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画像-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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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万余两，不如皇祖时富裕。二是皇祖只免正额赋税，而乾隆还免除了历来不在蠲免范围内的甘肃“番粮草束”，福建台湾的“夷米”，陕西、西宁的“马贡”等十多种名目的征派。三是康熙帝只下了一次普免特旨，乾隆却连免五次，普免次数之多，不仅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中，也是空前绝后的。
其四，理财方针好。乾隆在第一次普免谕中说道：“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过了25年，他又在乾隆三十五年第二次普免钱粮谕中更明确地指出：“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ｂù）屋自为流通。”这实际上是说要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这才是最好的理财之道。历代几百位君主中，能有这样想法的皇帝太少了，将它落实于行动，多次全免钱粮的天子，更是少而又少，也可能就是乾隆这一位了。
清人《清明上河图·水运商贸》
乾隆帝还三次下谕，全免八省漕粮。“漕粮”是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八省正额田赋中运往北京“京仓”和通州“通仓”的那部分粮食，供京师帝王官将兵民食用，每年定额400万石，另外，江苏、浙江两省还要运送白粮99000石。
每年额定漕粮400万石和白粮99000石，本身就是十分庞大的数目，百姓的负担本来就很重的了，可是，更加苦累黎民的是，漕粮的实际费用远远超过非漕粮的400万石正额田赋。因为，一般的正额田赋是收银子，百姓到州县交纳钱粮时，不包括官吏的额外苛索，大致是一两正赋银要交银子1两1钱至1两2钱（那多交的1钱2钱是正赋银的火耗），就算交清了。但是，漕粮就不同了。这400多万石“漕粮”是粮食，是要运到京师的，这上千里到几千里的路程，需花多少运费？需交多少打点费？这笔开支非常大。
姑且不说贪官污吏的额外盘剥，就是按照官府的法例规定，每石漕粮就要另外征收多项银米。一是“随漕正耗”，每石加征耗粮3～4斗。二是“随漕轻赍（ｊī），易米折银”，每石征米2～3斗。三是“随漕席木板片”，每年征收10～20万两银。四是“赠贴银米”，乾隆刻本《永定河志》
每石漕粮大约征银4～6钱。五是“白粮耗米”，每石加耗三四斗。此外，还有“行月”、“羡银”、“厅仓茶果银”等等名目。大体上，这些“耗米”、加派，每年多达七八百万石，两倍于正额漕粮。
由于“漕粮”是供京师帝王官兵食用的，因此一般是不能蠲免的。康熙帝这位以“蠲租为第一仁政”的天子，鼓足勇气，才于康熙三十年特下上谕，蠲免一年漕粮。“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效法皇祖的爱民之心，分别于乾隆三十一年、四十三年、五十九年三次颁发了全免八省漕粮的上谕。蠲免八省漕粮的次数之多，在历代皇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帝的五免全国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对国计民生产生了重大的积极的影响。五免钱粮三免漕粮，估计蠲免了正额赋银2亿两，加上历乾隆刻本《农书·圃田》年“灾蠲”等的1亿多两，共计3亿两以上。以当时米1石（400斤）折银1两计算，3亿石米为1200亿斤，按1人每日食米1斤，1年为360斤推算，1200亿斤米可供1亿人吃4年，或1000万人吃40年。如以1亩田价银10两计算，3亿两银可买田3000万亩。1户5人，有田地10亩，便可养活全家，照此推算，3000万亩田地能长期养活1500万人。可见其效果之巨大。
另一方面，朝廷粮赋，岁岁交纳，违令抗粮，严惩不贷。有清一代，年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贫苦农民和中小地主因欠交国赋而惨遭贪官污吏豪横差役的残酷鞭挞和百般勒索。除了额定正赋正耗，还有各种额外苛派和“耗外之耗”，常常数倍于正额，一旦明谕蠲免正赋，那么因征正赋而带来的苛派，也就无从谈起。正如乾隆帝宣布在苗疆永免苗赋的上谕中讲道，正赋征之于官，收之于吏，繁苛之费，转多于正《姑苏繁华图·农家小景》
额，只有将正赋悉行豁除，使苗民不与官吏有交涉之事，则差役就无法扰累苛索苗民了。因此，普免天下钱粮，对有土地的业主，特别是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确是一大福音，从而受到人们的普遍赞颂。江苏昆山的巢林散人龚炜，出身书香门第，父亲进士，岳父家乃娄东望族，本人喜经史，工诗文，善丝竹，然屡试不第，著书自娱。这样一位怀才不遇颇有牢骚的雅士，对乾隆帝普蠲天下钱粮极力称赞，在其《巢林笔谈》中，专门写了《乾隆十年全蠲丁粮》说：“乾隆十年上谕：本年各省地丁钱粮按次全蠲，与民休息。诏下之日，万方怡舞。”皇恩至大，我侪小人，惟有祝丰年，“急公税”，请香一炷，祷祝上苍，祝愿皇子皇孙永保黎民。
普蠲天下钱粮的恩诏下达之时，“万方怡舞”，这是对乾隆帝大蠲租赋的最好赞扬，可见此举之深得人心，对促进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改善小自耕农、中小地主的处境，均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国库存银最多的皇帝
国库存银的多少，是反映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和九月下的两道上谕，讲述了国库的情形。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乾隆骑马像
其中说道：“乾隆骑马像今户部帑（ｔǎｎɡ）项充盈，各省藩库积存充裕。”乾隆即位初年，户部库银不过三千万两，四十余年来，三免天下钱粮，两免八省漕粮，以及赈灾，用银“总计何啻（ｃｈì）万万”，用兵新疆、金川，又用了大量军费，但“赋税并未加增”，库银却已增至七千余万两。并且库银之增加，又“非如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龄”，“以掊克为事，而致府藏充盈也”。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奏报了康雍乾年间户部银库存银数目，其中乾隆元年至三十九年的存贮数目是：
元年，实在银3395万余两；二年，3438万余两；
三年，3485万余两；四年，3258万余两；
五年，3048万余两；六年，3146万余两；
七年，3274万余两；八年，2912万余两；
九年，3190万余两；十年，3317万余两；
十一年，3463万余两；十二年，3236万余两；
金嵌珠天球仪十三年，2746万余两；十四年，2807万余两；
十五年，3079万余两；十六年，3249万余两；
十七年，3863万余两；十八年，3987万余两；
十九年，3760万余两；二十年，4299万余两；
二十一年，4322万余两；二十二年，4015万余两；
二十三年，3638万余两；二十四年，3673万余两；
二十五年，3549万余两；二十六年，3663万余两；
二十七年，4192万余两；二十八年，4706万余两；
二十九年，5427万余两；三十年，6033万余两；
三十一年，6661万余两；三十二年，6650万余两；
三十三年，7182万余两；三十四年，7622万余两；
三十五年，7729万余两；三十六年，7894万余两；
三十七年，7874万余两；三十八年，6967万余两；
三十九年，7390万余两。
另外，《清高宗实录》等书载称：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库银有8000余万两；四十一年十月，部库存银6000余万两；四十二年正月，库银还有7000余万两；四十六年八月，库银有7000余万两；四十九年八月，库银7000余万两；五十一年闰七月，7000余万两；六十年，7000余万两。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白玉“得大自在”玺
根据上谕，结合户部库银情形，可以表明当时财政的五个特点：
其一，国库存银之多，空前绝后。康熙中年，国库存银已经很多，四十五年、四十八年有银5000余万两，超过前代。雍正七年八年，库银有6000余万两。而乾隆三十七年，户部银库存银“多至八千余万”，超过了雍正朝，前代各君更加无法与之比较。并且，康雍乾三朝不是只有某一年的库银多，其他年份却剧烈下降，而是国库充盈的时间很长，这在乾隆朝更为突出。从乾隆元年到三十九年，只有３年存银在3000万两以下（八年2912万余两，十三年2746万余两，十四年2807万余两），其余36年都在3000万两以上。三十年库银都在6000万两以上。这样长时间的巨量存银，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各省藩库，积存充裕”。各省布政使司的藩库存银，也非常多。乾隆二十八年，广东藩库的“田房税契银两”积至120余万两之多。三十六年，陕西藩库贮存之银“现有四百三十三万三千余两”。四十七年，浙江藩库存银101万余两。四十九年，河南藩库存银250余万两，甘肃有470余万两。五十年，山东藩库有银396万余两。
重达5300多公斤的大禹治水玉山
其三，开支巨大，存银不减。库银之多，并非削减必要的开支而存起的。乾隆年间每年固定的正额开支，如兵饷、官俸、驿站、漕船、河工等等，都比康雍年间有所增加，像河工岁用银两多达400万两，比过去增加了很多。还有，军费开支也很大，两征金川用银8000余万两，征准平回用银3000余万两，加上征缅攻廓尔喀，共计用银15亿余两。至于蠲赋赈灾，一般是每年需支出几百万两。各类开支，虽然很大，但库银并未受到很大影响，除个别年份有所减少外，总的来说，库银仍在不断增加，数量仍然巨大。
其四，库银虽增，赋税未加。国库存银的增加，并非加赋而来，不像乾隆所说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龄，“以掊克为事，而致府藏充溢”。乾隆不仅没有增收田赋丁税，反而五免天下钱粮，大蠲赋税，总计蠲免赋银3亿余两，相当于7年全国赋税收入。蠲赋次乾隆皇帝的膳单（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数之多，银两之巨，空前绝后，它不仅没有使库银减少，反而是促进全国经济发展，促使国库存银不断增加，以致达到“府藏极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五，入多于出，年年有余。乾隆年间的收支情形，尤其是每岁开支后的余额，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初期，结余不多。乾隆十年户部尚书梁诗正奏称：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200余万两。此后年度结余不断增加。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这一年的“岁乾隆铜镀金八角鼓式嵌钟表座凳（清宫造办处造）
入之数”是：田赋丁税2991万两，耗羡银300余万两，盐课银574万两，关税540余万两，芦课、鱼课银14万两，茶课7万两，落地、杂税银85万两，田地房屋买卖契税银19万两，牙行、典当税16万两，矿课有定额的8万余两，常例捐输银300余万两。总共是4854万余两。另外还有江苏、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漕粮、白粮米460余万石、新疆屯田岁收粮24万石。其“岁出之数”是：兵饷1700余万两，王公百官俸银90余万两，文官武将“养廉银”427万余两，外藩王公俸银12万余两，京官各衙门公费银14万余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备有银56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12万两，织造银14万两，宝泉、宝源局工料银10万余两，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8万余两，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8万余两，东河、南河岁修银380余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600余万两，岁不全支更定漕船岁约需银120万两。总计约3500余万两。两相抵销，每年结余多达1300余万两。但这不包括蠲赋、赈灾、用兵以及河工大灾抢修等用费。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大学士等奏称：“现在统计部库每年出入大数，约余银九百万两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户部总册奏称：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4359万余两，开支俸薪、兵饷、驿站等费银3177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余两”。每年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余银数量确实大得惊人，这就是保证国库长期存银5000万～7000万两的根本因素。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乾隆写绘本《圣迹全图》
魏源在《圣武记》卷十一《兵志兵饷》中，总论乾隆年间国库存银之多时，作了如下的概括：
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不过二千四百余万，及新疆开辟之后，动帑三千余万，而户库反积存七千余万。及四十一年两金川用兵，费帑七千余万，然是年诏称库帑仍存六千余万，及四十六年之诏，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且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七省漕粮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计又不下二万万两，而五十一年之诏，仍存七千余万。又逾九年而归政，其数如前，是为国朝府藏之极盛也。
乾隆刻本《满文大藏经》
“府藏之极盛”，就是乾隆年间国库充盈、藏银巨万、空前绝后情形的简明概括，这也为乾隆帝普免钱粮，进行“十全武功”，六下江南，四次东巡拜谒祖陵，编纂《四库全书》，大修宫殿园林寺庙，提供了物质条件。
六下江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历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乾隆南巡图·骑马像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南巡图》（第十二卷局部）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