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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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1节 亚洲人会思考吗？
1997年6月，第七届国际思维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会议需要来自亚洲的声音。当我应邀发言的时候，一个问题突然浮现于脑海，那就是“亚洲人会与其他人一样思考吗？”我发现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次演讲是我回答该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主要目的是在亚洲观念中发起一场讨论。但是，来自其他大陆的人或许也希望询问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欧洲人会思考吗？”或“美国人会思考吗？”。这是本演讲的最新观点，它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1998年夏季的《国家利益》杂志上。
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迄今为止，这篇文章并未在亚洲人中激起任何论争，讨论亚洲社会与文明如何以及为什么落后于欧洲文明若干世纪。这个问题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本人坚信，亚洲崛起的时间还未来到。大多数亚洲社会（日本和“四小虎”除外）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发展水平。当它们达到这个水准之时，这个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表面化。
但是，西方人对这个话题的消极反应让我深感震惊。或许其原因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西方某些人不愿意亚洲人提出关于他们自己及其未来的基本问题，难道这不是事实的本质吗？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那么亚洲某些社会最终将与西方社会一样成功，这完全是可以想像的。
对于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抛弃有些西方人希望亚洲社会继续落后的想法，那是滑稽可笑的。但是，亚洲知识界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东西方间的如此差异表明，世界上的确还存在急需弥补的深刻认识差距。
亚洲人会思考吗？这显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时代，如果到欧洲或非洲并提出“欧洲人会思考吗？”或“非洲人会思考吗？”这样的问题，那就想像一下由此激起的喧嚷场面吧。如果你是亚洲人，就得质问“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
鉴于该问题的敏感性，我就解释一下提出该问题的理由及其出台的语境。首先，如果你要询问某个人可能决定全球前景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答案或许就是“亚洲人会思考吗？”1996年，亚洲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70％（在全球50亿人口中，亚洲占35亿）。据保守估计，到2050年，亚洲人口将会增加到57亿，而全球人口将达到98。7亿；与此同时，北美和欧洲的人口则相对维持不变，其人口总量分别为3。74亿和7。21亿。这就意味着北美和欧洲占世界人口的份额将会从20％下降到约11％左右。很明显，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以及近期的北美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承担了相对更大的责任。到2050年之前，当欧洲和北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五分之一降为十分之一的时候，其余90％的人民还要期待10％的欧美人民继续肩负如此重责，难道这称得上公平吗？从现实的角度看，其他世界可能继续依赖西方吗？如果亚洲人口在以下50年里翻番，亚洲人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其次，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单个的亚洲人不会思考。显然亚洲人能够掌握字母表，懂得二加二等于四，并能下棋。但是，纵观历史，亚洲是能够产生杰出人物的社会，但作为集体却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流离失所。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犹太人社会所面临的境遇，犹太社会贡献了更辉煌的人类思想，这与它所拥有的杰出人物数量是相称的，从爱因斯坦到维特根斯坦，从迪斯拉里（Disraeli）到基辛格等大量的人杰比其他任何社会都要多。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它们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这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尤其严重。要强调的是，我不会论及以色列在现代遭受的困苦。我要谈及的是始于公元135年的那段时期，当时的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际。类似的命运将会降临到亚洲人的头上吗？或者说亚洲人能否擅长思考以确保其更美好的前景？
第三，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跨度不是数天、数周、数月、数年乃至数十年。在该问题上，我所关注的时间跨度是数个世纪（当我撰写该文时，离新的千年只有短短两年，因此提出这个时间跨度尤其合适）。正如随后所论述的，在此后几个世纪里，世界历史的未来进程将依赖于亚洲人如何思考和表现。
在充满多重选择竞争的格局下，“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具有三个可能的答案：“会”，“不会”或“可能会”。在选择一个答案之前，让我首先探究一下这三个答案。
第一部第2节 不会，他们不会思考
如果仅仅反驳那些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显然就是一个谬论的批评者，我开始的讨论是提出“不会”这个答案的几条理由。如果人们注意到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记录，就会依据若干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认为亚洲人、亚洲社会简直就不会思考。
看看一千年前的亚洲社会吧，比如说997年。当时的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科学技术、医学和天文学领域笑傲群雄。阿拉伯人采用了十进位制和来自印度的
从0到9的数字，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术。仅仅一千年前的971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在开罗创立。与此相比，当时的欧洲人依然处在“黑暗的世纪”里，这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就开始了。对此，威尔·杜兰特在《信仰的年代》中是这样描绘的：
公元六世纪的欧洲混乱不堪，征伐、分裂和野蛮化无处不在。许多传统文化得以生存，那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文化收藏在修道院和家庭中。但是，社会秩序的物质和心理条件极度混乱，这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重新恢复。战乱、交通不畅、经济贫乏、小国林立、来自东方的拉丁人和来自西方的希腊人消失了，在如此糟糕的局势面前，情书、献身艺术、文化的融合与延续、理念交往的相互促进等都毫无例外地衰弱不堪。
在上述背景下，预测当时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明在第二个千年将沦落到死水一潭的地步，与此同时，欧洲将崛起并主导整个世界，这种看法简直荒唐可笑。但是，这种预期当然准确地发生了。
这种局面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实现的。直到公元16世纪前后，更为先进的亚洲社会已经丧失了领先地位，但是依然可以与欧洲并驾齐驱，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洲将飞跃领先。当时欧洲的弱点要远比其力量显著。欧洲并不是世界上土壤最为肥沃的地方，其人口密度也不突出——这在当时是衡量力量的重要标准，土壤是最重要的财富，而人和牲畜是力量的主要因素。在文化、算术或技术领域（比如工程和航海），欧洲并未展现显著的优势。它同时是严重分裂的大陆，是充斥着微型王国、公侯国和城邦国家的大杂烩。此外，15世纪末的欧洲还处于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发生流血冲突的阵痛中，奥斯曼军队无情地长驱直入，几乎杀到维也纳。威胁延续到距离前线数百公里的德国国王被迫按照惯例将贡品送到伊斯坦布尔的苏布里姆港口为止。
另一方面，亚洲文化显示出兴旺发达的局面。比如，中国拥有高度发达与活跃的文化。其大一统与官僚统治是由教育良好的儒家官僚进行的，这些官僚将凝聚力和先进性赋予了举世无双的中国社会。中国的技术威力同样令人敬畏。自从11世纪之后，活字印刷术已经出现。纸币加速了商业流动和市场的扩张，庞大的铁矿业加上火药的发明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是，有趣的是，是欧洲跨越式地超前了。欧洲理念发生了魔力般的变化，发展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科技革命到工业革命。在亚洲社会陷入停滞与硬化的同时，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大陆之内，驱动着欧洲社会大踏步前进的是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军事技术活力以及学术自由的艰难出现。尤其在意大利、大不列颠和荷兰，这些国家开创了当时为之称道的“欧洲奇迹”，这些奇迹是先进文明的标志性事件。由于任何亚洲社会不可能存在批判性元素，因此，当欧洲迈入世界舞台的中心时，亚洲社会依然停滞不前。殖民化开始于16世纪，而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这两大事件扩展并确立了欧洲的主导地位。
对于来自人口仅有300万的新加坡的我而言，像葡萄牙这样的人口同样只有数百万的小国，却能从更大、文明更古老的国家那里占据像果阿、澳门和马六甲这样的地方，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是发生于16世纪的事情。紧随葡萄牙殖民者脚步的，先后有西班牙、法国，然后是英国。纵观这三个世纪或更久的历史时期，亚洲国家俯首称臣，任凭遥远的小国超越自己并被施加殖民统治。
发生于亚洲的最令人痛心的不是物质层面，而是心灵的殖民化上。许多亚洲人（包括许多我们这些来自南亚的后裔）开始相信，与欧洲人相比，亚洲人低劣一等。只有这么看，才能解释数千英国人何以能轻易驯服南亚几亿人这样的神话。如果允许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争论性的观点，我会主张：这样的心灵殖民化迄今为止并未完全清除，许多亚洲国家依然在为消除这些影响而奋斗。
即便今天，正当我们处于21世纪的前夜，此时距离葡萄牙殖民者率先在亚洲建立殖民地已经500年了。这真让人诧异。只有一个国家，重复一遍，今天只有一个亚洲国家已经全面达到了主要由欧洲和北美享有的发展水平。日本是亚洲第一个醒悟的国家。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被视为一个发达国家；1902年与英国结成联盟时，它多多少少得到了平等的待遇。
如果亚洲人会思考，那么，为什么今日只有一个亚洲国家能够赶超西方？据此，我给问题以消极答案。对“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给出否定答案的人或许会继续如此推理下去。
第一部第3节 “会！”；他们会思考
现在，让我试图提出几个对“亚洲人会思考吗？”给出肯定答案的论点。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观点是在过去数十年里东亚国家不可思议的经济表现。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未完全照抄日本的成功模式，但是日本激起了现在有潜力成为潮流的涟漪。紧随日本经济成功之后的，首先是亚洲“四小虎”（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出现。亚洲“四小虎”的成功使其他亚洲国家，尤其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确信，它们同样也能
走向成功。此后就是中国，现在中国是2020年前最有潜能超越美国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国家。最令人振奋的是东亚的经济发展速度。英国实现经济产值翻番用了58年（始于1780年），美国用了47年（始于1839年），日本则用了33年（始于19世纪80年代）。与此相对，印尼用了17年，韩国11年，中国仅花了10年就实现了同样的目标。总体而言，在1960至1990年间的世界经济中，东亚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要远比其他任何经济集团更迅速，更持久。这段时期，东亚年度人均实际收入平均增长5。5％，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甚至超过了经济合作组织（OECD）经济体的增长，它们在此期间的数据仅为2。5％。
在考试中，你不能仅凭运气就得到高分。它需要聪明才智和辛勤的汗水。同样，你也不能仅凭运气即可获得良好的经济业绩，尤其是在亚洲所观察到的标准上更是如此。它同样反映了智慧和勤劳。强调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亚洲经济爆炸般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绝后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一篇发表于《亚洲华尔街》杂志上的文章中充分揭示了这一事实：
东亚“奇迹”是真实的。东亚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之一。国内生产总值戏剧般地飙升体现为亚洲数以亿计的人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其中包括享有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好的医疗和教育，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现在可以面向更有希望的生活。这些成就是真实的，并将比今日之混乱保持得更为久远。
大量的研究更加激发了东亚更加自信，这些研究说明了东亚在学术方面的卓越表现，比如在主要的西方大学和国内大学方面。今天，大多数美国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都来自亚洲。教育优秀是文化信心的本质前提。直白地说，许多亚洲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文化并不低人一等。多数西方人没有看到如此变化，那是因为他们从未直接感觉到许多亚洲人迄今所体验的自卑感。
我对“亚洲人会思考吗？”的回答是“会”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亚洲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几个世纪里，亚洲人都相信进步的惟一方法是效法西方。明治维新的主要倡导者福泽俞吉概括了这样的看法，19世纪末期，他声称日本要求得进步，就必须学习西方。在近期的亚洲历史上，从孙中山到尼赫鲁的其他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享有同样的基本观点。但是，今天之亚洲人不再相信进步的惟一方法是全盘效仿；现在，他们认识到，他们完全可以设计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亚洲理念的如此变迁是缓慢而难以觉察的。直到几十年之前，西方社会就像高山之上的灯塔一样具有号召力。他们过着人类社会最成功的生活方式：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和谐，种族和睦，总之可以为其公民的茁壮成长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条件。当然，西方社会并不完美，但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他们显然在各个方面都是优越的。对于亚洲知识界而言，提出“这可能不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方式”这样的观点直到最近都是荒唐可笑、异想天开的想法。今天，这正是许多亚洲人私下（如果不是公开的）之所想。
但是，总体上看，西方社会在许多领域依然比亚洲社会更为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西方具有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优秀水准，这体现在大学教育、智库，当然还有文化等领域。亚洲的乐队无法与主要的西方乐队相抗衡，即便西方的音乐界吸纳了许多优秀的亚洲音乐家。但是，许多西方国家已经遭受了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折磨，其规模与程度让亚洲人深感震惊。在北美，家庭破裂已成家常便饭，吸食毒品及其带来包括犯罪在内的社会问题，少数族群集居区区的扩散，以及种族标准降低的观念等，无不严重困扰着社会。美国政府调查1960年至1990年间的社会发展趋势的数据显示，在这30年里，暴力犯罪率增加了四倍，单亲家庭与囚犯人数均增加了三倍。欧洲对其社会安全网络的嗜好同样让亚洲人迷惑不解，这些网络现在窒息着社会，长远的经济繁荣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过去几十年，当东亚人访问北美和西欧时，他们羡慕这些社会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