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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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政策”。世界上其他地区虽然都从欧洲的创造性和活力中受益非浅，但是如果欧洲坚持推行这种“大西洋动力”的话，那么不仅是欧洲，整个世界都会遭受巨大损失。　　　　
　　　　


第四部第8节　大西洋动力的具体例证

　　　　由于欧洲拒绝在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妥协，导致该谈判1989—1993年一度陷入僵局。这是大西洋动力损害国际利益的一个例证。如果不是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在西雅图召开的那次关键会议，乌拉圭回合谈判很可能以灾难收场。大会上美国适时地发出了信号，声称如果这轮谈判失败，那么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其余的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也表示支持这个想法。欧洲各国领导人经过紧急磋商，终于在1993年最终决定签署乌拉圭协定。这项协定的最终签署地点选在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　　　　　　
　　　　不幸的是，这座城市坐落在大西洋岸边。在这里，由于大西洋动力的作怪，发生了一件几乎摧毁最终协定的小插曲。凭着亚洲国家的支持，美国最终迫使欧洲接受乌拉圭协定，然而事成之后美国却转向了欧洲阵营，他们企图在协定中加入一项“社会条款”。该项条款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改进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作条件，但许多欧洲人认为这更代表了一种道义上的刺激，因为这种做法侮辱了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智慧。那些地区的人民认为，当第三世界工人的工资上涨的时候，欧洲人才对他们加以关注，而当他们处于不景气的状态时，欧洲人就会置之不理。所以这项社会条款就是一个文字游戏，欧洲其实并未能从中获利。　　　　
　　　　　　美国因为和欧洲联合而吃到了苦头，一些美国高官私下承认，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对美国这种做法的反应十分冷淡。但是这个小插曲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它表明由于占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活跃于大西洋动力和太平洋动力之间。可以说在下一个十年，美国的决策将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关键的因素。　　　　
　　　　　　美国：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优先？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十分清晰的。威胁来自苏联方面，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美国把大西洋同盟放在了首要地位。冷战最终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那个甜蜜的时刻宣布，一个跨越温哥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治共同体成立了（这个圆环实际上包括了除去太平洋之外的世界所有地区）。也许这是大西洋动力最成功的时刻。　　　　
　　　　　　由于利益的驱动，美国能够跨越两个大洋分别与亚欧保持联系，但是两方用以吸引美国的利益因素日渐不同。在文化方面，美国将从欧洲寻找自身发展的根源。跨越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将继续保持强大的力量。这些繁多的机构包括七国首脑峰会（G—7），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北约（NAT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些机构将吸引美国领导人加强与大西洋地区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将会长期发展下去。　　　　
　　　　　　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日益发展的与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却起着决定性作用。去年美国跨太平洋总贸易量达到330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跨大西洋贸易总额的多出50个百分点。10年之后，这个比例将会扩大为二比一。　　　　
　　　　　　毫无疑问，我们会发现未来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在哪里。1995年1月，欧盟又吸收了四个成员国，这使它的消费者人数增加了2900万。如果把东欧大国（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都算上，欧盟将会增加6500万消费者。与此相比，仅在东亚地区这个数字就达到18亿4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已经突破了年收入1000美元的大关，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除了东亚，还有南亚的印度，这个国家有着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现有2亿，10年后将会加倍）和贵族阶层（4000万）。　　　　
　　　　　　与讨论核扩散问题相比，一旦谈到有关消费品的问题，战略家们的眼光就变得呆滞起来。但是重要的战略决定往往都受消费者市场的影响。1994年6月，美国终于驱散了笼罩在亚太地区上空的一大片乌云，它把给予中国最惠国（MFN）待遇的问题与其他问题脱钩。影响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是中国潜在的巨大消费者市场。（在美国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朝鲜核危机终于得以解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看到，即使金日成和金正日那样的领导人掌控一片有活力的地区，他们也不会像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行事。）　　　　
　　　　　　但仅仅依靠经济因素并不能把美国与太平洋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整体社会政治和军事安全环境，以及文化舒适感也是同等重要的因素。欧洲的战略思想家，以及那些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大西洋主义者，都认为美国会保持在太平洋地区贸易关系，但同时仍是大西洋共同体中的一员。事实上，由于这一地区的多样性和分裂性，到现在甚至还没有关于太平洋共同体的成熟构想。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太平洋共同体的形式，以及它与大西洋共同体的差别是十分有用的。这将会使许多欧洲人惊奇的发现，有关太平洋共同体的观念已经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个观念已经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这也反过来说明了为什么太平洋动力在美国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太平洋共同体：一个幻象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到过太平洋共同体。因此，那些试图从历史中洞悉太平洋未来的人们，必然无法预期它今后发展的可能性。太平洋地区的未来不会与任何现存的机制相似，因为它既不是亚洲共同体，也不是美洲共同体。太平洋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因为它可以融合亚洲和西方诸多丰富的文明。如果这种融合能够发挥作用，那么它可以产生前所未有的创造力。　　　　
　　　　　　这种创造力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东亚今天的活力并不完全是远古文明的复兴，真正的原因是在社会重建的过程中，东亚地区成功实现了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日本的发展已经证明这种模式可以获得巨大成功。一方面，日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精髓，同时，在社会管理（它的官僚体制虽然强大但十分合理，完全是西方化的产物，）商业，科学和技术方面又能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已经走出封建时代成为现代化国家（日本有着世界上最欧洲化的宫廷，在许多重要的皇家典礼，人们都穿着燕尾服），但是日本人民却没有变化。尽管许多日本青少年从表面上看与欧美的同龄人相差不大，但他们生于日本的家庭，有着日本人的灵魂，他们对待长辈仍然会毕恭毕敬。他们很少有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也很少犯罪。亚洲社会和家庭之间存在着坚韧的粘合力，现代化并没有侵蚀这种力量。　　　　
　　　　　　日本发展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它创造了经济和工业化的奇迹。在许多制造业部门，日本劳动力的发展水平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但日本的成功并非完全归功于本土文化或西方文明。它是这两种因素的结晶。　　　　
　　　　　　美国企图在谈判中歪曲贸易规则和相关制度，并谎称建立“对等市场交易”，这种做法在许多亚洲人看来是徒劳无功的。在完全对等的市场交易中，大部分日本工业品将胜过美国相应的产品（尽管美国仍然在某些领域内保持优势地位）。1994年4月18日肯尼斯·考迪斯（Kenneth　Courtis）在加拿大太平洋经济理事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例如，1993年，在经历过去40年萧条之后的第三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8。2％来自资本的注入，同期美国的这一数据是12％。去年是日本投资拉动GNP增长的高峰年，对于工厂和设备的人均投资达到5777美元，而同期的美国只实现了人均2519美元。从长期看，美国要想赶超日本就必须经历与日本相似的渗透过程，即：像当初东亚国家学习西方先进文明那样，汲取东亚文明的精华。”　　　　
　　　　　　当西方和东亚实现了相互学习的过程，太平洋共同体就将获得成功。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明治时期改革家的明智建议——在发展的过程中向西方学习。在札幌，美国人威廉·史密斯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因为他鼓励青年人说：“孩子，要有志气！”如果在美国城市里一位日本人（或东亚其他国家的人）被视为英雄，这就表明思想交流的双轨道路已经建成。　　　　
　　　　　　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日本的质量控制法（源于美国人阿瑟·迪明的构想）已经引入美国。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在十分积极地向日本学习。在特定的工业领域，美国对于向日本学习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真正的学习是需要谦虚精神的。幸运的是，美利坚基本上是一个开放且富有同情心的民族。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凭借历史而狂妄自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能成为历史上最仁慈的国家。欧洲诸国专注于谋求本国的利益，而美国却推出了一种观念，同时还促进了东亚社会的进步。美国人出于纯粹改革精神而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如果缺少这些帮助，东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美国的大学为东亚培养了许多有着敏锐思想的年轻人，正是这些人推动了这一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说，美国建造了东西方融合的桥梁。　　　　
　　　　　　历史证明，贸易不仅能够带来财富和货物，而且能够促进思想交流。如果东亚和西方缺少跨太平洋的文化交流，那么他们之间飞速发展的贸易往来就不可能完整无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方的融合必然会实现。一旦美国的政治团体认识到这种融合是美国社会振兴的推动力量，那么民众对一些国家政策的认同感就会大大提升，比如：他们会赞成美国作为维护全球稳定的因素，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显而易见，现在这种融合已经开始出现了，它将会产生双赢的结果，这一点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　　　　
　　　　


第四部第9节　亚太地区安全问题

　　　　亚太地区在20世纪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战争，然而今天却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安宁的区域，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在它的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有所涉及，尽管还有一些因素难以得到证实，但至少值得我们去思考。例如：一个解释是东亚安全问题已经从欧洲人的利益中解脱出来。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两场激烈战争，从根本上说，“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和欧洲安全问题有着显而易见的紧密联系”。我们要对这种简单的解释表示怀疑。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并不是这个问题惟一的解释　　　　　　
　　　　（尽管这一点无疑十分重要）。如果军事优势起关键作用的话，北约就应该能够阻止波斯尼亚的危机。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亚太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合作文化”，这是东西方一种不寻常的混合。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在处理分歧的时候，既本着东方人的态度又结合了西方观念（例如，有关国家主权和地区性组织的概念）。当今东南亚的合作模式是最成功的。　　　　
　　　　　　亚洲也有着像巴尔干一样危险的地区，那就在它的东南角上。从区域面积和差异性上看，东南亚都远远超过了巴尔干。这里的人口超过4亿5000万，相当于巴尔干的十倍。这里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也远比巴尔干复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两个派系）印度教，道教和孔教在这里共同存在。就在十年前，人们对东南亚局势的看法比巴尔干地区更加悲观。从二战后一直到1984年，欧洲始终保持着和平状态，而同期的东南亚却经历着叛乱，这里在冷战期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　　　　
　　　　　　直到1965年，东南亚地区的前景仍是一片暗淡。印尼在苏哈托执政时期经历了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继续处于对峙状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沙巴州问题上争吵不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合并问题悬而未决；叛乱在整个地区盛行。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因此，不到30年前，传统观念认为东南亚国家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向共产主义。对于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东南亚地区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那么后来东南亚是怎样发展成为第三世界最成功的一部分呢？这里正享受着令其他地区嫉妒的和平状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的“巴尔干”一片安宁而真正的巴尔干却战乱不断，这种对比表明欧洲而不是亚洲，正在面临历史的倒退。　　　　
　　　　　　为了维护地区安全，东南亚“合作文化”中的许多要素发挥了作用。第一个要素是令人尊敬的家族观念，以及对外来客人的认同，这些都深深植根于东亚的传统之中（象征性的表现是客人进屋之前要先脱鞋）。因此，事实上每个亚洲人都认可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实欧洲也有着同样的传统，但是当普世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兴起的时候，这项原则渐渐被侵蚀了。　　　　
　　　　　　在欧洲和北美，人们普遍认为当某些特定而普遍的原则遭到侵害的时候——尤其是人权问题——干涉一国的内政就是“合法的”。欧洲或美国可以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但并不会导致相互对峙。但是东南亚地区的经历却证明：在欠发达国家之间，任意对他国内政发表评论容易导致冲突。东盟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长达25年的和平，恰恰是因为它们都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东盟由于在东帝汶问题上的无所作为而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大多数东亚国家极少对他国内政妄加评论，这也许因为它们信守一句古老的基督教格言：“让无罪之人先投掷第一块石头吧”。我们的社会并非完美，但如果我们都朝着更好的状态努力，有什么必要互相指责呢？日本限制对中国发表评论的做法其实包含了许多智慧。长期来看，这种看似“不道德”的做法能够避免冲突，从而使千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保障。　　　　
　　　　　　“合作文化”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亚洲在处理危机关系时采用的态度。如果不考虑韩国和朝鲜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的歪曲宣传（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也时有发生），那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东亚国家之间极少出现“口水战”。对亚洲国家来说，“面子”十分重要，如果在交往中丢了面子就很容易引起国家间冲突。越南对中国的明确警告置之不理，一意侵略柬埔寨的行为就使中国大丢面子。越南外交官私下承认这种如此公开怠慢中国的做法违背了2000年来积累的传统智慧。　　　　
　　　　　　但是亚洲人也有等级观念。如果各个国家不违背既定的等级关系，那么和平就处于统治地位。中日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哪一方占有亚洲第一的地位。从经济上看，日本遥遥领先，但是中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占有优势。从短期看，日本比中国更加稳定，中国也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和资本投资。一方面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占有更优越的地位。所以究竟谁比谁更强呢？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日本天皇选择在1992年访问中国，当时北京仍处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这一决定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件事上日本表现出少有的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