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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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最后轮到秘书处了，它实际上只是联合国决议的执行工具。从理论上说，它应该对联合国大会负责，但在实际操作中它更偏重于安理会（在秘书长的任免问题上，安理会有决定权）。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提出独立的动议和法案，但仅限于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因此秘书长的个人名望和道德水平显得十分重要。
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联合国将处于一个新的地位，而其中的各个机构也将做出不同的贡献。我举几个例子也许能使眼前的景象更清晰。首先，制订规则将会成为联合国职能中最重要的一点。随着世界的不断变化，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来促进全球多边进程。如果我们着手制订新的规则，这将是一个共同协商的形式（也注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制定出来的规则要转化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这个过程必须由联合国来完成。海洋法、环境协约、地雷法、国际法庭公约，所有的全球新规则都必须由联大牵头制定，或者在联大分支机构的会议上讨论通过（例如，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北京峰会）。如果没有联大（或类似的组织），整个世界就会在旧制度中瘫痪。事实上，正是由于联合国使这些新规则合法化，整个国际社会才能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前进。
第二，为了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特殊危机（例如，东帝汶，科索沃和塞拉利昂），同时吸引全球的注意力，世界各国应该同意一项均摊负担的程序。如今一些纠纷主要在联合国外部解决（如科索沃危机）。但是这些问题最终仍然需要经联合国处理，这样才能获得国际合法性。事实上，并非每个国家都介入所有的争端。在一次冲突中哪个国家起领导作用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地理位置、政治利益、条约关系和文化渊源等等。例如，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同时由于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原因，澳大利亚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参与，澳大利亚是不能擅自干涉这项事务的。任何一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施都标志着，全世界将作为一个整体对某个特别的问题负责。在联合国安理会介入之前，西非维和部队（EOG，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停火监督组织，也就是西非维和部队的英文缩写——译者注）必须向塞拉里昂政府给付军费，但是当联合国接管之后，这笔开支就由188个国家分摊了。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联合国大会所能提供的是道义和智力上的领导。在我们这个拥有60亿人口的星球上，有一个人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那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因此，在他演讲的时候，他能够把所有人吸引到需要关注的地方，这种能力是其他所有人都不具备的。现任的秘书长是科菲·安南先生，他敢于大胆提出许多新的建议。例如，在应对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科索沃危机的时候，他曾经提出当大规模违反人道主义的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有权对主权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这的确是个大胆的想法，其他国际社会领导人没有勇气做到这一点。
以上的几个例子使我们看到，在一个新世界里联合国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组织机构无法取代的。西方八国集团（G8）的领导人们虽然有时也能够对国际事务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比如他们可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the Plaza Accord ——广场协定，是指1985年9月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压迫日本签署的让日元升值的协议，后来也被经济学家看成日本经济由盛转衰的诱因之一＇译者注＇），但是在真正的世界范围内，他们无法将本国的观点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安理会的权威），也不能取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地位（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联大的认可）。在现代社会里，富国并没有权力决定全球的命运，西方八个国家也并不能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只有联合国或者秘书长才有权裁决国际事务，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得到法律授权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9月的联大上曾指出，联合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
第五部第4节 与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
在我们塑造世界未来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那就是全球60亿人民的愿望。美国人总是天真地认为，凡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形也一定会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也许是扩展了一句广告语：凡有利于通用汽车，必有利于整个美国）。但是全球有60亿人，他们的需求、利益和希冀各不相同。随着世界的不断收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尽量融合这些不同的利益，平衡需求上的差异。
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利益分歧是很自然的。穷国要求经济发展，富国要求保持稳定的现状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因此，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说，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最新研制出的生化武器。通过联合国大会的谈判过程，国际社会才能够制订出限制研制这些武器的协议，虽然或许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只有一个办法能够真正防止这些武器的扩散，那就是达成一项全球共识，让每个国家都意识到它们是全球繁荣稳定的基石。为了能真正起到基石的作用，就必须让每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意识到它们是国际社会的管理者。
积极参与联合国的运作过程就可以使一个国家转变成这种管理者。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实质上，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应该享有发言权。民主制度要求人们尊重投票的最终结果并听命于选举出的政府。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在一国内部还是国际上，民主制的实施过程都存在欠缺。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从民族国家到国际社会管理者的转变过程中，联合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并不被人理解，更得不到应有的赞扬。
联合国维持了世界的稳定秩序，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是从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埃德拉克曾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国际法律和制度的稳定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所以保证联合国的地位显然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如果联合国能够正确履行它的职能，那么它将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最大贡献者。那个社会将享有完美的秩序和固定的规范，并且会更加稳定。
这个常识性推论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美国人民，尤其是政治家们却对此熟视无睹。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自从1970年以来，美国人的判断力就被他们的媒体剥夺了，那些媒体整天报道联合国大会反美的消息。在那个年代，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关系密切，它们组成联盟共同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以色列对中东的侵略。当时美国时常攻击联合国的决议，不管是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这种做法反过来助长了当时美国国会打击联合国的气焰，在缴纳联合国会费之前，美国国会总是用荒谬的要求对联合国百般刁难。
美国人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联合国大会已经脱离美国的控制取得了独立，但同时它却不仅维护了美国的短期利益，更加维护了它的长期利益。如果57亿5000万非美国公民意识到联大仍然是美国的顺从工具，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对联合国的尊敬和信任，也不会再履行对它的承诺。如果联大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出现，那么这些人就会对它更有信心，对于它制定的规范也会恪守不渝。一旦人们都遵守了规范，那么美国的利益就有保障了。
由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没有理解上述内容，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种毫无效果的作法，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们的作法就像从两端向中间挤牙膏。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同时从两端用力是不会挤出牙膏的，力量大了还会把牙膏管挤破。同理，如果美国从两端向联合国施压的话，联合国早晚也会崩溃（就是说美国一方面希望联合国服从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还想通过它操纵国际事务）。
因此，如果联大和安理会（极少数情况）的独立行为违背了美国的愿望，美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应该和联合国对着干，反而要鼓励它继续做下去。美国人担心如果联合国上方没有悬着国会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它就会变得彻底反对美国。这种担心纯粹是多余的，因为在国际法律和制度的稳定方面，世界各国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
在偶然条件下，也会出现美国的短期利益与世界利益甚至与美国长期利益不一致的情况。我举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美国人认为他们理应享受低价汽油，所以油价一旦波动他们就大吵大嚷。试想，如果各国都按照美国的人均汽油消费量加以使用，那么整个世界将出现严重的经济和环境危机。为了顾及全球的长期利益（也包括美国的长期利益），国际社会应该要求美国提升油价并改进不合理的汽油消费模式。但是，今天谁要是敢提这种要求，美国人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
美国政策与全球利益和本国长期利益相违背的事例还有很多。其中的一例是美国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这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即使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欧洲国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美国脱离反弹道导弹条约（联合国为了有效限制多边军事力量而授权签署的一项双边协定）的努力也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美国是维护国际现状的头号力量，如果它脱离了反导条约，那么其他国家会群起而效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1999年9月联合国大会敦促美国履行反导条约义务的时候，美国不应该对它加以斥责而应该好好感谢才对。
第五部第5节 矛盾的解决
美国的政治家们还不习惯用悖论的形式思考。美国人的世界观植根于古老的神话当中，它趋向于把世界分为黑白两色。纵观美国的历史，当面临明确敌人的时候，美国人都能够奋勇拼杀。从“头皮猎手”（印第安人的贬称）到黑奴军队，从纳粹统治到“红色威胁”都是如此。只有当敌人已十分明确并且被妖魔化之后，美国人才会采取军事行动。
很不幸，联合国也曾差点被妖魔化了，但依靠运气和暗藏的智慧，联合国躲过一劫。理
查德·荷尔布鲁克大使曾邀请参议员耶西·赫尔姆斯参加安理会八月会议并发表演讲，这一做法是很明智的。当参议员先生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之后，他还请求安南秘书长与他的家人合影（随后甚至邀请安南先生到位于南卡罗莱纳州的母校演讲），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再去丑化联合国了。
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仅用黑白两种颜色并不能描绘联合国的复杂形象。他们在制定美国对联合国长期政策的时候，应该学着用悖论和矛盾的观点去思考。
下面几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证明这个观点。美国的科技将会缓慢而无情地改变整个世界，到时将会出现复杂的全球利益关系。尽管联合国宪章的导言写得义正词严，但是联合国作为惟一能够维护全球利益的机构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它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为全部188个国家提供了一家利益交换所。在那篇著名的千年报告中，秘书长先生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挑战。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的症结之处：战后形成的多边政治体制使全球化进程得以兴起并迅猛发展，但是全球化进程却反过来证明这种体制已经逐渐过时了。简而言之，战后建立的那些组织机构是为了适应国际化需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却生活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对这种形势的转变，作为国际社会的领导人我们要进行有效的应对，这也是联合国面临的一次严峻挑战。
我们不难想像，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员为维护本国利益所作的努力将会无意中促进全球利益的实现。但美国的外交记录显示，美国人很难将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协调一致，这一点在海洋法会议上表现尤其突出。
最近在美国和西方学者之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当一国的政府由于自私而未能保护全球公共利益的时候，来自市民社会的代表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好地代表民意。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也许说得通，但是看一看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会议上的争斗表明市民团体和无政府组织也不过是它们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按照美国人的思想观念，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们认为自己比政府更好地代表了公众利益，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占领了道德高地。但是正如西雅图会议所证明的那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都被无政府组织代表的发言弄得晕头转向，因为那些人口口声声说要代表全球60亿人的利益，但他们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却一无所知。
历史上很多人都带着利他主义的面具，但是真正奉行利他主义原则的行为却屈指可数。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政府也罢，商业集团和无政府组织也罢，其行为准则从根本上说都是一样的：每个组织都汲汲于谋求自身利益（即使他们坚信自己的利益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有理由保护医药公司的专利权，但它也必须承认这样做剥夺了人们使用药物的权力，会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这个事例是在2000年1月安理会讨论艾滋病问题的时候有关代表公开提出的。类似的，绿色和平组织努力从日本捕鲸人手中解救鲸鱼，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对人类是有益的，但是他们手中濒危物种的清单却写着长长的一串。为什么选择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他们行动的决定是谁做出的，又是如何做出的呢？
通过这些例子我只想说明一点：我们的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本阶段，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形势，我们要事先采取一项启蒙性政策，即：尽快完善将来必不可少的组织机构和多边合作机制。作为惟一有能力执行这项明智政策的大国，美国却做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它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拼命努力：从狭隘的政治考虑出发，为了维护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忽视了全球共同利益。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对美国现在的行为感到迷惑，因为它正在有效地把那些陈腐的条款强加给一个蒸蒸日上的组织，而这个组织恰恰是21世纪全球发展的希望。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第五部第6节 弥合差异：新加坡的经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言论都是关于其失败的长篇大论。可悲的是，那些称赞其成功发展的文章，虽然十分重要但数量太少了。然而，李光耀先生所撰回忆录的第二卷填补了发展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书中解释了新加坡政府取得巨大成功时所采用的复杂政策。
正如科菲·安南所说：“这本名为《经济腾飞路》（From the Third World to First）的书，表达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渴望发展的愿望，但是，唉，它们之中没有几个取得了进展。新加坡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本关于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发展报告，是由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李光耀先生撰写的，因此，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那些关心他们未来的人来说，将会大有用处。”
然而，新加坡的巨大成功在一段时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