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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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满洲铁道北支事务调查所”。重点搜集和研究华北地区的有关情报资料，在1938年至1939年间，出版《北支调查资料》十二辑。
六、“南满洲铁道北满经济调查所”，地点设在哈尔滨。截至1938年，连续编辑出版《北满经济资料》共一百零五期，另编辑出版《北满经济情报》、《北经调查刊行书》等期刊。
七、“南满洲铁道东亚经济调查局”，是“满铁”专门从事对东南亚各国、印度等进行调查研究和情报搜集的机构，调查内容十分广泛，尤其注重对亚洲华侨问题、西方各国殖民统治问题的研究，并在1942年至1943年间出版《新亚细亚》丛书，包括《大东亚的资源与经营》、《南方亚细亚的文化》、《南方亚细亚的民族和社会》、《西南亚细亚的历史和文化》、《南方民族运动》等书。
八、“南满洲铁道教育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出版《研究要报》十二辑，主要研究日本如何在满洲开办学校、实施教育的问题。
九、“南满洲铁道经济调查会”，该机构成立于1932年，出版《满洲经济年报》、《经调资料》《苏联研究资料》等各种资料文献。其中，《经调资料》出版一百二十多期，内容不仅仅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例如《经调资料》第一百二十六号就发表了《支那赤色势力的现阶段》。
十、“南满洲铁道产业部调查室”，该调查室从1936年开始出版《产业调查资料》，到1939年前后共出版六十编。
十一、“南满洲铁道庶务部调查课”，该调查课（科）大力收集中国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情报。如政府公报、重要新闻等，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政府公报重要纪事索引目录》、《民众政治经济事情》等。
在我国东北地区，除了“满铁”的有关机构之外，还有几个日本的情报机构与组织也较为活跃。如“满洲国通信社”、“满洲日日新闻社”和“满洲事情案内所”、“满蒙资料协会”、“北满经济调查所”等。前两者是以报纸为依托的情报机构，名义上是“满洲国政府”所辖，实际上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并用日文出版了不少有关东北地区的情报资料。“满洲日日新闻社”从1935年起出版“满洲年鉴”，“满洲国通信社”则出版《满洲国开拓年鉴》、《满洲国现势》等。“满洲事情案内所”1935年设在“新京”（长春），对东北及华北地区的经济、政治、地理、商贸、边境等问题都做了大量情报搜集，出版过《北支那事情》、《满洲经济地图》、《日本人在满洲主要城市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京跃进景象》、《满蒙支边境事情》等书籍。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1）
除上述的“东亚同文会”、“满铁调查部”这样大规模的情报组织机构外，还有一些带有“东亚”、“大东亚”字样的情报组织也较为重要，如“东亚经济调查局”、“东亚研究会”、“东亚调查会”、“东亚研究所”等。许多机构都是在日本外务省颁布所谓《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之后，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支持兴办起来的。
首先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4年5月创立，地点在北京东城东厂胡同。
1924年，日本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决定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为此先设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由日本和中国两方的委员组成。日本方面有服部宇之吉、大河内正敏、大内畅三、太田为吉、狩野直喜、山崎直方、濑川浅之进等八名委员，中方有汤中、王树柟、王式通、贾思绂、江庸、胡敦复、郑贞文、梁鸿志、杨策等十一名委员。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会”，日本方面有河内正敏等八名委员，中国方面有秦汾等九名委员。但1928年“济南事件”爆发，在北京和上海的中方委员均宣布退出委员会，实际上全部由日方独立运作。该委员会于昭和六年在上海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地点位于法租界祁齐路320号，研究所所长是新城新藏，研究人员有一百三十二名，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从1937年（昭和十二年）5月开始到1941年12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连续以日语编辑出版了三十一号（期）《中国文化情报》。头三号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但第四期以后，“研究”的范围却涉及除自然科学以外的广大的文化领域，这个研究所虽然名义上是“自然科学研究所”，但除了中国的自然科学情报外，对一般的文化情报更为关心，并形成了搜集和整理中国文化界的动向和情报这一主要特色。具体地说——
第四号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支那事变中文化界的动势、特别是中国报纸所报道的教育界的消息》，对所谓“支那事变”（七七事变）后中国文化界的走势做了把摸。
在第五号之后，连续刊载《中国各大学、学院及专科学校的现状》，《教育及一般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动静》等，特别是后者，将中国教育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也包含在华从事文化活动的日本人）的职衔等拉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共连载十七次。
第六号中的题为《事变后的研究及一般的文化机关》的文章，长达五十八页，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包括研究院所、学会、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中的研究生院等，都做了详细的资料调查和罗列，到了第八号则刊出续篇，分不同的地区对中国的研究机关及其他文化机关进行调查分析。
在第九号中有一篇题为《作为蒋政权的宣传机构的出版界现状》，对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桂林、成都及重庆、长沙、西安、兰州等地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出版情况做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
在第十号上刊登了《现住上海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将二百五六十位人士的姓名、性别、籍贯、职衔、著作及主要活动业绩等，一一做了介绍。
在第十一号和第十三号连载的题为《中支的日语教育及设施概况》的文章，对上海、南京、苏州、常州、松江、青浦、嘉定、昆山、无锡、吴江、丹徒、句容、金坛、太仓、江都（扬州）等地区的日语专修学校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整理介绍。第十三号上还有《蒋政权下在内地出版的“救亡新书”》，并把这些书分五类胪列，其中包括“主张抗日抗战的书”、“关于战时教育及战时训练的书”、“关于战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书”、“关于国外问题的书”、“关于战时文化问题及文艺问题的书”等，并对这些书的发行范围做了推测。
在第十四号上，有《“孤岛”上海文化界的动向》、《维新政府统治下的各地报纸的概况》、《蒋政权教育部的诸设施及其办法》等文章。
在第十五号上，有《现住北京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录》（计七百七十四名），每人以一百来字的篇幅做了介绍。
在第十七号上，有《京津文化界一瞥》，并附《国立、部立各院校概况总表》、《国立、部立各院校学生人数统计表》、《国立北京大学概况表》、《国立、部立各院校教职员状况统计表》、《国立、部立各院校教员等级及学历统计表》、《国立、部立各院校学生状况统计表》、《北京特别市私立各校馆概况统计表》、《天津特别市公私立各级学校统计》等。
第十八和十九号上，则集中介绍英国、美国对“蒋政权”的教育文化援助问题及“蒋政权”的国际文化合作问题。
从第十八号起到二十号，分三次连载《现存的教育、研究及其他一般文化机构地方别一览表》，内容极为细致具体，包括名称、科别、地址、创立年月、附设机关、备注等内容。
第二十四号头条是《上海教育界的动向和“学潮”问题》，分析了其中的抗日学潮的起因，认为是“蒋政权和共产党方面的煽动所造成”，并将历次学潮（达四十余次）列出表格，包括“学校名”、“学潮的原因”、“学潮的经过”三项。
第二十七号刊载《中国的研究机构及学会、协会等的近况》，搜集罗列了日占区及香港一百四十多个研究机构。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2）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号连载《重庆方面的文化机构的现状》，对非日本占领区的公立、私立及共产党方面的大学、学院、专科学校、学会、协会、研究院所、图书馆、博物馆等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从以上简单介绍的内容可以看出，日本的这个“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已经全面地搜集并掌握了中国各地——特别是沦陷区，也包括部分中国的大后方地区的文化情报，有的情报还十分细致具体。日本对华情报搜集的无孔不入，整理与研究的细致缜密，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仍令人惊叹并发人深省。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机构除上述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外，还有“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1931年4月设立），主要是搜集和保存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资料。
“东亚经济调查局”，成立于20年代中期。这个调查局的情报搜集范围不限于经济，而且对中国的政治动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排日、抗日局势，也非常关注。在这方面它编辑出版了《支那排日教材集》（1929），将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中有关排日的内容收集在一起；还出版了《转向满蒙的排日运动》（1929）、《支那国定排日读本》（1931）等书。通过集中报道中国的排日，极力向日本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此外该调查局所编写的《满洲读本》，向日本国内介绍了满洲的情况和日本人在满洲的经营，鼓吹对满洲的扩张，在十几年中多次再版，在日本读者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东亚研究会”，成立于20年代中期，实际上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文化问题。该研究会成立后最大的“业绩”是长期连续举办“东亚研究讲座”，以连续出版物的方式陆续出版。到1943年，共出版一百一十辑。每辑均有一个专题，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文艺、社会、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有些讲座则密切服务于侵华战争的时局，如第九辑是《应该如何应对支那》，第四十三辑是《中国共产党概观》，第九十九辑是《重庆抗战力的概观》，第一百○一辑是《美国援助重庆的全貌》，第一百○三辑是《国民政府的清乡工作》等。兹以1932年出版的“东亚研究讲座”的第四十六辑《支那的排日运动》一书为例略加评析。《支那的排日运动》由波多野乾一著，收集并分析了中国排日及排斥日货的各种情报，书中列举了中国历次排日及排斥日货的来龙去脉，认为到当时（1932年）为止一共有九次大的排日浪潮：第一次是1908年的“辰丸事件”（即日本船非法停泊中国领海事件——引者注），第二次是1909年的安奉铁路线改建事件，第三次是1915年的“日支交涉”事件，第四次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五次是1923年的中国要求“收回旅大”而被日本拒绝事件，第六次是1925年的“五卅”事件，第七次是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事件，第八次是1928年的“济南事件”，第九次是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在叙述历次排日运动的时候，作者刻意淡化日本对华侵略是造成中国排日的主要原因，而刻意强调中国人历来有排外的传统；分析了排日、抵制日货给日本带来的损害，却刻意淡化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坏。该书最后还提出了三条对策，第一是“确立强硬的外交方针”，第二是“恢复与列国的协调”，第三是“绝对禁止支那的反日教育”。波多野乾一的这本书正好出笼于伪满洲国建立的时候，书中罗列的中国排日的情报及他本人所做的对策分析，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政策走向不能说没有影响。
《支那的排日运动》是以“研究会”的名义刊行的个人著作。对于日本政府和军方来说，这类书及其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所以政府和军部自己也搜集并出版了一些类似的东西。这里只举一本书为例，就是日本政府的“陆军省”于1931年刊印的题为《关于支那的排日侮日》，这本小册子未署作者，也没有版权页，只在封面上写着“昭和六年九月，陆军省”几个字，可见此书属于当时的陆军省的内部情报资料。该书列出了一个长达五十多页的表格，题为《排日侮日不法行为的事例》，分“事件名称”、“场所”、“时间”、“事件概要”四项内容列表，总共达一百一十八条。书后“附录（一）”是《最近一般青年广泛购读的书籍一览表》，列出的图书有：《日本侵略满蒙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问答》《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国耻史概要》《不平等条约问答》《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痛史》《日本蹂躏山东痛史》《日本侵略下之满蒙》《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土地丧失史》《不平等条约》《中国国际条约义勇论》《中国国耻史略》等，共十六种。还对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排日内容以图表形式加以罗列。在“附录（三）”中列出了当时中国流行的“排日歌曲”，并译成了日文，包括《国难歌》《国民革命歌》（三首）、《国耻歌》《抗日运动歌》《忍耐》《打倒帝国主义》等。可见，当时，日本军方在中国搜集的相关的文化情报，也达到了十分细致入微的程度。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3）
随着对华情报搜集热潮的兴起，日本在中国兴办的新闻社及报纸，也成为在华情报机构的一种。如1934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通信社”是一家有着日本军部和外务省背景的通信社。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通信社没有按当时日本的一般习惯叫做“支那通信社”，而是叫做“中国通信社”，不称“支那”而称“中国”主要目的也许是因为“中国”这一名称有利于它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中国通信社”以“对支那情况的迅速、准确的报道”为宗旨，成立后，编辑发行了《支那情报》（半月刊）、《中国通信资料》（半月刊）等。其中，在《中国通信资料》第五十八号、六十九号和七十号上，连续发表了有关中国“抗日真相”的材料，为七七事变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起了一定的煽风点火的作用。
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的时兴，使得民间私人也宣布成立有关机构。例如，1925年，一个叫森长次郎的人宣布成立“中支经济调查所”。这是一个由个人名义成立的一个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