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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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我认为真正的矛盾并不是西方文化占据了所有人的心智，而是西方观念和技术能通过使其他社会走向富足而帮助他们重新发掘自己的文化之根。
亚洲人最初看电视时接触的是好莱坞的西方戏剧。很多人现在仍是如此。但是就像很多美国人发现“根”这个节目让人目不转睛一样（因为它为观众描绘了一个他们只有模糊印象的过去），其他非西方社会也开始寻找事实上被割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文化根源。比方说在亚洲，每个国家都开始与过去重建联系。很多西方人过去曾经听说过印度两大史诗《罗摩传》和《摩呵婆罗多》。这些史诗与印度年青人的灵魂是天然相融的。但以前它们主要通过口述或书籍相传。现在，当这些史诗被翻拍成电视后，几亿印度人放下手中的活，坐在西方人的发明——电视机前，欣赏他们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样的情形正在亚洲其他国家中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简而言之，所有这一切将使亚洲文明迎来几个世纪以来不曾有过的复兴。
我知道，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变化的世界。我的同事因此向我抱怨，他们不能完全理解我想要预测的未来世界。其实我也不能。但是让我以一个领域为例进一步说明吧，这个领域将会最先体现出新世界的特征，它就是英特网世界。我被告知，今天90％的网站是英文网站。但英特网的内容并不仅仅由生产者控制，访问者也能参与其中。如果我的预测是准确的话，那么英文网站的数量会不断减少，各种语言的网站会取而代之。让我补充说明英特网成为未来世界最显著标志的结构性原因吧。因为英特网不像好莱坞电影、西方电视节目或者美国有线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报道那样，只有向外界的信息输出，它具有使信息双向流动的独特功能。如果我关于观念和价值观的双行道的预测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双行道将会首先在英特网世界中出现。
所有这些巨大变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笼罩世界的西方影响都会消失。罗伯茨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即很多西方观念被证明既适用于西方社会也适用于非西方社会。先进的技术没有种族和人种歧视，它为全人类服务。西方的医学进步也同样造福于全人类。很多西方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理念也同样如此。比方说，如果亚洲国家能确立法制（不是法治），那么法制将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摆脱封建传统束缚的关键性因素。如果知识至上能够取代裙带关系成为亚洲社会的规范，那么这将意味着这些社会巨大的脑力资源的解放。非西方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决定保留哪些西方影响而去掉哪些西方影响。
因此对非西方社会来说，结束西方主导时代并不轻而易举。如果他们排斥所有的西方影响，那么他们有可能会失去其中的宝贵因素。每个非西方国家，不管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还是伊朗，都必须慎重决定：西方思想中的哪些方面可以保留借鉴，而哪些不可以。很多亚洲人正在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决定他们所期待的未来的性质。他们试图找到他们本身文化传统以及西方文化中最好的部分。这种思想斗争是导致世纪历史将翻开激动人心的新篇章的另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硅谷的成功显示了：在西方新兴的智力产业和亚洲尚待开发的丰富智力资源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匹配。如果没有受政治或军事灾难阻挠，经济力量将会把西方技术、资本和出口与亚洲工人和市场绑得更紧。如果太平洋两岸的贸易发展能像大西洋两岸那样迅速的话，美国与亚洲的联系将进一步深化。
所有这些会导致世界历史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有人说，地理界限是永远存在的。迄今为止，尽管隔着浩瀚的大西洋，但是美国和欧洲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还是使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地缘需求、经济需求和政治需求会最终把他们拉向不同的方向。可以想见，美国和欧洲在下一个世纪将会互唱反调。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所有贸易和经济争端最终都能被融洽地解决。但是如果紧张出现，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综上所述，我得出最后看似矛盾的结论。像威廉·麦克尼尔和罗伯茨这样的记录了西方过去200年中巨大贡献的作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坚定信念：西方文明会继续保持生机和活力。但使西方文明继续保持活力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如果西方文明这样做了，那么它就会经历一场变革：它会包容很多新兴的文化和观点，变成相互依赖的新世界的缩影。这时，西方也许能真正地达到它的最高理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社会。
当我谈到西方世界的国际化趋势时，我的朋友们又皱起了眉头，说他们无法预见这样一种趋势。幸好，《国家地理》2000年6月刊上的一篇关于伦敦的精彩文章帮了我的忙。这篇文章认为，伦敦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国际化的都市。它这样写道：
伦敦就是世界。走在牛津路上，你会看见印度人和哥伦比亚人，孟加拉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巴基斯坦人和俄罗斯人，美拉尼西亚人和马来西亚人。50个国家的外国人以伦敦为家，组成了5000多个社区，每天有300种语言被使用。估计到2010年，少数民族将占到英国总人口的将近30％，其中大多数生于英国。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描述了伦敦在西方历史的前期所扮演的核心角色。那时，它的街道被看成是用金子铺就的。伦敦向国际性都市的转变不仅预示着英国的未来，而且预示着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未来。
因此西方的停滞将会带来一种新文明，它真正融合了人类文明的全部精华。我希望我的西方朋友能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种结果。
第四部第1节 亚洲—太平洋
漂泊的日本
当我1991…92年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度假时，我应邀撰写题目自拟的论文。我选择以日本问题为题。这个国家一直让我着迷。1992年秋，我为《外交政策》杂志撰写了这篇论文，作为在哈佛进行研究的一个交代。
日本在世界上的确与众不同。它是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进入西方排他性的俱乐部，比如西方七国集团和经济合作组织。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与精神的稳定性，日本是亚洲最令人尊敬的国家之一。
但是，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国家之一。当冷战结束、柏林墙崩塌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一个新的西方共同体“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出现。即便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盟友，但是留在这个魔环之外的惟一主要大国正是日本。日本因此不得不在后冷战时代寻求新的作用和身份。这样的寻觅还在继续。日本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真实位置。正如它在马哈蒂尔博士提出关于东亚经济集团构想后的痛苦所显示的，日本加入任何东亚共同体都是困难重重。
成为一个成员、与此同时成为主要集团的非成员这样自相矛盾的是独特的日本人。我个人对日本还是非常敬佩的。但是，我对日本研究越多，我感觉对它的了解越少。回头看，我对我在对日本显然一无所知时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感到吃惊。但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日本在国家间共同体中还未找到合适位置——还是合理的。如此状况近期内可能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日本可能还要漂泊一段时间。
日本的一个民间传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居住在海边农场村庄的年轻男孩，在一个秋天的上午独自步行去干农活，他恐惧地发现一场海啸即将到来。他意识到这场海啸将会摧毁整个村庄。由于没有时间下山向村民示警，就果断地在稻田放火，以保证灭火护田的人蜂拥而出来到山上。宝贵的农田损毁了，但是村民逃脱了海啸带来的灾难。在下面的论述中，东亚战略话语的一些珍贵农田可能被点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读者对正在接近该地区的变化浪潮加以警惕。
大多数人相信日本在冷战中是一个赢家。正如前参议员保罗·桑加斯在总统竞选战期间所指出的：“冷战结束了，日本胜利了。”1992年中日本金融泡沫的破裂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种说法的力量，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冷战的结束伤害了日本。事实上，冷战之后的日本面临的麻烦超过满意，威胁多于安全。
冷战结束之际，日本的战略规划者可以指出得到的许多收获。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了。接近或卷入日本的大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曾经使日本黯然失色的中国的影响力减少了，尤其是1989年6月后。东亚地区是日本经济的后院，由于中国沿海省份经济起飞的推动而继续繁荣。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有潜力在10年或20年内超越美国这个第一经济大国。就是用绝对的言辞说，日本对未来的投资要多于更大的美国。
虽然具有这些重要的收益，但现在日本面临着战后即使不是危险、也是最困难的战略环境。将日本舒服地推到西方阵营并为日美安全关系提供粘合剂的苏联威胁现在消失了。基于各自的原因，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放弃双边安全协定（MST）的打算。但是双边安全协定所依赖的战略支柱已经遭到侵蚀，使日本人怀疑美国是否或在什么情况下保卫未来的日本安全。
从战略上看，不可靠的经济超级大国的主张使很难消失的，但是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冷战期间，日本的安全规划者甚至没有考虑日美安全关系破裂的可能性。现在，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日美关系破裂了，日本会发现自己将面临至少三个即便不是敌手、也是不友好邻邦的战略脆弱性。它们是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与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急迫的军事冲突。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战争准备。日本及其邻邦在冷战期间并没有相互提防，但是现在他们会相互忧虑。1992年《北京周报》的一篇文章警告道：“日本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和独立，意在填补美国和俄罗斯影响撤离后留下的真空。”韩国计划制定者也指出，即便朝鲜半岛统一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应该留驻韩国以提防日本。
后冷战时代日本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危机四伏的日美关系。将这两个国家维系在一起的主要安全利益，尤其是遏制苏联的共同利益，已经减弱或消失。在分析日本外交政策时遗漏或忽视这个简单观点是令人惊讶的。比如， 日本和美国在俄罗斯问题上国家利益上的分歧多大。美国力图救助俄罗斯，但日本并不相信救助俄罗斯对其国家利益有什么好处。
这个分歧是值得注意的。就在二战之后，随着朝鲜战争的来临，美国和日本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虽然不是一个明确的协议）。美国原谅了日本在二战时所做的一切，作为回报， 日本成为美国忠诚和可靠的反共产主义的盟国。
虽然这种新型关系并不是强加于日本的，但是很明显这是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这就像孤独的行者与印第安人关系一样。这种比较可能冒犯了许多日本人，但是事实是不可抗拒的。日美关系不平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两国关系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马修·培利命令日本对外开放时就已经开始了。“要求者—接受者”模式持续了至少一个世纪。日本人清楚地记得罗斯福总统明确要求日本无条件从中国撤军，国务卿杜勒斯要求总理大臣吉田茂停止与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尼克松的“越顶外交”，未与日本磋商就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使日本人更觉屈辱。除了贸易和经济问题，战后的日本对美国提出的任何重要要求几乎都没有说“不”。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尤其如此。此外，在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上，日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银行家的角色，其官方发展援助政策要满足美国和日本的需要。长期屈从美国要求的历史可以解释石原慎太郎的小册子《日本可以说不》以及“仇美”（意味着不喜欢美国人）这个新词汇出现的原因。
日本近期只是在对美国的重大军事要求的反应上开始犹豫不决，也就是说，在对在海湾战争上做出重大贡献的要求上极为慎重。这样迟疑的根源是日本希望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不会影响其石油供应，以及惊讶于西方将萨达姆·侯塞因培养为西方的资产后不久就抛弃了他。日本大众对直接参加军事冲突的厌恶情绪也发挥了作用。迟缓的反应让日本付出了宝贵的代价。虽然为海湾战争支付了130亿美元、并且是非阿拉伯盟国之外最大的捐献国，他们在美国的名誉还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美国人并未减轻其认为日本人再次搭乘美国便车的不满情绪。
美国政府决定利用美国媒体公开施压，确保日本提供资金（如果不提供军事人员的话）以帮助海湾战争。这是双边关系的一个危险行动。首先，许多美国人感觉已经受到日本上升的经济力量的威胁。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美国人受到了日本的困扰，因为他们将日本看作是对美国在权力的决定性领域——经济方面占据首位构成了“一个主要威胁”。因此，许多美国人提出了一个意义相同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花钱保卫一个“搭便车”的经济竞争者？当时媒体的炒作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日美关系的支持。这也相应强化了日本人这样的看法，即美国在让日本充当美国国内经济困境的替罪羊。客观事实支持了日本人的论点，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失误，行政和立法机关要解决它们的政策后果导致的若干问题：财政赤字、大量的国内外借债以及缺乏在工业或劳动力方面的长远投资等。这只是列举了较为明显的几点。
日本一直真切地感到美国值得钦佩，部分原因是作为占领者的美国表现出了不寻常的雅量。但是这样的钦佩之情正在逐步丧失。日本不再准备充当“印第安人”。事实上，日本越来越强烈地认为他们要比“孤独的行者”更加出色。因此，在日美之间的心理关系上，正在发生从单向屈尊到相互屈尊的结构性变化。
为了避免日美关系的破裂，日本已经有意识地编织一个两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稠密之网。但是，即使日美间没有严重不和，日本还是发现自己遭到抛弃。由于认为日本是经济对手这个看法的影响，日美关系可能比较友好，但仅仅是类似美国与瑞士关系的正常友好而已。到那时，美国将不再认为有义务保卫日本或在东亚驻军以保护日本的海洋运输线。同样，密切的日美关系可能由于美国孤立主义的复兴而受到损害。日本驻美国大使栗山指出：“我们担心的是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内向化”。日本担心美国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无能将进一步恶化美国经济，这将导致美国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继续负担其海外驻军。
第四部第2节 难处的邻邦
如果丧失了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日本这个世界上惟一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将会感到具有核武器的邻国的威胁。如果中国在有争议的钓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