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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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皇大御国自天孙降临以后，亦曾不尊人君太古盛世之教法，懒惰放荡有年，爱美女嫌烈妇而伤天年，轻经济之要务，经营不善，逞纵奢靡，夫妻不和，家政不济，兄弟阋墙，亲友相杀，国家堕落，遂至于“君不君臣不臣”之境地矣。故大名持、少名彦（均神名——引者注）之规模颓败，国体衰微既久，邪魔、浮屠等说盛行，世间知真教者渺无可寻。只闻支那、天竺等国疆域广阔，而皇国土地狭小，人少气弱，若有闻我“宇内混同大论”而捧腹大笑，不知其真义者，实不知我皇国役使万国是乃天理也。诚如俗谚所谓“下人闻道，只有傻笑”，亦所谓“不遭嘲笑，道不足道”是也。若因此而放弃求道，中邪魔而溺水者恐永不得拯救，太古神圣之法教或断绝于世，岂不可悲可叹之至哉。故应努力阐明古道……（第48～49页）
原来，他是认为日本以前衰弱是由于“不尊太古盛世之教法”，信仰“邪魔、浮屠”，而不信“世间真教”即日本神道所造成的。而在他看来，即便当时的日本还是“土地狭小，人少气弱”，但由于“皇国役使万国乃天理”，早晚会成为现实。而现在由他来“阐明古道”，自然也是出于“天理”。接下去，他继续阐明日本何以能够征服“支那”（即中国）：
详察世界地理，可知万国，是以皇国为根本矣。皇国，确为万国根本。愿论其详。
由皇国而征服外国，顺势而易取；而外国欲攻皇国，逆势而难攻。之所以皇国易出而他国难进，事出有因焉。当今之世，国土最辽阔，物产最丰饶、兵革最强盛者，首推支那国，岂有他哉。支那国虽与皇国比邻密接，而欲倾全国之力加害皇国，支那则无良策矣。若有强梁君主兴师动众入侵，如元朝忽必烈动员全国兵力来犯，而皇国则丝毫不足惧之，而彼国却自招损失。故一度来犯，不敢再三，此不待费词矣。而皇国征伐支那，若能进退有节，不过五年七年，彼国必定土崩瓦解无疑。因皇国出兵固需不少军费，而彼国却劳民伤财甚巨，必不堪也。且其国人必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莫知如何。故皇国若要打开他国之门，必先以吞并支那为肇始。如上所述，支那以其强大，犹不足与皇国为敌，况其他夷狄乎！此皇国天然具备混同世界之形胜也。故此书首先阐明攻取支那之方略。只要支那入我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亚国，咿里呱啦，茹毛饮血之徒，必渐渐敬畏我之威德，低首下眉，甘称臣仆。是故由皇国来混同世界万国，非难事也。（第50～52页）
同时，佐藤信渊也懂得，仅仅这些还不足以成事，他指出：“欲经营域外，必先强盛内地，若其根基不牢，即便枝叶繁茂，亦有摧折之患。故需讲清日本全国之地理，阐明山海之形势。”他提出了建立新的以“王都”为中心的全国行政区划方案，认为当时的江户是建立王都的理想之地，江户应改称为“东京”（后来江户果真改为东京），而浪华（今大阪）则为“西京”，作为“别都”，此为东西两京，然后设立十四省府。认为这样一来，全日本即可令行禁止，“征服他邦”之事才能提上议程。“东西两京既设，《经济大典》之法既行，全国人民既安，物产开发，财货多贮，兵粮满溢，武器锐利，船舶充足，军卒训练有素，而后方可兴海外之事也。”
接着，佐藤信渊进一步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方法和步骤——
经略他邦之法，宜从薄弱处攻取。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非支那国的满洲莫属。所为何也？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一水之隔，凡八百余里，相对而望，可知满洲为容易侵扰之地。侵扰时应以防备薄弱处下手，西有防备时则扰东，东有防备时则扰西，如此必令它东西奔走相救。在左奔右走之间，必可窥知虚实强弱。而后可避实就虚，避强攻弱。未必动用大军也，暂时可以轻兵骚扰之。满洲人有勇无谋，支那人胆小怕事。稍有敌情，则兴师动众，令人困马乏，财帛糜费，不待言也。何况由支那王都至满洲海岸，复来往去，沙漠辽远，山峦险峻。所以皇国征讨之，仅隔一百六七十海里，如顺风扬帆，一昼夜可抵达南岸。无论由东还是由西出发，舟行均甚为顺畅。若支那人以大众防守，我国军士则窥其空虚之处，乘虚而入，即取之也。如此，黑龙江地区，将悉为我之所有。得黑龙江诸地后，宜施产灵法教，大施恩德于北方夷人，使之抚纳归化，对彼之夷狄行使皇国之法，抚纳统辖而逐渐向西渗透，则取得混同江（指松花江——引者注）一带亦容易也。再得吉林城时，则支那、鞑靼诸部必闻风而动，依附归顺焉。若有桀骜不降者，则兴兵讨之，此亦易如反掌也。鞑靼既定，盛京（今沈阳——引者注）亦危在旦夕，支那全国必为之震动。故皇国征讨满洲，成功虽或早或晚，但终归皇国所有，此乃必定无疑也。且不仅取得满洲，支那全国之衰微亦自此而始。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一位民间学者提出惊人的侵华方案（3）
既已取得鞑靼，朝鲜、支那随后可图。兹述其详。满洲之最北端，有条大河，名曰黑龙江。此大河入海之处，与我虾夷之唐太岛仅十余里海水之隔。此处距支那的王都北京城七百里，如飞脚疾走，凡八九十日即可到达。然至支那以此地为枢要，在名曰齐齐哈尔之处构筑城池，由支那北京派来将军一名，率军卒镇守。故唐太岛北部，支那人居住者不少。彼处位于北极出地五十五度之外，气候寒冷，谷物难生。土人以鱼类、鸟类、草根、树皮等为食，与我虾夷人无异。又军士之食粮，又须自支那内地遥遥搬运来，常以食物缺乏所困。故此地喜爱米谷甚于金玉。而我奥羽及古志等诸州，盛产米谷，常以食之不尽至腐烂为忧。以有余而济不足，符合产灵之法教也。今运送北州之余米，储藏于虾夷诸港，由青森省与仙台省出军船与人员，于虾夷诸岛操练水军战法，并使其逐渐开发唐太岛北境，经年累月，便可习惯于寒冷风土，另派清官及精明商家，与彼国土人通商交易，多施酒食，取悦当地夷狄，宣示产灵之法教，教化土人，使其归顺。然后接近黑龙江，大施恩德，让利让惠，输送米谷，虽云交易，不惟盈利，以醇酒与美食相赠与，彼土居民必抚纳也。凡有血气者，无不知感恩戴德，何况人类乎！彼等原以草根树皮为食，而代之以皇国粮米，彼等饮马奶以为宴乐，而代之以美酒，谁不欢喜而心悦诚服也？不过三年，四海平定。支那人探知夷狄诚服于皇国之法教，必严禁与皇国通商。夫《经济大典》云，产灵神教，乃救济世界万国苍生之法，然有人竟敢抗拒之，实乃天地之罪人也。……以皇国有余，济彼土之不足，是乃奉行天意。然支那人拒绝之，其暴虐何甚矣。《尚书》云“惟天奉民，惟辟奉天”，奉天意而正万国之道，自开天辟地始，即是皇国专务也。于是乎出兵黑龙江，以行天罚，以救苍生，使其免于沉溺于恶俗之中。（第55～60页）
甚至连日本各地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他也替后人安排妥当了——
至于出兵顺序，第一为青森府，第二为仙台府。因开发唐太岛经年，二府之兵已习惯寒冷风土，可做先头部队，由黑龙江出发，以军船驶进西南部“考米尔河”、“塞肯河”、“伊尔河”、“亚拉河”等地方，或者登陆施土人以谷类美酒等，以抚纳夷狄。或者将屯兵之要塞尽数烧毁之，将敌兵击毙之，对防守严密之处，则不必登陆，而以大炮、火枪轰射之，骚扰其海岸；对防守空虚之处则见机渗透，或战，或以食物安抚夷人。
第三为沼垂府，第四为金泽府，此二府出军川数十艘，抵达朝鲜国以东之满地，即“萃林河”、“亚兰河”、“库里因河”、“纳尔肯河”等岸边，与青森、仙台等地的兵士会合，共商计策，以骚扰敌国为主。以上四府的兵力七八千人，于满洲八百里海岸周旋，伺机登陆，各显其能。如此不用四五年，则令支那人大为困窘，终至放弃满洲，黑龙江各部，可悉为我所有也。由此逐渐向松花江推进，攻陷吉林城，安抚收纳夷狄，再攻盛京。
第五为松江府，第六为萩府。此二府凭众多之军船、载火器大炮，抵朝鲜国东海，以经略咸镜、江原、庆尚三道诸州。
第七为博多府，其兵力凭众多军船抵达朝鲜国南海，袭击忠清道诸州。朝鲜既为我松江与萩府之强兵所攻，困于东方一角，南方诸州，必有空虚之处。而我直攻之，尽显大炮、火枪之妙用，诸城必闻风溃逃。乃取数城为皇国郡县，留置清官及六府官员，施以产灵法教，厚待其民，而使其归化之。由此处再出军船，于渤海边时常耀武扬威，以骚扰登州、莱州滨海诸邑。此处距支那王都北京较近，支那全国必为之鼎沸矣。又，青森、仙台、沼垂、金泽四府之兵力，自其本省渐次增加，以成大军，直攻盛京，且鞑靼诸部之夷狄皆已服膺皇国之恩德，大军一旦总攻支那，盛京必不能守。况我以武器炮术之妙，无坚不摧，自不待言矣。盛京既不能守，而北京亦岌岌可危也。清主必败走陕西，或不走而防守北京，但皇国雄兵即已席卷满洲，攻陷盛京，节节取胜，直达山海关，令智者无防守之策，勇者无迎战之法矣。
第八为大泊府之兵，由琉球取台湾，直达浙江各地，经略台州、宁波等地。支那人强敌当前，远近之难皆不能救，诸城必皆悲叹连连，弃城奔走，溃不成军，又如何防御我火攻之法耶？惟杀人应谨慎从事，不用三炮（水战炮、行军炮、防守炮——引者注）利器，以安抚教谕即可降之也。……
第九为亲征。而必以熊本府之兵相从焉。而欲亲征，必先端正各方皇师之形象，探得所谓清王一筹莫展之时，而后渡海出兵。先头兵力，直冲江南地区，速取南京应天府，以此为临时皇居。征用支那人有文才者，作大诰，周示天下，痛陈清主如何崇信邪魔左道，蔑视天地神意，拒绝皇国法教，不恤民情，得罪皇天，不示天罚无以救度苍生，云。对归顺之支那人，则人尽其才，选用加官，封明室子孙朱子为“上公”，使其祭祀先祖，大施恩德，以抚育支那人民。若能启用此策，十数年间，支那全国悉可平定矣。（第61～65页）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一位民间学者提出惊人的侵华方案（4）
这样，一份完整的“支那经略”即征服中国的方案就制订出来了。佐藤信渊甚至还对日本入主大陆后的方针政策作了阐述，认为“鞑靼、支那既已统一，更应宣示产灵法教，除万民疾苦，多建神社，祭祀皇族诸位大神；兴校办学，启十科人才，日夜用功，不敢怠惰，子孙永续，光宗耀祖，奉行天意，坚持不懈。如此，全世界各国皆为皇国郡县，万国君长悉为我之臣仆，则不言而喻也。”也就是以神道教来教化中国人，将中国人“皇国化”。
佐藤信渊一介平民书生，竟然能在19世纪20年代就亮出了征服中国的系统而又远大的“秘策”，其狂妄的野心和构想的周密，都令人触目惊心。聪明如佐藤者，深知自己的这一秘策和构想不会很快被采纳，更不会很快实施。但他一开始就视自己为先知先觉者，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阐明古道”的大业，即宣示日本人的神圣使命。自命“当今之世，可以阐明古道者，舍我其谁也？”然而又感到当时“举世皆浊，无人知我，所殚精竭虑，谁能解我心者！只待明君出世，而后见用也”。只有把实施希望寄予未来，希望“将来之英主，有鞭挞宇内之志向者，先读此书”。果然，《宇内混同秘策》在问世之后，不断再版，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思想渊源之一。40年代初，当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并向整个亚洲推进、企图建立“亚细亚共荣圈”的时候，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被一些人视为经典。1937年7月，东京大同馆书店重新出版了单行本的《宇内混同秘策》的校注序本，鸨田惠吉在该版本的序中写道：“也许有学者以为佐藤此书及其言论是痴人说梦，殊不知佐藤在本书中所说的一切，都确确实实得以实现了。如今皇威越来越得以发挥，国运越来越昌盛，江户改称为东京并成为帝都，现在已发展为拥有七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二大城市，另外，台湾、朝鲜及桦太的一部分已经纳入我国版图，使国土成倍增加，南洋诸岛更成为我国的海上生命线，满洲也成为我国的大陆上的生命线，这些都是信渊在明治维新约半个世纪前提出来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世相的更新，信渊所说，在非常时期的今天，在国策的推行、准战时体制的整备方面，都有非常吻合的地方。想到此，就对他那透彻的、具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千古卓绝的识见，不禁油然而生敬意和赞叹。”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等人的祸华之心
佐藤信渊之后，出现了不少同调者，各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外侵略的思想主张。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藤田幽谷、岛津齐彬、桥本左内、真木保巨、吉田松阴等。例如，幕府末期因反对幕府而被杀害，后来被尊为“维新志士”的桥本左内（号景岳，1834～1859）在1857年就在一封信中，主张将满洲、朝鲜“并入”日本，说日本应该“将美国作（日本的）一个东藩，变西洋为我所属，使俄国为我小兄弟”。日本幕府末期的另一位所谓“志士”真木保巨（真木和泉，1813～1864）1861年3月在一篇“上奏案文”中写道：“我国居大地之元首，以地理之利，向四方伸展甚为方便。若一世不能成就，则自今日起制定其规模，向东向西伸展至何处为宜，应早定夺，以遂天祖、列圣之御志，唯此，始可谓天子之孝也。”
图4吉田松阴像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是幕府末期日本侵华理论构想的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在幕府末期反对德川幕府统治，开办私塾，著书立说，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宣扬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在于天皇的存在，倡导忠君爱国。他因如此“勤王”而遭幕府嫉恨，终被投入监狱，并在二十九岁时被杀害，死后被维新派人士封为维新志士和民族英雄，他的著作言论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之一。他在监狱中写了一本书，名为《幽囚录》（直接使用日本式的汉文写成）。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日本处在世界强国的包围圈内了，面对这样的形势，他指出：“夫水之流也，自流也；树之立也，自立也；国之存也，自存也；岂有待于外哉！无待于外，岂有制于外哉！无制于外，故能制外。”而为了日本帝国的自存自立，必须首先“修武备”，造舰炮，然后对外扩张：
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多加摸察加、奥都加，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群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不然，坐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