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画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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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冬天，康熙帝去世一周年时，13岁的皇子弘历被父皇派往景陵代祭。雍正十一年，弘历被皇父封为宝亲王，命其年年代祀北郊，并了解用兵准噶尔的军机要务。十三年春贵州苗疆骚动，雍正帝委任弘历、果亲王允礼等人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直接处理涉及改土归流是否坚持实行的重要国务。
弘历没有辜负皇父的培养、期望和重托。早在雍正三年，他才15岁时，便就原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年羹尧的治罪及抄家问题，力排众议，“密奏无杀（年）羹尧及抄家诸事”。这可是有着很大风险的。这几年，雍正帝连兴大狱，残酷打击政敌和权势太大的勋贵，重惩贪官，将他们削爵革职抄家流放处死，搞得政界相当动荡，尤其是对年羹尧的治罪，更是过于严苛和不公。年羹尧是帮助雍正夺得帝位的大功臣，又在防御准噶尔入侵和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亲王叛乱时立下卓越功勋，是一位善于征战的大帅，可是，由于其手握重兵，权势赫赫，功高震主，又对皇上不够恭顺，雍正帝不放心，便罗织其大罪92条，要将年弄死。文武大臣都知道皇上的意图，都害怕这位心狠手辣的万岁，不敢触怒龙颜，惹祸上身，因而没有一个大臣为年求情和申辩，“举朝无一人言及者”。正是在这样危险万分的关头，年方15岁的弘历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失去皇父恩宠，不怕影响将来的嗣位，挺身而出，直言利弊，奏请皇父免年之死，革除苛刻抄家弊政，实为难能可贵。雍正帝虽然没有赦免年羹尧，仍然将其革职抄家，勒令自尽，但也没有责备弘历，反而对他十分欣赏，后来还下谕讲述此事，称赞他“仁贤”。
由于贵州苗疆部分土司反对改土归流，起兵反抗，侵占州县，烧杀掳掠，汉人纷纷逃离家园，官兵连战连败，苗疆大乱，雍正帝动摇了，认为不该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于雍正十三年七月、八月两次下谕，承认经理苗疆是失误，是“轻率误信”大学士、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的奏请，是“害民之举”，欲图停止对苗疆的用兵，取消在贵州的改土归流。身为宝亲王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的弘历，经过三乾隆《御制重华宫记》玉册
“宝亲王宝”组玺
个多月的工作，对苗情、军机、政界议论和父皇的意图都很了解，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赞同父皇的决定。因为如果停止征讨，放弃苗疆改流，则贵州省将减少一半的辖地（约8万多平方公里），并且很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省已经改土归流成功的州县发生变乱，局面更不好收拾。弘历为了江山社稷，冒着被严厉父皇斥责惩治的危险，在六月份父皇向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谈到欲弃苗疆时，立即谏阻，力言不能停止征讨，现在不能放弃苗疆。雍正帝当时采纳了王大臣的意见。
新君新政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清世宗胤禛去世，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这位生母身份低微全凭自己本事博得皇祖、皇父欢心脱颖而出的英俊君主，执掌大权后，当然要继承先祖勇于进取的优良传统，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第一步就是要实行新政，革除弊端，稳定政局，解决苗疆变乱及与准噶尔议和问题，以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下阶段大踏步前进准备好条件。
乾隆帝弘历对先帝胤禛的严酷手段和政令的繁苛很有反感，对由此引起潜在的政局动荡比较担心，因此即位初期便坚决地确立了“政尚宽大”的方针，戒繁苛，主宽容，宽猛相济，纠错补偏，革除弊政。
清朝诸帝一致强调“敬天法祖”，都以尽孝为律己治国的首务，均赞颂先帝神纵英武，标榜自己是循皇考之旧制，扬先祖之业绩。在这样形势下，要革除前君的弊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有可能被扣上忤逆不孝擅改祖制的罪名。特别是目前在任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书、总督、将军、巡抚，不少是先皇倚任的重臣，那些弊政多系他们经办，大典时使用的金编钟
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有些人还是靠搞弊政凭苛刻而由末弁（ｂｉàｎ）微员青云直上荣任大臣的，他们能紧跟皇上革弊兴利吗？难，很难。
尽管面临层层障碍和不小的阻力，弘历毫不动摇，坚决推行以宽大代严苛的方针。他想出了一条妙计，既可改变皇父严酷之弊，又不授人以冒犯先帝的把柄，即大讲皇祖以宽治国，使得国泰民安；皇父针对康熙末年臣工懈怠恶习，“振饬朝纲，澄清吏治”，以惠爱赤子，而部分官员却错误地揣摩先帝“心在于严厉”，为了讨其欢心，做事便十分苛刻，扰累了百姓；自己现在要刚柔相济，以宽为主，革除烦苛，与皇父的治国并不冲突。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明黄缎绣金龙朝袍（图）
乾隆的以宽治国，遭到被言官劾为“奸顽刻薄”、“苦累小民”，由河东总督降为署四川巡抚的王士俊的疯狂反对，他竟上奏，否定新政，影射乾隆是专翻先帝之政及其所定之案的不肖子。乾隆大怒，下谕痛斥王士俊是奸邪小人，将其革职下狱斩监候。
煞住了反对新政的歪风后，乾隆采取了一系列宽待钦犯清除积弊的措施。先前，雍正帝将皇八弟廉亲王允禩（ｓì）、皇九弟贝子允禟削爵幽死，贝勒延信、苏努削爵拘禁，四人的子孙俱削除宗籍，皇十弟敦郡王允（é）、皇十四弟抚远大将军王允（ｔí）俱削爵拘禁，现在乾隆谕命释放允、允；封允为恂郡王，允为辅国公，恢复允禩、寿山石“乾隆敕命之宝”
允禟、延信、苏努四人的子孙宗籍，收入《玉牒》，赏给红带子。过去一批立功于西藏、青海的文臣武将因受年羹尧案牵连而被雍正革职，现在进行复查，其中“才具可用”之人，予以酌量录用。
乾隆又接连下谕，将利用先帝宠用横行地方招摇生事的道士张太虚等逐回原籍，严加看管，禁止各省督抚提镇奏报庆云、嘉谷等祥瑞之事，废除苦害百姓的“老农”、“钱粮总吏”、“提牢典吏”。
与此同时，乾隆把“苗疆用兵”，作为“目前第一紧急之事”，抓紧处理贵州苗疆问题。雍正帝虽然曾经在雍正十三年六月采纳了弘历等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的意见，暂时不宣布弃置苗疆，但并没有彻底打消放弃苗疆停止改土归流的想法，故派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钦差大臣，前往贵州，察其利害。
辅助乾隆初政的果亲王允礼像
贵州苗变发生于雍正十三年二月的古州，开始时，起事苗人并不太多，地区也不大，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迅速平定的。可是，由于雍正帝任人不当，指挥失误，省府州县文武官员庸碌无能，官兵杀良冒功，烧杀掳掠，激起苗人极大愤怒，拼死反抗，人数越来越多，事态迅速扩大，苗兵相继打下黄平、余庆等州县。尽管雍正帝从两广、湖广、川、滇六省调兵3万余名，加上贵州本省兵3万多，任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但大军征剿并未生效。钦差大臣张照知道帝欲停兵，公然奏请弃绝苗疆，动摇了军心，苗变更加扩大，以致黔省大震，西南不宁，形成了“前功几尽失，全局几大变”的严重局面，贵州的改土归流眼看就要完全失败了。
就在这样危急时候，弘历继位为君了。他当机立断，迅速采取了四大措施。一是连下上谕，力主用兵，强调征抚，坚持将苗疆改土归流进行到底。二是严厉斥责钦差大臣张照假传先帝圣旨，宣扬丢弃苗疆，“扰乱军务，罪过多端”，将其革职下狱，在政治上统一了朝廷坚持对苗变用兵的思想。三是更换统帅，惩办失职文官武将。他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将玩忽公事，轻视民命，稽迟军务的贵州巡乾隆大阅图抚元展成、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等大员革职解京严审定罪。四是严明军纪，禁止滥杀，招抚归顺苗人。经过一年的征抚，终于平定了苗疆。
乾隆帝为了根除苗变的发生，果断地在苗疆实行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新政策，即免除苗赋。他特别颁发了《永除新疆苗赋》的圣旨说，“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这样，苗民“既无官府需索之扰，又无输粮纳税之烦”，各自耕田凿井，“乐其妻孥，长其子孙”，便不会舍弃安居乐业而生变乱了。
另一重要措施是尊重苗民风俗。他宣布，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大不相同，今后生苗中“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生苗与汉人及熟苗争执的案件，有关官员必须秉公审理，不许生事扰累苗民。
乾隆帝还在苗疆大兴屯田，设立屯军，开垦荒地，又谕命谨慎选任苗疆官员，安抚苗民。这一切，对苗疆产生了积极促进的影响，贵州元旦开笔使用的金瓯永固杯
苗疆基本上安定下来了，生产也有了发展。乾隆四年古州镇总兵韩勋奏称，过去苗疆不产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芝麻，“今岁俱有收获”，屯军和苗民的田地，早稻晚稻都获丰收，屯军苗民俱安居乐业了。
乾隆又抓紧办理与准噶尔部议和之事，这是雍正帝给新君留下来的难题。雍正帝曾经好大喜功，派遣大军进攻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可是由于形势判断错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又委用庸将傅尔丹为大帅，调度无方，于雍正九年六月惨败于和通泊，两位副将军和几位参赞大臣阵亡、自杀，一万大军只剩下两千人。准噶尔军乘胜进击，清军抵挡不住，幸亏喀尔喀蒙古郡王、额驸策凌率领本部蒙古健儿奋勇迎战，两次大败准噶尔军，才挽转危局，把敌军挡在境外，保住了清朝北方和西北地区。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明黄缎绣金龙朝袍
惨败之后，雍正帝清醒了，知道准部强大，不能进攻，而为了防御敌军入侵，十万清军及十余万役夫长期屯驻边境，年需军费上千万两，几年之内用银多达五六千万两，国库“动支大半”，实在承担不起，因此雍正帝决定停止用兵，与准部议和。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也因两次大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元气大伤，愿意休战，故从雍正十二年八月起，双方开始谈判，几经商讨，雍正帝基本上同意了准汗的要求，仅作了一小部分的修改，遣使告诉准噶尔汗。准部尚未回答，雍正帝即已去世。
乾隆大阅铠甲乾隆帝继位后，确定了对待准噶尔部的基本方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他认为，从“眷爱生灵”使兵民不致于劳累伤亡和保证国家钱粮两方面考虑，必须“息兵”，不能兴兵。对付准部的最好办法，是固守边疆，敌兵到来则全力痛歼。边疆既固，准军不能入侵，必会求和。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对促进西北息兵讲和，起了重大作用。
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本来已经决定与清朝划界议和了，这时突然传来雍正去世的消息，便想乘机施加压力，要求领辖更多的地区。他推翻自己过去的划界提议，要喀尔喀内徙，要得到整个阿尔泰地区。
乾隆帝坚决拒绝了准噶尔汗的无理要求。在晓谕准噶尔汗及其使者敕谕中，他明确宣布，必须按照清朝的方案来划定双方的界地，不划定界，就不能“通市”。清军牢守内地边疆，不会出兵远征，准军如果冒险入侵，必然失败。
乾隆帝又继承了皇父优待喀尔喀策凌额驸的遗规，厚加赏赐，并亲写手敕，告诉额驸说：“所有军务，惟尔是赖。”策凌更加感谢皇恩，坚决效忠。
准噶尔汗既不能吓住清帝，又不能诱使清军远征而设伏围歼，额驸策凌又忠于清帝，无法长期僵持，只好放弃吞并阿尔泰山以南地区的要求。于是，以阿尔泰山为界，双方划界议和了。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以上政尚宽大，革除弊政，用兵苗疆，议和准部，使政局较前平稳，人心更加安定，军费大量减少，为乾隆帝进一步发展经济，整顿吏治，促成“大清全盛之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免赋最多的天子
要想知道一位皇帝是好是坏，还是庸碌之辈，比较简单的检验方法就是看其对赋税的态度，是加赋，还是减赋免赋。历史上被人们公认的英君明主，没有一个是横征暴敛之君，他们最基本的一条德政就是减赋蠲税，轻徭薄赋。
在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乾隆是很有作为的。他认为“民为邦本”，本固才能邦宁。治国之道，“莫先于爱民”；而爱民之道，“以白玉“德日新”玺减赋蠲租为首务”。因此，他多次地、大规模地减免国赋。他在即位之初大赦天下的恩诏中，就宣布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的欠赋，仅江苏、安徽就免了赋银1010余万两。此后的63年里，他以“灾蠲”、“恩蠲”、“事蠲”、“逋蠲”等名义免除的赋银超过一亿两以上。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六十年五次下谕全免天下一年国赋。他于乾隆十年正月初六日下达的第一道上谕中讲道：要想海宇（yì）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安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皇祖屡蠲租赋，又特颁恩旨，“将天下钱粮普免一次”。朕欲使黎民均沾恩泽，特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钱粮，通行蠲免。
从这道上谕，结合五次普免全国钱粮的具体情形，可以归纳出五免天下钱粮的四个问题。
其一，效法皇祖。乾隆对皇祖玄烨十分崇拜，常讲“以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以皇祖为楷模，效其所行，法其所事，达到皇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功勋更著，是他毕生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皇祖曾经普免天下钱粮一年，他也要这样做，而且具体实施办法也仿其例。当年因为一年之内全免各省钱粮，对国家财政影响太大，承担不起，遂改为三年轮蠲，第一年免若干省，第二年再免若干省，第三年免前两年未免之省。这次乾隆也是这样做的，将各省分作三批，乾隆十一年全国应征田赋丁税银2824万余两，十一年免江苏等十一省赋银1042万余两，十二年免广东等省赋银862万余两，第三年免剩余的山东等省赋银919万余两。
其二，知难而进。普免全国一年钱粮，并非轻而易举，没有很大的勇气，是不能行此特恩的。虽然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国库存银有所增加，乾隆十年库银有3317万余两，但全国田赋、丁银、盐课、关税，一年只有4000余万两，其中田赋丁税占了将近四分之三，而每年官俸、兵饷、河工等项额定支出多达3000余万两，万一遇到大灾或大的用兵，动辄需银几千万两，便会入不敷出。因此，御史赫寿上疏谏阻，力言“不应蠲免一年钱粮”。乾隆览疏大怒，下谕痛斥赫寿“悖谬已极”，重申本固邦宁，“朕以爱养百姓为心”，故要普免天下钱粮。这样一来，制止了反对普免的浮议。
其三，青胜于蓝。乾隆不只简单地重复皇祖做过之事，而且是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一是皇祖是在即位五十年并且国库充盈，存银多达500《京畿水利图》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清人《清明上河图·水运商贸》
余万两之时，才下谕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而乾隆帝却是在登基之后仅仅十年，便下谕全免一年田赋丁税，此时国库存银才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