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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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2）

　　　　为了树立神道教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日本人还对台湾当地具有中国地方传统的宗教及其寺庙进行强制性清除，名为“寺庙整理”。关于“寺庙整理”问题，日本当代学者宫本延人在《日本统治时代寺庙整理问题》（天理教道友社1988）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林景明先生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东京·高文研1997）一书中，则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记录了当时“寺庙整理”的现场情况：　　　　
　　　　新义州的桃园郡守，决定将一个很大的寺庙拆掉，自己亲临现场指挥。他将壮丁团的人集合在布满纸钱灰烬的寺庙前面，说道：“日本国民没有参拜寺庙的必要。而应该参拜神社！”然后下命令：“哪一位先来动手拆？”但是谁都怕遭报应而不敢出手。郡守见状，从庭院走上台阶，站在神殿的高处，说：“哪有什么报应？你们既然那么害怕，看我来开个头！”说罢要走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激动脚下没留神，一脚踩空而摔了一个跟头，脚崴了，疼得他大叫了一声。　　　　
　　　　“瞧啊！遭报应了不是？”此事一时在台北州流传开来，而这座寺庙也因此而幸免于难。（《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第41～42页）　　　　
　　　　据林景明讲，不光是寺庙，日本总督府连台湾各家庭祭祀祖先的灵坛也让拆掉，而以祭祀天照大神的牌位取而代之。　　　　
　　　　据日本当代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东京·新干社2003）一书中提供的表格，日本占领和统治台湾期间，在台湾建立的主要神社如下：　　　　
　　　　神社规格神社名称所祭祀的神建立年月官币大社台湾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00年9月18日官币中社台南北白川能久1925年国币小社台中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1年2月28国币小社新竹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6年9月26日国币小社嘉义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26年12月24日县社开山郑成功1896年7月25日县社宜兰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01年3月7日县社基隆北白川能久等六神1911年2月23日县社高雄北白川能久等二神1912年12月5日县社台东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2年12月27日县社花莲港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5年8月19日县社阿堠北白川能久1918年1月23日县社澎湖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34年7月23日除台湾外，在中国，被日本神道教渗透较为严重的地区还有东北三省。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后不久，于1905年10月最早建立了安东神社，来祭祀天照大神。接着，1908年建立平山神社，1909年建立抚顺神社，辽阳神社等，后来又建立了长春神社（后称新京神社）、大连神社等。在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已达四十多座。到1945年统计，神社已多达二百九十五座。1936年，日本外务省专门出台了《在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神社规则》，对这些神社的性质、作用、管理和参拜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而且，除了神社之外，日本还在满洲建立了若干与神社的功能相当的类宗教场所，如“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塔”之类。　　　　
　　　　除了台湾、东北三省以外的中国内地广大地区，日本的神道教也有相当的活动。日本的神道教有十三个宗派，在中国活动的有天理教、金光教、大社教、御岳教、扶桑教等五个教派。根据“东亚研究会”编写的《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提供的材料，神道教各派在中国内地各省活动情况如下表：　　　　
　　　　日本神道教在中国内地各省活动情况一览表：　　　　
　　　　布教所名称布教所地点开设年月大社教上海教会所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大正年间大社教北京别院北京文昌胡同1939年扶桑教上海支厅上海吴淞路不详御岳教日月教会青岛金一路不详金光教北支布教管理所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1939年7月金光教北京教会所同上1939年4月续表布教所名称布教所地点开设年月金光教中支布教管理所上海武昌路不详金光教天津教会所天津春日街1919年12月金光教济南教会所济南升平街1920年3月金光教青岛教会所青岛德平路1916年7月金光教上海教会所上海武昌路明治四十五年金光教汉口教会所日本租借中街1927年5月金光教香港教会所香港骆克道不详天理教华北传教厅北京东城礼士胡同1928年天理教上海传教厅上海靶子路1927年天理教台湾华南出张所广东多宝路1939年5月天理教崇文教会北京崇文门75号1936年11月天理教一心传道所北京苏州胡同1939年天理教晨光传道所北京西城宫门口不详天理教照心传道所北京地安门外不详天理教甲贺传道班北京西直门外1939年天理教抚养传道班北京1939年天津诚华教会天津须磨街1934年津门教会天津伏见街1931年3月天津教会天津浪速街14号1919年1月本华传道所天津吉野街1939年日本桥传道班天津富贵大街1939年济南教会济南南三马路1919年1月青岛教会青岛大连路1917年2月大青教会青岛武定路1920年1月山东省教会青岛荏平路3号1918年3月大唐教会青岛高唐路6号1935年5月大祖教会青岛周村路91号1935年5月日华教会青岛市场三路1921年6月大化教会青岛吉林路1921年1月奉青传道所青岛□山路1939年保定传道班保定唐家胡同1939年8月大同传道班大同1939年12月太原传道班太原活牛市街1938年通州传道班通州鼓楼南大街1938年上海教会上海弥勒路1916年5月中华教会上海施高塔路1917年1月肥崎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17年10月扬子江教会上海有恒路1923年2月长江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23年4月杨树浦教会上海麦克利古路1925年5月肥和传教会上海吴淞路同上东宝传教会上海汤恩路1925年小沙度传教会上海小沙度路1934年华德传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34年东上海传教会上海海宁路97号1936年黄浦江传教会北四川路1937年12月大冢传道所上海汤恩路7弄1939年矢野传道所上海海宁路1939年尔玉传教所上海历门定安路1939年□山传道所上海南市林荫路1939年越乃国传道班上海昆明路1939年福建教会福州南台1920年汉口教会汉口交通路1927年厦门教会厦门仁安巷明治三十五年香港教会香港皇后大街1931年5月上香教会香港湾子利东街1934年11月（注：《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系蜡版刻印，模糊不清的字在上表中以“□”代之）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佛教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1）

　　　　上述这些神道教教会组织共有六十多个，遍布南北各地，可见神道教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些传教机构有的也建立了神社，如今多化为历史沉渣，已不可考。日本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把日本神道教在中国、朝鲜及南洋地区的这些神社称为“侵略神社”，十分准确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　　　　
　　　　而在日本国内，神道教及神社自然也成为煽动战争、鼓吹协力战争的最集中的场所。日本全面侵华后，许多神社都举行了各种活动，为侵略战争火上加油。如，1942年，橿原神宫外苑曾举行所谓“枪后（即后方——引者注）奉公大会”，全国有三十六个团体的两千五百名代表来此参加大会，在发“愿”之后，又宣“誓”，即在神前将自己的“枪后奉公”的誓愿表达出来。接着，也是在这个地方，日本全国三百二十万“誓防团”的代表一百六十人，对着神社举行了“誓访宣誓式”。这些都表明，神道教作为“国家神道”，已经成为日本国家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神道教成为侵略的宗教，日本的其他宗教何尝没有成为侵略的宗教！　　　　
　　　　佛教经由中国传到日本后，形成多种宗派，可以称为“日本佛教”。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结合；与神道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认同天皇制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在所谓“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后，变得更为明显。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宗派日莲宗僧人田中智学早在1914年就提出了“王佛冥合”的思想，即主张将日本的王道与佛教统一起来，以此来“统一宇内”。一些佛教势力与明治维新后天皇制帝国主义的结合，使得日本佛教逐渐背离了佛教本有的教义，并在日本侵略亚洲及中国的战争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中国人谁都知道，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佛教根本上就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戒律和特征之一。它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主张众生平等，不仅反对任何战争和杀人，而且连动物都不能杀。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和平的慈悲的宗教，却也在战争狂热下的日本成了军部推行战争和杀人的重要工具之一。从日俄战争起，日本佛教的主流势力便自觉地服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与军国政府沆瀣一气。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日本佛教从整体上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体制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佛教人士出于对佛法的虔诚信仰而进行了抵制，如1931年约有三十人组成的“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及其主要组织者尾妹义郎（1889～1961）就公开发表宣言，拒绝服从军部政府的侵略政策及依附这一政策的佛教既成势力，该同盟自然遭到了军部和警察的弹压，其机关刊物《新兴佛教》屡屡被查禁，尾妹一郎也被逮捕。总体上说，佛教的抵抗势力十分微弱，既成佛教势力在“佛法”与日本的“王法”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王法”。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一些著名的僧侣和尚、佛教学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并参与对华战争。如1937年7月12日，七七事变爆发几天之后，日本佛教教团组织以“国体明和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文”，全文（译文）如下：　　　　
　　　　奉戴保全东洋之皇谟，肩负着有色民族十亿人人道命运的皇国日本的国民同胞，现在断然面对除恶平暴的北支事变的勃发，基于帝国政府对世界发表的有关声明之原则，佛教各宗派行动起来，联合成立国体明和会，面对日益迫近的国难而一致努力打开局面，进而走上战争第一线，慰问皇军及保护居留者，更为国民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惜身家性命，一心奉公。在此特表明日本佛教徒应有之觉悟如上。　　　　
　　　　图38日本和尚在进行军事训练这份声明，无异于宣布日本佛教界对中国宣战。当时中国佛教界看到声明后深感震惊，并发表了抗议书。日本佛教界的许多领导人物、著名僧侣，都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协力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日本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陆续举行了名为“战胜祈愿祭”的祈祷日本军队“战胜”的祈祷活动，佛教和尚们和信徒们纷纷对着神佛，宣读自己的祈愿书。而日本佛教许多宗派的高僧也不断发表支持侵华战争的讲话。如曹洞宗永平寺的“贯首”（最高僧职）秦慧照在永平寺的机关杂志《伞松》中，说我们僧侣连一粒米、一张纸也不能生产，但愿能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做贡献，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著名佛教学者榑林皓堂（1893～1988）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写的一篇题为《事变和佛教》一文中，表示“此次的北支事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慈悲之行”。现日本京都花园大学的前身临济学院的学僧日种让山（1873～1984）在七七事变后写的一篇文章中称，日本的行动是“牺牲自己，把支那从赤化和经济的奴隶化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作为东洋人而生存的一场义战、即道义战争”。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在侵华期间发表的题为《战争论》的文章中，也明确支持侵略战争。他写道：“养兵练武，非为侵略他国、剥夺其权力和自由，但对那些妨碍本国存在的邪魔外道又当别论；造巨舰铸大炮，非为扩张私利破坏他人福祉，但对那些扰乱本国历史进程的不义无道者又当别论；殖产兴业，非为积聚物质财力压服他国，但假如有人妨害我商业、蹂躏我权力，简直就是阻碍人类全体的进步，从我国宗教的角度上说，绝不能听之任之，为此不得已而动干戈，非为杀人，非为略地，非为劫财，而只是为着正义，来惩罚代表着非正义的国民。”铃木大拙的此种腔调，与日本政府军部可谓同气相应。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佛教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2）

　　　　还有一些僧侣、学者继续著书立说，系统地为佛教参与侵华战争辩护，为“皇道佛教”制造理论根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点都集中在《佛教与战争》、《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护国佛教》等书中。　　　　
　　　　《佛教与战争》出版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岛影盟，两人都是属于曹洞宗的佛教学者。上引“国体明和会”的声明就收录在该书中。在该书的序文中，作者写道：“近来，关于战争的议论在各方面都很流行，但在佛教方面几乎还没有人涉及这个话题。”“而佛教经典中关于佛教与战争也没有说明”，所以两名作者要在佛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触及原本属于“风马牛”的“佛教与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日本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很不一样，“大体上说，支那的佛教徒认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绝对应该回避战争才是佛教之道；而日本佛教则认为，出师有名的战争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佛教并不预先规定战争的善与恶，它不把形而上的战争作为问题。以善为目的的战争就是善的，以恶为目的的战争就是恶的。在积极行动的时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战争主义者。”又说：“佛教的战争就是作为手段的战争，目的是救济众生，正确引导众生。”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持战争，就是为了“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明朗坚实地得以存续”，当战争对于振兴国家不可缺少时，“不用说这种战争就是至善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会夺取许多单个的生命，但战争对于单个人并非没有好处，但佛教所支持的战争，不仅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因为事实上，“倘若单个的人的目的都达到，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佛教与战争》就是这样振振有词地从根本上颠覆了佛教的教义，实际上也就是将“日本佛教”与“侵略战争”画上了等号。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还有一个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写了一本《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的书，提出了和《佛教与战争》一书基本相似的看法。据该书序文的自我介绍，古川碓悟是当时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响的学者，还常在广播中发表有关佛教的评论。“我国思想界的最大指导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极的态度，同时要成为世界上的转轮圣王王国，还需要依靠实力救济者‘道之国日本’的推动。”他认为，经“日本之道”将佛教改造过的日本“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国”。那么，“日本之道”如何将佛教改造过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认杀生的可能性，承认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为了护法而容忍杀戮——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杀生这一戒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否定杀人的举动也是不合常识的，假如一味固执于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