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2-用吉他射击的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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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全球的神话，名字叫约纳·洛穆，现年二十岁，乌木色皮肤，身高一百九十六厘米，体重一百一十二公斤，跑起来却像一位短跑运动员那样。只要他停住了，你还能有点作为；而如果他开始跑了，三步之后便已经是一个燃烧草地的大炮球，光是看见这球就感到难受。一个大炮球并不表明场上严峻形势就加重了或减轻了，但是他能做到这样。他扫视球场，抓住对手们，变成电子台球，像撞柱游戏那样喝掉他们，不达到目的绝不停息。约纳·洛穆，惟一能接近Obelix的人类：Olomix。法国人，他们更人道些，意思是他们似乎不像是下到地球上的上帝，而是玩橄榄球的人们。他们有着疯狂的喜欢争吵的面孔，像那些在酒吧的人们。当你进去时，过一会儿他们就会靠近你，问你点事，你马上就明白你上圈套了，无论你能创造出什么回答，都将是一种侮辱，引发一场争吵。那里就是这样一些人。那些人并不十分优雅，脸皮很厚。其中有一位名字叫奥利维耶·梅尔洛，生于蒙特菲兰德，身高两米，体重一百二十五公斤，有个拳击手那样的鼻子，一双狡猾农民的眼睛。新西兰上帝在他后面挥汗如雨，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一个半人〃，这是最高的荣誉。作为并列争球时的中流砥柱的那位是名叫卡利法诺（诚然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国家领袖称号〃哈里发〃没有任何关系）的一条壮汉。他的颌骨比颅骨还宽，泰森那样的脖子，石头一样的体重，一百零七公斤，他有一个很漂亮的绰号叫〃中央山〃。你看见行动中的他，还真棒。总而言之，是脸皮厚的人。五万法国人关在一个体育场内愤怒地喊叫着，你明白可能什么事都会碰到。你想想，当裁判员吹响开赛的哨声时，一切都在游戏之中。　　　　　
　　　　饭前菜是法国的。全黑队打了一个三分球，但到了第五分钟时，法国人散开成扇形，把他们的队长送到了对方球门线内，这位队长名字叫圣安德烈，像个教堂的名字。法国人占优势，体育场疯狂了。在赛场上如此跳出的一种强烈舞蹈，真是妙不可言。橄榄球是一种争先的游戏：把球带到敌方场地的心脏。但是又基于一个坏得奇妙的荒唐原则：球你只能往后边传过去。由此出来反向运动，不断地做和不断地被破坏，那个球不断地往后边飞来飞去，恰似被关在一列行进中的火车内的一只苍蝇：往后边飞来飞去，无论如何要到达终点站，一种戏剧性的荒唐。而且，橄榄球是一项呼气运动，过一会儿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会让你明白那人群的有节奏的轰隆声，犹如海滨浪潮来去的声响。一个人在腋下挟着他的橄榄球开始跑了，去撞那堵人墙。乱作一团。球你再也看不见了，似乎是一种地方之间的争吵，仅此而已。观众安静。赛场上难以捉摸的运动。橄榄球又是一项吸气运动。接着，从那群野蛮的人中预想不到地又冒出那个球来，瞬间又变成飞行肥皂：好像是集体爆发狂似的，整个儿变得飞快，苍蝇在向前倒飞，游戏局面打开，赛场打开了，人群在叫喊：橄榄球呼气。再一次混作一团：吸气。又一块肥皂飞起来了：呼气。如此继续不断。各项体育运动就像舞曲那样，它们总是有自己的节奏，内在的节奏，这就是它们的灵魂。橄榄球有着一种非常美丽的灵魂。　　　　　
　　　　经过反复的吸气和呼气，全黑队已经吃掉了比赛的一大块：比赛进行了三十五分钟后，比分为20∶5。法国人打得很顽强，但是，那连续不断的雪崩压到了他们身上。新西兰人用棍棒和短刀干活：用其力量在这里赢得三米，用速度在那里赢得二十米，而且还不止于此。渐渐地法国队被拆散了，就像那一件毛衣的袖子那样。法国队被钉死在五分上，而新西兰队则增加到了三十分。如果当时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到了第七十分钟，大家所期待迟早要到来的这个数目到来的时候，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全黑队队员们试图从右路突破，回到了后场，他们又试图从左路突破，毫无办法，球消失在混作一团的大腿、胳臂和脑袋之中，全场肃静。那肥皂又冒出来了，在两只手之间飞行。这可不是一般的手：是洛穆。是他。他处在中场位置，距离球门线有三十来米远。他可以从左路打开局面，也可以从右路打开局面。法国人盯着他的眼睛想弄明白。而当他们弄明白时，已经太晚了。他既没有走右路，也没有走左路，而是从中路直插，没有把球传给任何人，自己直插到底。在那三十米的行进中，有五个法国球员一个接一个地试图挡住他，法国人以其近三百公斤体重压向他，没有结果。Olomix像芭蕾舞演员似的避开了前两人，拔掉了第三人，用手拍倒了第四人，他把最后一人抓住，一直把他带到过了球门线。37∶5，他们本来想要上一课，他们做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比赛已像是其他时代的体育。最后比分37∶12相当于足球比赛的4∶1。任何其他球队也都会就这样算了，然而却爆发了一场最后的激战。法国人毫不松懈，把全黑队队员们一直压到离球门线两米的地方。毫无结果。那愚蠢的两米。松开那愚蠢的两米，给数百万法国人一个免费的高潮，对新西兰人来说并不算什么。然而上帝是容易生气的。而土伦的历史，他们并没有消化了它。于是他们寸步不让，好似总是知道水从何处来的一座移动堤坝。法国人用其所剩下的全部力量压向它。那愚蠢至极的两米。不再是呼气的橄榄球，而是憋气的橄榄球。　　　　　
　　　　两米。法国人走出赛场时，并没有能冲破那两米。次日，报纸上非常漂亮的四栏标题：《王子公园的黑太阳》。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乌托邦法庭　

　　　　海牙，什么地方。奶油色地毯，带有联合国旗帜的蓝色座椅，电脑，辩护律师们头上的假发套，电视摄像机，法官们身上穿的红袍。外面没有一点噪音。这是操作室的一种气氛：到处都是经过消毒的卫生，都是准确无误。也有血：不过是在言词之中。在言词之中经过消毒的血。这是前南斯拉夫罪行国际法庭。用报纸所爱用的老套子来说，叫做新纽伦堡。如果你想想，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个乌托邦训练场：在这里，数月以来，司法手段寻求用真理细线来修补一场灾难性战争所撕开的伤口。这是一种荒谬的工作：事情过去几个月又几个月了，却又用法律这种钝武器，冷冷地把剧烈的疼痛和毫无意义的残酷拉在一起：不是要把它们焊接在一起，而是要以简单的报复这种惯用手段，用司法逻辑来缝合在一起。这是纯粹的乌托邦。然而他们却不以为然。在两年时间里，他们搜集证据来加罪于五十七人：那些控告是战争罪、屠杀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就是：甚至在一场可恶的战争中令人无法容忍的恐怖的一切东西。律师们、法官们、证人们乌托邦的职员们每天上午十时进入那个隐藏在白砖大楼中的大厅里，这个大楼原先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所在地。文传机和电脑判决整个围绕南斯拉夫的恐怖。在一公里远处有舍维宁根的北海，那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一个城市。也可能会是在拉斯维加斯：当你进到那里面去时，就清楚你是在别的地方。在所有各种意义上的其他地方。　　　　　
　　　　在被告席上有一个人名字叫杜斯科·塔迪克，波斯尼亚的一位塞尔维亚族人。他身穿绿色上衣，浅紫色衬衫，戴着幻想领带。个子矮小但显胖，战前他是唐手教师。他是该国际法庭能够抓到并加以审判的第一个人目前也是惟一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位有名的人，不是姆拉迪克，不是卡拉季奇这些像他那样被加罪的人，但现在是保险的。他连军队的人也不是，他们看见他穿着迷彩服，带着武器到处转：在一场没有规则的战争中溜达的一个不正常的人。这会让你想到落入一个比他更大的混乱之中的传统的正常人。但是，后来你读读那起诉书。根据控告，塔迪克在奥马斯卡监狱营里多次强奸了一名妇女。根据控告，还是在奥马斯卡，他殴打、加刑多名囚犯致死。根据控告，有一天他命令囚犯〃G〃同另一名囚犯费克雷特·哈仁拜西克发生口淫关系，然后又命令他阉割他。哈仁拜西克由于受了酷刑而没有活下来。根据控告，还是在奥马斯卡监狱营中，他命令一群囚犯匍匐爬着，像牲口那样喝水坑里的水，在殴打他们之后，又抓出其中一人，把一个灭火器往他嘴里倒空。根据控告，1992年5月27日，在科察拉克地区，他走近一队囚犯，他命令他们中的四人出列，然后把他们枪杀。根据控告，在同年的6月份，他参加了普里叶多尔地区的民族清洗行动。他走了一家又一家，让所有人都出来，把男人、女人和小孩们分开。在那行动过程中，他加刑于八个男人，并在他们家门前杀死其中五人。杜斯克·塔迪克，又叫〃杜莱〃，他嘴唇很薄，眼睛无神。他做笔记，显得安静。他不时地给他的辩护律师送去一张小纸条。一直到他被判有罪的时候，他都将是一个无罪之人。　　　　　
　　　　围绕塔迪克，司法行动小心谨慎地、荒唐而庄严地缓慢进行着，仿佛一位勋爵在一家水晶商店里追逐一只老鼠，追逐的节奏取决于那一大串证人：上百名证人是指控被告的，五十来名证人是为被告辩护的。　　　　　
　　　　尼哈德·哈斯基克是第二十四号证人，他是原告的证人，他是波斯尼亚的一位穆斯林。他讲话的时候两眼直视自己前方，两手搭在膝盖上，声音一直是一样的。他该是明白了，任何激情都无权进入那个大厅。他原来住在普里叶多尔，为电话公司挂电线。当塞尔维亚人到来的时候，广播电台说，大家都应当在窗户上挂上白旗，并交出武器。他这样做了。他们把他装在一辆大轿车里，把他拉到了奥马尔斯卡监狱营。在那里，他们每天一次给你一点儿稀汤，夜里你无法睡觉。因为那些人一直不停地叫名字，如果叫的是你的名字，你就得去，那就意味着永远消失了。白天那些人叫他们躺在柏油广场上，在烈日下，脸着地，一个挨着一个。哈斯基克说，在不同的两天里，他两次抬起眼光，看看塔迪克这位被告。在那里，在奥马尔斯卡，在柏油广场上。您肯定那人就是塔迪克吗？是的。他蓄着长胡子吗？我不记得了。您不记得他是否蓄着长胡子但是你肯定他就是塔迪克？是的。他在干什么？什么也没干。他站着吗？是的。他站着，什么也没有干吗？是的。司法行动缓慢，有时候以极为高尚的气派行动。塔迪克有一位辩护律师，名字叫弗拉迪米罗夫，是荷兰人，是那一行中的一位权威。国际法庭给他付钱，也就是我们给他付钱：每小时一百一十美元。他身穿灰色双排扣上衣，头戴像电影中那样的律师发套，袖口上别着金袖扣。　　　　　
　　　　面对第二十四号证人的那带有菱形图案的凄惨的领带，他毫不客气，他说出了他该说的话。哈斯基克先生，塞尔维亚人把您的一切都带走了，您失去了住房和工作，他们杀害了您的亲人和朋友。哈斯基克先生，我相信您从来就没有在奥马尔斯卡见到过塔迪克。您只是想报仇，于是你捏造了一切。司法就这样高尚得要变得凶残。哈斯基克微露一丝笑意，并说了一句非常漂亮的话：〃我再没有什么好捏造了。〃　　　　
　　　　在听到对第二十五号证人萨乌德·希尔尼克的审问的时候，我算是看到并欣赏了这种司法的极端荒唐。此人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他也是被放逐到奥马尔斯卡。他讲到，有一天，在那监狱营里，他们对他说：你看那下面。他一看，那里有他的兄弟的尸体，躺在柏油路上。检察官请他站起来，走近大厅中间摆放的奥马尔斯卡监狱营的模型。您愿意指出您的兄弟的尸体当时所在的确切位置吗？希尔尼克指出那个位置。您愿意拿一个在那桌子上的黄色标记并放在您的兄弟的尸体当时所在的确切位置上吗？希尔尼克拿了标记并小心地把它插在正确的位置上。如果你想想，那简直令人难以容忍。你的兄弟，他们杀害了他，现在是一个标记。而你在那里，身着黑色套装，十分优雅，把它插在准确的位置上，要尽可能准确，以便让法庭能够明白。此后他们留住你一个小时，问你是怎么做的，躺在地上，在柏油路上，因太阳晒和饥饿而晕了。你也看见塔迪克这个被告，简单地就是看见他。只那么一会儿，他没做什么，他在那里，这我可以肯定，但是我不记得我是在胳臂上面还是下面用眼睛瞧了一下他，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躺着，但我不记得我的胳臂是怎么放的，也许我把胳臂放在头上，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看见他的，但是我看见了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讯问和反问，为了弄明白一个眼光。现在，必须想像它，那个战争和死人的整个大混乱，里面有唐手大师塔迪克的小小轨迹，里面还有他去奥马尔斯卡的那天，在那天里面又有某人看见他的那个确切时刻。一个虚无。而一个国际法庭在以人类的名义研究那个虚无。可谓荒唐，真的？极为荒唐。是那噪音在行走时造成乌托邦。也许他们将无法使塔迪克就范。而他们对姆拉迪克和卡拉季奇这一类重要人物则不会这样做，以免引起又一次战争的爆发。然而他们将继续在上午10时进入大厅，站着，开庭，坐下，然后走人。毫不留情。越强越荒唐。司法的步伐要以他们缓慢而不合乎逻辑的步伐，以免走到那复仇一触即发的地方。把他们作为一种象征，并说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判决，这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果能这样，该多好。然而，如果你看看他们在那里在没有噪音而只有风的一个城市里的那个像蒸笼一样的大厅里工作，他们没有培育理想的空气，如此而已。他们具有司法在拒绝忘记时所具有的那种冷冰冰的决心。但愿这不是真的，然而使你心里想到的就是：如果不制止他们的话，他们是不会停止的。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在男高音的日子里　

　　　　你上去二十来级台阶，抬起头便看见了它：文布利体育场。在错误的一天里。没有一个球来付它钱，而绿色的草坪被一排排红色的小椅子所埋没。古希腊多里…加里福尼亚式的大公园：圆柱和棕榈树，都是塑料的。扩音器、放大器和超大银幕。不是足球的日子。这是三大男高音的日子，在这里，他们正在准备完成他们价值数十亿计的世界之行的第二站。卡莱拉斯、多明戈、帕瓦罗蒂。胜利之队没有变换。他们正确地换掉了守门员：在指挥台上没有梅塔（我想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是詹姆斯·列维内这位善良的美国司仪。在这里看到他并不令人奇怪，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夏天在贝鲁士看见他在拳击场做事。你瞧，该明白了。无论如何，文布利正是他。像所有神秘人物那样，就近看他是亲切的。小老头儿，有点消瘦，过时了但还体面。要说一下：你抬起眼睛，在你和雨之间，你看见像当地酒吧走廊那种黄色波浪式的漂亮顶棚。到处都有为音乐迷制作的纪念品，而为了找到神秘的足迹，必须钻到你所不能到的地方，一直钻到一张照片前面。在那里我拍了照片。1923年文布利杯足球赛决赛首场比赛，波尔顿万德雷斯队对西汉姆联队，据消息报道，结果2∶0（英国式记分，你看多巧）。在中场圆圈里，双方队长握手。裁判在中间。我就是在那里拍了照片，因为他们称之为〃短黑上衣〃，因为那个人正好穿着一件上衣，农民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