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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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全面军事入侵后，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利用文化手段为侵略服务，为长期占领并奴役中国人民服务。
七七事变后，日本一些学者文人在纳粹德国战争理论的启发下，将现代战争看成是“总力战”，并提出了“思想战”、“宣传战”、“思想宣传战”的概念，以此作为“总力战”的重要环节，并对“思想战”、“宣传战”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发和研究。至此，对华文化侵略已经高度自觉化和理论化。日本军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思想宣传战”及文化侵略的措施。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的思想统制和舆论宣传的控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宣传问题的“大纲”、“纲要”之类的文件，操纵了全国的战争舆论，所有舆论媒体机器都开足马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针对中国的“思想宣传战”。在中国沦陷区，则在军事占领后立即着手进行所谓“文化工作”。一些文人学者加紧研究“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全面论述了“对支文化工作”的思想原则、指导理论和意义价值。明确提出所谓“对支文化工作”是对中国人的攻心之战，要着眼于对中国长期占领与统治，其目的在于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收揽人心”。为此，日本派遣的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特派员也纷纷来华，对中国上层特别是知识阶层进行利诱与劝降。而对下层老百姓，则由日军组成了所谓“宣抚班”，进行以奴化为目的的宣传“安抚”活动。同时，在新闻媒体、情报机构、日语教育、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所谓“在支文化事业”，也都全面展开。在新闻媒体方面，随着对中国的军事占领，日本各新闻通信社也纷纷尾随而入。他们凭借武力，扫荡、毁坏或占领了中国原有的新闻通讯机构及报馆，严禁非沦陷区中国报纸的传入，建立日本自己的通讯社、报社和杂志社，并扶植和操控汉奸傀儡政权的宣传媒体，以便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奴化统治制造舆论。更有一些人来中国进行情报刺探和间谍活动，一些在华的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大学、会社等，也积极从事对华情报活动，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日本国内的官方与民间的组织、新闻社甚至个人，成立了大大小小数量繁多的对华情报组织、学会、研究会等等，收集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情报资料，其情报网络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他们尤其注意对中国抗日情报的搜集和研究，许多文化特务深入中国的前线后方，对中国军民的抗日宣传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收集和调查活动。这些人回国后将他们的调查获得的材料，连同自己的分析概括，写成文章乃至专门著作，虽也一定程度地映照了中国抗日及抗日宣传、抗日教育的情况，但却肆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日”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火上浇油，在推动日本对华侵略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教育方面，为了长期统治中国，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其主要手段是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许多学者著书撰文，提出要把日本语作为“亚洲通用语言”或“亚洲第一语言”。在台湾岛，日本千方百计施以“皇化”教育，日语被作为“国语”推行了五十年。在中国东北地区，也按照台湾的经验和模式大力推行皇化教育，增建中小学，设立所谓“建国大学”，建立起了一整套教育体系，对学生和民众宣传“满洲建国”、“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之类的奴化思想。在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人员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就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二百多座，在中国大陆的神道教教会组织就有六十多个。日本当代一学者将这些神社一针见血地称为“侵略神社”，十分准确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日本的佛教也纳入了军国体制中，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建立的寺院、别院、布教所等不下于一百六七十处。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许多佛教上层人士写书撰文，表示支持侵华战争，并为侵略辩护；许多和尚做了从军僧，成为军队一员。
总之，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到途径和方式，全面而又完备，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也十分巨大而深刻。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前言（4）
在对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进行研究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最早的表达侵华意念的近松门左卫门是个下层武士和作家；最早的侵华方案的设计者佐藤信渊曾行过医，当过私塾先生，后来潜心著书立说，是一个写了三百本书的著名学者；吉田松阴短短的一生只以开私塾为生；而极力煽动“日清战争”的福泽谕吉一辈子都没有进政府做官，只是以开办私塾和办报为业；一生甘为御用学者的德富苏峰，却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只以一个学者文人的身份从事活动。而且，这些对日本国民的侵华舆论及日本政府的侵华“国策”有着重大影响的在野民间学者和文化人，大部分在当时似乎并不被看重。例如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的最后，感叹当时“举世皆浊，无人知我，所殚精竭虑，谁能解我心者！只待明君出世，而后见用也”。只有把实施希望寄予未来，希望“将来之英主，有鞭挞宇内之志向者，先读此书”。提出侵略亚洲狂妄计划的吉田松阴，却在二十九岁时因涉嫌暗杀被幕府判处死刑。在1857年就主张将满洲、朝鲜“并入”日本，“将美国作（日本的）一个东藩，变西洋为我所属，使俄国为我小兄弟”的桥本左内，最终也被幕府政府处死。还有那位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系统提出“日本改造计划”、并把侵略中国纳入整个“改造”计划的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民间武士“浪人”北一辉，也因参与策划暗杀而在1936年被日本政府处死。又如，在日俄战争爆发的四年前，即1900年，有六名博士（一说七位，博士在当年很稀少并极受重视）联名给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建议书，向当时的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日本应尽快打进满洲，对当时及后来的政府决策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不久，博士们又联名给政府上书，主张日本应独霸满洲，应当在满洲和俄国开战。据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1900年6月21日报道：“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户水宽人等五六位，关于外交问题开始了热心的活动，他们向当局提出了建议书……他们认为现在是和俄国开战的最好时机，如果失掉了这个机会，恐今后再无战机云云。好事者皆赞同诸位的看法，并十分乐观其成。”几天后，该报及其他几家报纸全文登载了这份建议书，逗得日本社会众多“好事者”跃跃欲试。此事被后来的史学研究称为“七博士事件”。此后，在日本一般国民中“开战”的舆论逐渐占据上风，而反战论则成为少数派。可见民间学者文人的舆论对战争的引导作用如何巨大。这其中的蕴含也十分值得探究。
记得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似乎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有思想能力的那些人的思想，而任何一个时代“有思想能力”的人，都主要是那些被称为学者和文化人的一群。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侵华”问题之所以成为“思想文化”课题，与许多文人学者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平台上对这个问题的反复“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直接或间接地为侵华服务的所谓研究成果陆陆续续大量推出。例如，在中国历史研究（日本当时称为“支那史”研究）中，有不少学者自觉自愿地使自己的研究服务于侵华的现实需要。他们努力从历史上寻找侵华的理论根据，为日本的侵华献计献策，并极力将日本对华侵略合法化。这些所谓的“研究”事实上构成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有的甚至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前锋，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其中有不少人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的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认为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自大、虚伪、排外、残忍、变态、不团结、无国家观念等等，断言“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为日本侵华辩护，胡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都是受恶劣的国民性所驱动，声称日本侵华是用日本人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支那人恶劣的国民性。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支那国民性研究”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环。总之，日本的侵华，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则影响政府决策，并由政府来加以实施。这就是近代日本福泽谕吉所不断鼓吹的所谓“官民一致”的思想政治体制的特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学者文化人作为“有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头脑”部分，对民族、对国家都负有特殊责任。在日本这样一个以尊重知识、尊重学问而自豪的国家，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影响就显得更为重要。以侵华战争而言，从总体上看，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侵华设想的是民间学者文化人；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根据并将侵略加以美化的，也是学者和文化人；在日本不断扩大、并最终全面发动侵略战争期间，登上中国土地而实施文化侵略的人，仍然主要是那些学者和文化人。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前言（5）
总之，日本对华实施文化侵略的主体成分是学者和文化人。所以，本书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正标题下，又加了“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这样一个副标题，其用意就在于强调对华文化侵略的主体构成。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希望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民间的、在野的学者、文化人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责任。那种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只是军国政府当局一意孤行发动起来的看法，是表面的和简单化的。本书的研究可以表明，日本侵华战争从设想到实施，大体经过了：
①学者文化人个人的侵华设想、方策的提出，但基本处于书斋状态；
→ ②学者文化人的侵华主张传媒化，并为许多民众所理解，也为政府所接受；
→ ③学者文化人战争舆论与军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侵华战争的发动；
→ ④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搜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
这样四个阶段。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学者文化人又成为日本人战争反思的主体阶层，并在反思中造成分化：大部分人承认战争的罪责，另一小部分则为侵略战争开脱，拒不认错甚至大肆美化。这部分右翼学者在50～60年代是极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右翼政治的庇护下迅速抬头，并日见猖獗。最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综合性的、复杂的原因，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联系到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历史，不禁使人感到，历史上的现象与现实具有种种联系。历史上日本一些学者、文化人不断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献计献策，而现在又有一些学者文化人在重蹈历史覆辙：他们蓄意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煽动反华情绪。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有人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肆意歪曲、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有人对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阴暗面大加渲染，丑化、妖魔化中国的书籍和文章陆续出笼，诸如《人民中国的堕落》、《瞎闯的中国》、《中国人犯罪集团》、《一个净找麻烦的国家：中国》、《中国的威压、日本的卑屈》、《所以说中国没救了》、《幻想的超大国：中国》、《“日中友好”是个幻想》、《靠“反日”苟延残喘的中国》之类的书，大行其道，且颇有市场。一个姓小林的漫画家连续出版了三卷本《战争论》和一卷本《台湾论》的漫画论集，为日本的侵略历史全面翻案，发行数百万册，成为日本近几年的最大畅销书之一，影响极为巨大和恶劣。特别是更有人将近年来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政治的不满，蓄意夸大为“反日”，故意在日本人民中制造中国全民“反日”的假象。这些都不能不令人联想起19世纪末之后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的所作所为。那时有人鼓吹中国（“清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灭亡论，有人指责中国社会制度野蛮落后不开化，因此需要日本把先进文明输入中国，有人则历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丑恶，证明中国人民的堕落，更有人故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排日、抗日的因果关系，夸大日本人的受害，扬言出兵“膺惩暴支”……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相似，不能不令人把两者联系起来：果真有人要使历史再来一个“轮回”吗？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认为，当代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的反华言论，是历史上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种变相、一种延续、一种当代形式，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文化挑衅。右翼学者文化人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压制和排斥日本国内正义学者的声音，蓄意掩盖、淡化乃至美化侵华战争，实则沉溺于“自恋史观”的病态中不能自拔，这是十分危险的。这种人的舆论一旦成为日本的主流舆论，历史的悲剧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
本书所涉及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是一个历史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属于历史研究。应当指出的是，现在一些日本学者故意将历史问题“学术化”，就是把历史事实虚拟化，将史实作为一种假设，在此前提下进行所谓的“学术讨论”或“学术争鸣”。这种连史实都不予承认的所谓“学术”，实际上是对学术研究的亵渎。本书所研究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问题，不是一个可供争鸣的“学术”的问题，也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