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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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群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能举足摇手，而国不替者，其几欤？
在此前的《幽室文库》（亦直接使用日本式汉文写成）中，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二虏”似指英美两国——引者注）。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
又说：
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为实现这些侵略目标，他主张：
凡皇国臣民，不问公私之人，不拘贫富贵贱，均应推荐拔擢，为军师舶司，打造大舰，操练船军。东北，则虾夷、唐太；西南，则琉球、对岛。往来之间日夜留心，以通漕捕鲸，练习操舟之法，熟悉海势。然后，叩问朝鲜、满洲及清国，然后于广东、咬留吧、喜望峰、豪斯多拉理，皆设馆，留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之事……如此不过三年，可知大略。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进行间谍活动，摸清各地底细，做好充分准备。
吉田所谓“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所谓“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这真不愧是“英雄豪杰”的大胆“雄略”！侵略扩张的野心，与西方英美列强相比不遑多让。此外他还说过：“以余之志，朝鲜支那自不待言，满洲、虾夷及豪斯多拉理（即澳大利亚——引者注）亦应予以戡定。”其狂妄野心之大实在令人吃惊。但吉田并不只是一个大胆的理想主义者，他还有他的现实的算计，是一个“谋略家”。在他的扩张序列中，“垦虾夷、收琉球”可以手到擒来，而“取朝鲜、拉满洲”则是当务之急。他说过，日本在与西方列强交涉时的损失，将应在“鲜满（即朝鲜和满洲）得以补偿”。他还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应是“割取朝鲜、满洲与支那”，因为这三地容易割取。可见，吉田松阴在侵华主张上继承了佐藤信渊的衣钵，但与佐藤的不同之处，在于佐藤还是把满洲视为“支那”的一部分，但吉田松阴言辞之间却将满洲与“支那”并提，显然是有意将满洲作为“支那”本土之外的实体来看待的。这对近代日本“满洲”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吉田松阴关于“朝鲜、满洲和支那”的“割取”的先后顺序，更为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尊奉照办。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对中国的蔑视、嫉妒与垂涎（1）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其中，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如果说，此前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影响也有限，那么，福泽谕吉（1834～1901）的侵华言论则大有不同，他的侵华言论主要是在他主办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因而对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的思想、对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时事新报》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为图510000元日币上的
福泽谕吉像依托，虽为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以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论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福泽谕吉本人在从报刊创立的1882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1902年11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有时是间隔一两天——都为该报写文章，包括社论、评论、随笔等近千篇，议论国内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十六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
福泽谕吉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脱亚”，意即日本要脱落亚洲。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这是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福泽在该文中对他早已形成的思想加以集中概括，他写道：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第二章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谕吉如何设计侵华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朝鲜人行刑场面残酷，日本人也被怀疑为无情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0卷第238～240页）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对中国的蔑视、嫉妒与垂涎（2）
作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对汉学都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对中国问题很关注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种关注和了解并非出于此前的日本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崇敬，他完全用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认为到了现代，中国人由于一味保守传统文化而不加改变，已变成了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下，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根据这样的看法，福泽谕吉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认为与中国这样的冥顽不灵的国家为邻，是日本人的“大不幸”。在1884年9月发表的《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他说：
支那人和日本同属东洋国家，但其心情风俗不同，这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支那开国已经百余年，日本开国只有三十年，尽管有前后七十年的差别，但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日此进步下去，〔与支那相比〕可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两国之所以呈现这样显著的差异，有立国根源的不同、数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止于外形，以我鄙见，可以说原因在于进入两个国家时的途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国民的上层进入；在支那，文明由国民的下层进入。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49～50页）
在这里，尽管有意无意地歪曲和忽略了一些史实，如中国人介绍西洋的东西仅限于商业目的，而对西洋的“主义”不感兴趣，殊不知中国的严复等人，更早的如明末的徐光启等人，对西洋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并不比福泽谕吉等日本人晚，更不比他们少。尽管如此，福泽谕吉对中国与日本接受西洋文明途径的不同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甚至有些话颇中要害。但问题是，他要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的支那人能够开化。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福泽谕吉全集》第51～52页）
这种断绝交流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实施“锁国”，因为中国已经很不合他所提倡的“近代文明”了。但是另一方面，福泽又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许多方面是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不可比拟的，并时时在文章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复杂心情，鄙夷之后，则是嫉妒。1884年，福泽谕吉在《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与中国的竞争意识。他认为，由于中国面积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与西洋人的利害关系大，所以在东亚国家中，西洋人更重视中国，中国的名声在西洋很响，西洋人对日本相对不够重视。对此，福泽认为，日本要不被中国所遮蔽，“就要进一步不断地采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扩大贸易，伸张国权”。而在嫉妒之后，就是艳羡、垂涎中国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尽管福泽尽情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屑和厌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日本人应多多到中国去，他在《到支那去应受奖励》（1883年）一文中，认为日本人到中国去的太少，鼓动日本的“有为之士”多多到中国去闯荡。为什么呢？因为“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因此他鼓动日本人要大胆西渡，将“支那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这样一来，“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有好处”。这就是他提出的为什么要奖励日本人“到支那去”的理由。“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如此而已。事实上，此后的许多日本人或成群结队，或只身闯荡，怀着各种目的，纷纷来到中国，其中许多人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先行者。可见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对华锁国论是思想层面上的，而在军事经济层面上，他是主张对中国“积极进取”的，而以经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国去搞“国权扩张”，毕竟不能尽速，也不能尽兴。所以，福泽谕吉最推崇、最力主的，还是武力侵华。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1）
福泽谕吉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通俗国权论》一文中说过：“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表明了他对武力的崇尚。他在不少文章中无所顾忌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的好处。他反复强调：“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他在《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1887）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究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和“外国”打仗是好事呢？统观福泽谕吉的全集，答案十分显然，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朝鲜或中国土地上跟中国打仗。和中国打仗之所以是好事，就是因为日本可以从中“扩张国权”。
当年的福泽谕吉密切关注着世界及亚洲的局势和动态，从不放过一切可以从中国得到好处的机会。如1891年当他听说英法等国因中国国内焚烧教堂、杀伤外国传教士事件而正与中国交涉，若中国不答应，便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上海吴淞口，他便写了一篇题为《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的文章，指出：“今我日本在东洋立国，与支那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必须高度予以注意。以我所见，目前的〔列强〕与支那的交涉，是我国国权扩张的一大机会。从我国的国家利益来看，求诸支那的很多，不一而足。”他接着举出的有：希望修改以前的条约（指《天津条约》——引者注），使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还有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众所周知，1900年日本果真加入了主要由西洋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大捞一把，从而又一次在中国伸张了日本的“国权”。福泽谕吉早先提出的这一“莫失良机、趁火打劫”的“建议”，自然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
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和法国的战争——福泽称为“法清战争”——“是支那灭亡的伏线，即使一时得以和解，今后不可挽救的顽症，必由此事件引发出来”。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就像此前欧洲的波兰，免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福泽的看法基本没有错。然而，福泽强调“支那必被分割”，并非同情中国的命运，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