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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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的时兴，使得民间私人也宣布成立有关机构。例如，1925年，一个叫森长次郎的人宣布成立“中支经济调查所”。这是一个由个人名义成立的一个文化情报机关。森长次郎20年代在中国武汉滞留并从事经济商业活动，当年武汉地区以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占领旅顺而展开了声势较大的抵制日货的排日运动。这些排日运动对日本的对华扩张起了一定程度的阻遏作用，也引起了日本上下的关注。在此情况下，森长次郎决定成立“中支经济调查所”，对“中支”的情况做调查研究。他在谈到自己建所宗旨时写道：
先前伊集院氏在担任支那公使的时候说过：“日本如果不改良地图，就无法明白支那之大。的确，整个的支那之广阔，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能力。此前的日本人，无论是政治家、实业家、学者还是军人，都想把支那整个儿地放在菜板上，或者企图将它放在菜板上，结果就好像蚂蚁在面包上爬来爬去，只不过左右往返而已。我自身也是如此。我反省自身的同时，也为这些感到可惜。反省的结果就是决定建立“中支经济调查所”，目的是在支那的研究方面具体、深入而且细致。
老实说，只是支那中部，已经令我有望洋之感。相信也许终其一生也难以尽知。明知有局限还如此标榜，也是希望它的波纹向外一圈圈扩大，并尽可能地向外扩大。
这个调查所，有我个人只是“单枪匹马”而已，并无太多的预期，只是想从身边开始，或许会有一些收获，并乐于公诸于众。我相信我的支那调查研究，绝不是一家、一个公司或一地方的私事。（《支那排日谭》书后）
森长次郎及其“中支经济调查所”第一个“业绩”就是写了一本《支那排日谭》（上海日本堂1925年2月出版），这本书搜集了武汉地区排日方面的种种情报，包括排日思想的根源、排日组织、“支那人的日本观”、排日宣传、排日与支那官方、与英美的关系、排日的影响等等。情报来源主要是当地的报纸、书籍，再加上他的所见所闻。他分类罗列这些材料，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析评论，得出的结论当然完全是荒谬的。例如他认为中国民众的排日是受军阀的蛊惑煽动所致，中国人的排日是基于“自大思想”和对日本的“嫉妒心”等，都是些陈词滥调。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七七事变后各种对华情报活动的活跃（1）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对中国文化情报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加重视。除了政府及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团体、学校、协会、研究会从事中国文化情报的搜集活动之外，各新闻社都相应地成立了“调查部”，以利用自己的传媒优势进行对华情报搜集。如《朝日新闻》社在1937年后，成立了“朝日新闻社东亚问题调查会”、“朝日新闻社中央调查会”、“朝日新闻社调查部”等情报机构，并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告书。《读卖新闻》社编辑局1937～1938年间则连续出版了《支那事变实记》共十五辑。
某些学者文化人也对搜集中国文化情报、并以此服务于日本的占领而乐此不疲。有关文化情报机关越来越多，除了上述的“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等以前建立的机构组织更加活跃外，还有一些新的团体组织纷纷出笼。诸如“东亚研究所”、“日满支拓植文化研究所”、“大东亚问题研究会”、“东亚调查会”、“大东亚文化协会”、“国策研究会”、“大东亚问题调查会”、“东亚思想战研究会”、“国民精神研究所”等等，其共同目的都是协力侵华战争，为日本如何长期占领中国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出谋划策。有些团体组织从名堂上看似与对华问题无关，如“精神科学研究所”、“国民教育研究所”之类，实际上也在积极从事着对华文化侵略。
其中，“东亚研究所”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1938年9月）成立的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对华情报与研究机构。当时的近卫首相出任该研究所的总裁，可知该所是官办的情报机构。据《东亚研究所报》第一期载，近卫在“东亚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处理当今之支那问题，谋划将来东亚之大计，是日本国民的重大使命。而研究此种形势的机关组织尚不完备。为了依据科学性的研究来确定国策，就要集中精锐之学者，推动官民之协力，作为帝国最初之尝试，特创立东亚研究所。”企画次长青木对研究所的情报调查和研究做了说明：“一、调查之地域为满洲、支那、远东俄领、北太平洋、南洋、印度、澳大利亚及中亚；二、调查之重点必须与帝国利益紧密相关；三、各地域的调查，必须是有机的和综合的；四、本所不仅进行调查，而且委托官民之机关及权威人士，获得他们的协力，以推进调查；五、不进行调查之外的活动；六、本所虽不是国民的宣传引导机关，但必要时可向国民公布有关事实；七、本所愿意接受有关机关之资料与教示。”这就将“东亚研究所”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情报调查机构的性质，规定得十分清楚了。从成立后到日本战败前夕，东亚研究所除编辑出版了上百种有关中国的图书外，还编辑了题为《东亚研究所资料》的大型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总数多达四百余种。内容涉及关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金融、军事、教育、思想、民族、宗教、地理、气象、矿产资源、农牧业、商业物产、交通运输、外交关系等一切方面。其规模与范围之大、研究之细致，当令人叹为观止。该研究所资料课于1941年编辑的《东亚研究所日文图书目录》即达上下两卷的规模。
“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也是一个官方的情报机构。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经营，在40年代初成立了专门的“大东亚省”，并下设了一个“调查课”。“大东亚省调查课”从1942年起将搜集到的情报加以编辑，连续出版了十五期（号）《调查资料》，对满蒙地区的造林地、羊及羊毛资源，以及向满蒙移民“分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是一个设在南京的重要情报机构。这个机构成立于1937年，是在占领地区的“图书及文献接收委员会”和“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的基础上由“中支派遣军特务部”组织起来的。这个“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除了搜集整理图书资料外，从1939年起连续出版《资料通报》共十辑，从1940年起出版《编译汇报》，到1942年，共出版八十八期。这个情报所搜集编译的情报范围，均集中在中国的经济问题方面。
“大东亚问题研究会”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报组织。在1944年刊印的题为《大东亚共荣圈文化体制论》（此书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扉页上盖了一个“秘”圆印）一书最后，附了一篇文章，题为《大东亚问题研究会第三分科（共荣圈文化体制）研究会的构成及研究经过概要》，兹节译如下，以见此类研究会之一斑——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七七事变后各种对华情报活动的活跃（2）
一、设置的趣旨：
大东亚共荣圈必然要用新的文化来形成，此不必多言；对于从特有的立场谋求发展的、作为指导国家的日本的文化指导力加以再检讨，确立政治、经济方面的新体制，实有必要；同时，作为共荣圈内诸民族结合之纽带的新文化建设，当然也势在必行……因而必须确立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的文化对策的根本方针……
二、研究的方针及其态度：
根据如上趣旨而发足的本分科研究会，并非只单纯地冷静地进行文化问题的检讨，而必以共荣圈的建设为大前提，而展开具体方面的研究……本研究会认为共荣圈文化的成立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加以确立……故一方面要尊重大东亚各民族的文化的自主性，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共荣圈，必须创造统一的共荣圈文化。本会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努力进行研究的。……
三、研究会的构成：
本研究会由下列十位专家组成，此外长谷川如是闲、久富达夫、岸田国士、宇野圆空、新居格等诸君，也从自愿的立场予以协力。
第三分科研究委员会芳名（以五十音图为序）：
赤坂静也君日本劳动科学研究员
小野俊郎君放送协会调查部
桦俊雄君立正大学教授
木村毅君评论家
小山荣三君人口问题研究所研究官
小林高记君中央大学讲师
谷川彻三君法政大学教授
高桥龟吉君本会调查局长
吉野清人君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堀真琴君法政大学教授
宫园诚一君教育研究同志会主事
矢次一夫君本会总务局长
（事务局干事：荒居养洲 君）
四、研究经过概要
……
从这个研究会的趣旨和人员组成来看，这个研究会的人员构成是多方面的，而且确实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有的还相当有影响。这表明，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特别是1940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是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研究“共荣圈”的思想与文化问题的。
除了上述的情报机构和组织之外，日本还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图书馆，也具有对华情报搜集和整理的功能，主要的图书馆有以下四个：
一、东亚考究会图书馆，设立于1920年11月，地址在上海欧阳路二二一女校内。主要搜集和收藏与东亚有关的图书资料，包括地方志等。
二、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设立于1936年，地址在上海四川路149号，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兴亚院成立后归属兴亚院管辖。名誉馆长兼理事是船辰一郎，总务主任兼理事是上崎孝之助。藏书量十三万册，据说一个月的阅览人数突破一千名。
三、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分“本馆”和“分馆”两部分。本馆设立于1936年12月，地址在北京东城王府大街9号；分馆成立于昭和十三年6月，地点在北京西城小将坊胡同。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馆长小室三良。藏书基本是日文图书，总量为三十一万册，杂志六百余种，报纸四十余种，可以说是日本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图书馆。该图书馆除了正常的图书情报业务外，还从事日本在中国的日语教学及教材的编写。
四、天津日本图书馆，位于天津“大和公园”。具体情况待考。
上述这些情报机构不仅起了相关情报人员的组织、协调作用，而且还做了大量实际的情报搜集和研究工作。每一个情报团体机构都有自己专门的刊物，出版相关的书籍，从而构成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情报资源体系，在日本对华侵略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1）
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僧侣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二百九十多座，在中国大陆的神道教教会组织有六十多个，有日本当代学者把这些建在中国的神社称为“侵略神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日本的佛教也纳入了军国主义体制中，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的寺院、别院、布教所等不下于一百六七十处。大部分佛教宗派都公开宣称支持军国政府侵华国策，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许多佛教上层人士写书撰文，表示支持侵华战争，并为侵略辩护；许多和尚做了从军僧，成为军队一员。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宗教界在“脱亚入欧”的时代选择中，很快认识到了宗教在西方文化对外传播、对外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这方面的落后状态。于是有人提出要优先考虑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朝鲜等地开始日本的传教活动。明治九年（1876）7月，日本佛教真宗的东本愿寺的谷了然、小栗栖香来上海建立别院，开始传教活动，是近代日本宗教登上中国大陆的开始。随后，日本宗教陆续来中国开展活动，主要有：
第十四章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1899年，佛教日莲宗在上海设立寺院
1901年，日本在台湾建成首座神道教神社
1902年，日本神道教天理教派在厦门设立神社
1903年，日本基督教会在天津落脚
1905年，日本佛教真宗本愿寺派在北京落脚
1912年，金光教在上海落脚
1915年，佛教曹洞宗在青岛落脚
1918年，妙心寺派在山东张店落脚
1920年，日本组合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0年，古意真言宗在上海落脚
1924年，西山深草派在厦门落脚
1925年，きよめ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7年，净土宗在青岛落脚
另外还有御岳社、大社教、扶桑教也在青岛、上海等地落脚。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落脚的日本宗教宗派都有对华宗教侵略的动机，30年代之前日本在华许多宗教团体和设施主要是为在华日本人提供宗教服务的，规模也不算大，有些是经当时中国方面的同意才进行活动的。
但是，在台湾的日本神道教却有不同，神道教虽然也受到了中国道教的不小影响，但它是日本惟一的一种固有宗教，日本有些人认为神道教是日本“国体”的基础，《古事记》中记载的“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是“现人神”、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观念，成了神道教的基本信念。由于神道教的这种性质，明治维新之后它自然地与天皇制帝国主义国体结合起来，成为地地道道的“国家神道”，而对进入中国的神道教而言，神道教一开始就带有宗教侵略的性质。在对华宗教侵略中，神道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图37“台湾神社”神道教在中国登场首先开始于台湾岛。1895年日本人大举登陆并占领台湾，遭到了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派遣北陆军中将、近卫师团长北川宫能久来台湾指挥镇压。此人在1895年10月28日“战病死”后，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立神社，将北川宫能久作为“神”来祭祀。到1901年，神社建成，命名为“台湾神社”（后改名为“台湾神宫”），这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神社的开始。此后，日本有计划地在台湾推行神道教，建立神社。193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社会教化要纲》，强调要“努力以皇国精神的彻底普及来实施国民精神的教化”，要让台湾人体会“崇敬神社的本意”，并规定“将神社作为地方教化的中心”。而“台湾神宫”建成后，自然就成了台湾岛最大的“教化”神宫，日本总督当局规定每年十月八日作为台湾神宫例行的“祝日”，全台湾岛都放假，而学校的学生则被强制必须到“台湾神宫”搞“新年参拜”、“毕业参拜”，一有机会就组织学生集体参拜。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2）
为了树立神道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