店1941）又进一步打出了“科学”的幌子。实际上，此书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歧视、敌视与偏见，可以说是山崎百治所描绘的“丑陋的支那人”之大全。作为一个研究农业科学的农学博士，山崎百治在《这就是支那人》的写作上，别具一格地采用了自然科学著作的那种形式，即，每一章先分条罗列能够体现有关“支那人”某方面“民族性”的“事例”，然后是“摘要·考察·概括”，并在其中做出自己的结论。全书分两篇，第一篇是《现实中的支那民族性》，第二篇是《支那民族性的史的考察》。从现实而及历史，罗列出了他眼中的“支那民族性”的方方面面，亦即“支那人”的丑恶形象。　　　　
　　　　上篇第一章的标题是“现实·现世·实利主义·商人根性”。他的概括是：“一、支那民族，专心努力于在现世、现在为自己获得实际利益，而不考虑社会、国家和未来。这是百恶之源，导致一切犯罪和背德层出不穷。二、不问阶级、职业、性别、年龄，都渗透弥漫着商人根性。对一切的事物、现象只从损益、利害上加以考察和判断。”　　　　
　　　　第二章的标题是“诡辩·谎言·强辩·矛盾·婉曲”。他的概括是：“一、支那民族，为了利己的生存，昧着良心，诡辩、谎言随口说出，蛮不在乎，因而外人难以理解其中真意。二、只要他们的良心处于麻木状态，即使协议多少回、开多少次会议，广泛的团结都不可能。”　　　　
　　　　第三章的标题是“掠夺·盗窃·抢劫·走私进口·欺骗·共产”。山崎“考察”的结果是：“一、盗窃癖，在整个支那民族中弥漫。原因在于良心麻痹。追究原因，则归结为‘如果良心不麻痹，就无法生存’，这是惯犯所表现出的心理。其中有极力将盗窃合理化的意思。二、关于支那的一般民众，多少有值得同情之处。至于构成上层阶级的军阀、党派、财阀等，断然不应同情。一般民众成为惯犯，原因就在他们身上。三、倘若不把这些巨头彻底地打倒、肃清，那么这个民族的常习恶癖，就丝毫不能改正。四、只有对这个支那民族来说，国家建设、社会改造，大公司、大事业的运用和运营，绝对是不可能的。五、支那的一般民众，因贫穷而成为盗窃惯犯，他们组织秘密结社、匪贼团伙，也有发表义贼的宣言，过共产生活的人。如果给他们找理论根据的话，可以说他们与从外国传入的朴素的合理性相一致，有容易走向共产化的可能性。六、由于贫穷、良心的麻痹，利己主义的一般的民众，对有产阶级的金银财宝土地等的均分，肯定都举双手赞成。然而，要是让他们从既得的利益中提供一些出来，他们肯定会顽强地抵抗。要之，‘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人家的东西也是我的东西’，这是支那一般民众的通性。因而，在支那的共产、均分等，可以一时成立，却不能长久。……”接下去他“概括”说：“这一切恶癖的根源，在于良心的麻痹、伪瞒。‘良心的生活过不得’、‘不昧良心，就不能生存’，这是支那的一大根本的缺陷，笔者称之为‘支那恶’。”　　　　
　　　　第四章的标题是“伪和·伪造·模造”，在列举了中国商品中假冒伪劣货色泛滥的事例之后，他的“考察”结论是：“一、盗窃是支那的常习，比盗窃稍轻的罪恶是欺诈；二、为了金钱可以造谣，所以在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可以说欺诈横行；三、除盗窃外，欺诈可以得到更多的不正当利益，所以支那民族热衷欺诈是当然之事。”山崎的“概括”是：“一、支那的商品中，没有不是假冒品和仿制品的；二、连宣传、谣言也多是伪造，可以称之为虚假宣传；三、如此之类，在良心泯灭、欺诈横行的支那民族中，是家常便饭。”　　　　
　　　　第五章的标题是“官宪·官僚·统治阶级”，在列举了有关事例之后，山崎百治做出如下“概括”：“一、支那民族特别是知识阶层，都热切期望自己成为政治家、官僚、官吏，那是因为这确实是份好差事；二、一旦获得了这种地位，他们就一心营私，专事虐政、压榨，而不把民众的困难与痛苦放在眼里。……”　　　　
　　　　第六章的标题是“兵·兵匪·军阀”，在列举了当时军阀和大兵的所作所为后，山崎百治说：“一、军阀无论新旧，全都只考虑自家的利欲，其部下将兵，更是变本加厉。他们的离合聚散，也以利欲为转移。二、他们从不把一般民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眼里，滥施淫威，敲诈勒索。支那民族虽上上下下视之为蛇蝎，却无可奈何；三、如此，良心麻痹、现世本位的支那民族，却认为‘军阀在支那是最大的财主、最高的身份地位’而羡慕不已。”　　　　
　　　　第七章的标题是“宣传”。山崎百治认为，“支那民族”的宣传手法实在是高明，即“不像宣传的方法才是宣传”，“对着来客……介绍房间挂着的书法、照片，这就是高明的宣传”，“被数量庞大的图书，汉字的魅力而迷惑的外国学者，成了在世界上为‘中华’而宣传的斗士。由此，支那的真相实体被掩蔽，而获得了尊敬、热爱和同情。实在是‘不战而胜’的妙策”。他的“概括”是：“支那民族是个擅长宣传的民族。”　　　　
　　　　第八章的标题是“言与为·形式与实际·知与行”，山崎百治说：“真正的文化，不论是民族还是个人，应该以营造高度言行一致的良心的生活为基准，而不能以文献的多寡来决定；‘真实’或‘实际文化’、‘文献文化’，应有严格的区别。可以断言在支那没有‘实际文化’。”他称：“支那民族，言论是言论，实践是实践，形式是形式，实际是实际，它们都是不同的两回事，言行一致毫不顾及。在知识分子中，此弊尤为显著。”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5）

　　　　第九章的标题是“无知·无关心·漫不经心”。山崎百治认为，支那民族特别是一般民众，都是粗野无智，容易为谣言、迷信所迷惑；“支那民族，不分官民、阶级、职业，只注意处理与自我相关的事物，其他一切概不顾及。”　　　　
　　　　第十章的标题是“性欲”。山崎百治举例说，在“支那”的战争和兵变中，鞭尸的行为很多；在盛大的演出中、在乡村戏剧等各种各样的表演中，盛行猥亵的表演；在骂人、恶作剧和暴行中，关于“性”的东西甚多；黄色图画、读物极受欢迎；关于“性”的药剂、饮食很受欢迎，鸦片与性欲关系密切；支那上层阶级皆好色，下层阶级则性饥渴。他最后的“概括”是：“一、支那民族的性欲极其炽烈，极其执著，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试图使性欲更刺激、更强烈、更持久。至于下层阶级，经常是性饥渴，蕴藏着一触即发的危险。二、‘生存欲，是支那民族的衷心欲求，而‘性欲’则是其核心。”　　　　
　　　　第十一章的标题是“鸦片·麻将·游乐”。在列举了“支那”人鸦片泛滥、吸烟成瘾、赌博成风、吃喝玩乐成风的事例后，结论是：“一、吸烟、赌博，在支那人的生活中是如此持久、广泛、深入，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严格禁止是非常困难的；二、食欲中有性欲，赌博中有利欲，吸烟又和性欲、赌博有关。充分满足食欲、赌博、吸烟、性欲等游兴，是支那民族特有的豪华版〔生活〕，是全民族向往的极致。他们将日本人的接待、招宴视为小儿游戏，也是理所当然。”　　　　
　　　　第十二章的标题是“忍耐·努力·执拗”。山崎百治概括出的结论是：“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