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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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杀生这一戒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否定杀人的举动也是不合常识的，假如一味固执于不杀生，那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维持。（《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第108页）
“日本的佛教”就是这样，堂而皇之、振振有词地放弃了佛教关于“不杀生”的基本戒律，它因此也就成了真正的“日本的佛教”，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佛教”，而主张杀生也就成为那时日本佛教的基本特征。连佛教和尚都如此公开叫嚷杀人，日本对中国人民大开杀戒，也便百无禁忌了。古川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正义战”，在他看来之所以是“正义战”，就是因为日本的开战是为了在世界上建立“净佛国土”，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不仅对我国、对东洋、对全世界，而且对支那国本身都有好处”；“如今我国靠着〔佛教〕这把利剑在满蒙建设了第二个神国，很快就要在支那、在印度建设神国”，日本将世界都变成“佛教所说的净佛国土也绝不是幻想”。为此，他向日本的佛教人士呼吁：“全国的佛教徒啊，愤然而起，参与这千载难逢的圣业吧！国际联盟何足道！英美何足道！现在箭已离弦，不容有丝毫的犹豫，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惟有勇往直前！”
鼓吹侵略的另一本书是《护国宗教》，1938年1月由大仓精神研究所发行。该书由四篇长文构成。其中，《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篇出自著名的法相宗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867～1952）之手。佐伯在文章一开头就为天皇和皇室大唱颂歌，特别称赞决定在日本设立佛教的盛德太子，以此来证明佛教和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并说明佛教应该成为日本天皇制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护国佛教》一书中的另一篇文章是《日本天台和镇护国家》，出自原大正大学（一所佛教大学，由净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合作设立）学长福田尧颖（1867～1954）之手。福田在文章中强调，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都不同，它受到了历代天皇的恩宠，“它深深地立足于日本的国民性……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护国宗教》中还有一篇文章是《皇道佛教》，出自净土宗僧侣椎尾弁匡（1876～1971）之手，这篇文章最长，在论述“皇道佛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椎尾声称，佛教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日本的佛教是成功的，日本的佛教“最接近释尊在世时的佛教”，因而具有纯粹性，比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都更优秀；“印度的佛教在文明面前崩溃，而支那的佛教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反也崩溃了，只不过还留下了一些佛教的山寺遗迹罢了。只有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国土上得到了丰富的滋养，才实现了佛教本来希望达到的一切”。他写道：“佛教作为日本佛教而发达，全仗皇室的恩惠，特别是历代天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种以天皇、皇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佛教，在外国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皇道佛教。”就这样，《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书将原本救度众生、厌离尘世的佛教，与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国体联系在了一起，并被概括为“皇道佛教”，这就为日本佛教“承天皇大诏”、服务于侵略战争找到了理论根据。
日本佛教不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护持”，甚至还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根据”与借口。“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佛教日莲宗信徒石原莞尔（1889～1949）就从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的预言中受到启发，在题为《最终战争论》一书中，提出了所谓“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日本必将与美国打一场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代表东方文明，美国代表西方文明，通过这场战争来决定究竟是由美国总统还是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世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必败，日本天皇将成为世界的天皇。这种借助佛教发布所谓预言，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叫嚣，在世界各国的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1）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次年3月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在日本侵入“满洲”过程中日益发挥作用，许多教派制定了详细的“布教方策”，并在军部政府的指导下向满洲派遣大量的布教人员。1933年，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管长发布“教谕”，称：“扶持满洲建国之宏图，开辟治化要道，作为我帝国的责务，可成东洋和平之契机。我宗素来体现正统佛法，遵守两祖遗训，祈求皇祖长久，希望国运亨通。”表明了曹洞宗向满洲扩张的意愿。同年，真宗大谷派设立“满洲拓事讲习所”，向满洲派遣所谓“满洲开拓屯田僧”、“志在满洲国的开拓和开教的有为人才”。也是在这一年，在驻哈尔滨特务机关桥本欣无郎的提议下，成立了“哈尔滨宗教联合会”，并在日军特务机关直接控制下进行活动。七七事变前夕，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满洲国佛教总会”，日本军部及其傀儡政府通过这个“总会”，进一步强化了对佛教的统制。据1934年底“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的调查统计，到1934年为止，天台宗、古意真言、真言东寺、新义真言智山派、新义真言丰山派、净土宗、曹洞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兴正寺派、本门法华宗等佛教宗派，共在“满洲”开设了约一百五十座佛寺，布教人员二百多人。1935年，日莲宗“管长”神保日慈等人，曾赴“满洲”与陆军中将四天王延孝一起“谒见”溥仪，称法华宗要为“日满提携”尽力。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武力侵华的全面展开，日本佛教界也表现出了更加活跃的态势。据中浓教笃《佛教的亚细亚传道和殖民主义·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1977年版）一书记载，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向日本全国宗教界发布了题为《关于支那布教的基本方针》的通告——
目的：
一、布教师担负对当地居民的宣抚，并协助对支文化工作。
方法：
一、在军方的许可下，布教师选择善良的居民作为信徒，并予以特别的保护，利用他们维持地方治安、劳役和宣抚。
二、大规模地开设日语学校或者医疗设施。
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日本的实力、日本对支那的意图、支那事变的由来，支那今后的出路，西洋各国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日本文化东洋文化的本质等等。
四、各宗教团体要尽可能系统制定大规模事业计划。
五、宗教的传教要服从当地的情况。
手续：
一、布教师希望到支那去时，需向文部省另纸提交申请书，并附宗教局长的推荐状。布教师到达当地后，首先要向当地军队特务部提交上述材料，并听从一切指挥。
二、布教场所的开设、事业的开办均应得到军队特务部的许可。
三、布教师要经常与军队特务部和文部省派遣员保持联系。
四、已经到达当地者，请尽速办理第一项及第二项手续。
这个“通告”实际上就是将宗教置于日本军队特务部门的严格管理之下，使之成为武力占领的辅佐、文化侵略的尖兵。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疯狂推进，许多佛教宗派都开始动员起来，协力于如火如荼的侵华战争。如，1938年4月，日莲宗组成了“皇道佛教行道会”，号称召集了一千八百名会员，该会章程称：“皇道佛教是以法华经妙理来显示日本国体尊严、发扬大乘佛教真精神、翼赞天业的宗教。”1938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日本佛教界积极响应。许多寺院住持发表谈话，表示支持侵华战争。为了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开辟对华文化侵略的战线，日本佛教诸流派纷纷向中国进军，将一批批的僧侣人员派往中国前线和沦陷区。这些和尚有的直接被编入军队，成为“从军僧”，主要目的是为战死者超度，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和尚们本身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也参加了杀戮行动。如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其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活跃的士兵》（旧译《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那个从军僧片山玄澄，在战场上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从军僧中恐怕决非个别。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2）
为了长期在中国扎根，日本佛教各主要流派还派人到中国沦陷区占领中国的寺庙，建立日本的佛寺，在沦陷区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布教场所。当时，日本的佛教宗派有五十四个，在中国活动的宗派有十三个。其中活动较多的依次是东西本愿寺、日莲宗、净土宗、临济宗妙心寺派、古义真言宗等。各派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据“东亚研究会”1940年编《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列了表格做了统计，现将该表格的有关内容（教师数量、信徒数量、附带事业、经费等）省略，将原表的竖表改为横表，保留教派名称、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等四项，重新列表编译如下：
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内地活动情况一览表
教派
及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
（截至1939年）天台宗北京别院北京司法部街巷1839年6人古义真言宗北京开教教务所广安门报国寺1938年5月不详续表教派
及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
（截至1939年）蒙疆开教事务所厚和不详6人高野山北京别院北京北池子风神庙1938年5月5人金刚寺天津明石街七七事变前5人弘法寺天津淡路街1938年3月1人高野山大师教会
大师寺支部天津花园路
七七事变前
1人
弘法寺支部秦皇岛道德街1938年6月1人弘法寺青岛支部青岛夏津路大光寺1927年9月1人大兴寺支部沧口1938年7月1人济南支部（大化寺）济南高埠地1929年9月1人北支新乡支部新乡北安街龙祥寺1939年2月2人阿尔陀寺支部张家口明德北大街1938年5月1人姚山寺石家庄1937年11月1人长辛寺长辛店1939年9月三宅惠等人太原寺太原南白墙1940年1月开封护国寺开封羊市场1939年8月有井正随大师教会上海支部上海靶子路金刚寺1921年8月2人净土宗智恩院北京别院东城内务部街1938年1月2人天津别院明石街天津寺1937年9月4人石家庄别院古门市安东街1938年2月4人大同别院大同武庙街1938年2月4人厚和布教所厚和延寿寺1938年12月4人张家口布教所
张家口明德大街地藏寺1938年2月
4人
太原布教所太原泰山庙1939年7月山田义尊开封布教所开封乐观街同上古川圆淳青岛别院青岛黄台路善尊寺1927年1人济南别院济南七马路1938年2月1人张店布教所张店二马路1939年4月1人上海别院上海寒乐安寺1927年4人南京别院南京中山东路1938年12月2人苏州别院苏州江苏佛教联合会1939年10月1人福州教会所福州南台公里1938年3月1人深草派台湾善光
寺厦门别院
厦门
1928年临济宗妙心寺派北京别院东单西观音寺胡同1937年7月2人青岛别院青岛吉林路1921年5月1人张店出张所张店新华街1919年4月1人天津出张所天津芙蓉街1937年11月1人济南布教所济南二大马路1938年4月1人开封出张所开封1939年11月1人石家庄布教所石门大中街1938年7月1人上海别院上海昆山路1932年3人杭州教会所杭州日华佛教会1938年7月1人浦东教会所上海浦东1939年1人镇江布教所镇江1939年1人南京布教所南京下关1939年1人汉口南城布教所汉口戏子街1939年8月1人临济禅师祖塔寺河北正定1938年1人曹洞宗北支布教总盟部北京观音寺1940年1月3人中支布教总盟部南京维新路同上4人观音寺天津伏见街1920年9月5人观音寺出张所塘沽太平街1938年6月1人观音寺北京蔡□院胡同1938年11月4人观音寺石家庄阜业□路1938年6月4人大觉寺济南纬二路1925年5人曹谷寺青岛武城路1916年7月5人□山布教所淄川1919年2人长兴寺张家口明德南大街1938年12月1人正法寺徐州月波镇1938年5月2人金阁寺开封万寿街1938年11月1人永总寺大同南大街1939年9月1人阳泉布教所阳泉同上1人长乐院上海吴淞路333号1918年8月3人观音堂同上444号1927年4月1人大慈寺广东维新街1939年7月1人净土真宗本愿寺北支布教总盟部北京东四牌楼1939年7月不详中南支布教总盟部上海乍浦路同上不详北京别院北京东四牌楼明治三十八年5月63人丰台出张所北京丰台平安胡同1937年12月9人天津出张所天津宫崎街1935年1月18人保定出张所保定西门煤场1938年12月6人石家庄出张所石门正东街1938年1月12人厚和出张所厚和西德胜街同上6人包头出张所包头大文明1938年11月6人大同出张所大同西大街1938年1月9人太原出张所太原黄华□路1938年6月9人济南出张所济南三马路1921年11月6人青岛出张所青岛明治四十四年11月9人枣庄出张所枣庄1938年11月6人徐州出张所徐州月波镇1938年9月9人柳泉出张所柳泉1939年12月6人开封出张所开封小纸坊街1938年12月9人通州出张所河北通县1938年4月3人定县出张所定县1939年7月3人阳泉出张所阳泉同上3人顺德出张所顺德同上3人上海别院上海乍浦路明治三十九年60人苏州出张所苏州平门路1938年6月9人南京出张所南京白菜园同上15人九江出张所千田部队内1939年2月6人汉口出张所汉口明治三十九年9人武昌出张所武昌1939年2月9人厦门出张所厦门布袋街1938年1月9人广东出张所广州越华路1939年1月9人海口出张所海口1939年3人香港出张所香港湾仔路明治三十三年9人净土真宗大谷派北支开教盟督部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3）
北京内务部街
1937年10月
监督1人，
另设书记中支开教盟督部上海武昌路1939年2月同上北京别院北京内务部街1937年10月19人天津别院天津福岛街明治三十六年7人青岛别院青岛胶州路1917年9月4人塘沽布教所塘沽二府路1937年9月1人唐山布教所唐山西马路1936年10月1人山海关布教所山海关南门1936年11月1人张家口布教所张家口东安大街1938年2月1人大同布教所大同皇城二道巷1937年12月2人保定布教所保定西门外1938年1月1人石家庄布教所石门电报局福星里1937年12月3人太原布教所太原海子道主1937年11月4人济南布教所济南四马路1917年6月3人徐州布教所徐州忠诚巷1938年8月2人淄川布教所淄川1919年10月1人潍县布教所潍县石佛寺1938年4月1人芝罘布教所芝罘东德街1912年3月不详彰德布教所彰德1939年3月不详新乡布教所新乡美庄街1939年1月不详坊子布教所坊子1919年4月1人天津别院河北出张所天津1939年9月1人太湖本愿寺逐鹿1939年1月1人上海别院上海武昌路明治九年10月7人南京布教所南京游府西街1939年2人武昌布教所武昌胡林翼同上3人汉口布教所汉口同上1人厦门布教所厦门厦禾路明治三十一年3人广东布教所广东1939年1人汕头布教所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