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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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后殖民精英导入的世俗和现代的价值观已经严重抑制了几个世纪历史的伊斯兰遗产。现在，伊斯兰遗产浮出了水面，可能也会在其他采取民主体制的伊斯兰社会表面化。如果这些民选出来的政府实施限制人权的严格伊斯兰教规（如伊朗），那么我们还应该尊重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及其行为的权利吗？没有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　　　　
　　　　　　西方对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的反应显示了道德和政治的含糊性。从官方的立场看，大多数西方政府谴责了这次政变。但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民对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是否对它们国家有利提出了质疑，大多数西方政府悄悄地欢迎了这次政变，它们基于西方的利益而采取了明智而现实的立场。在许多第三世界的观察家看来，这次道德价值观的现实运用使其相信，所谓西方促进民主只是发生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时候。同样的看法在人权战中可能继续演变下去。　　　　
　　　　　　以秘鲁为例。就像阿尔及利亚一样，秘鲁在的民主化进程同样面临着引人注目的逆转。但是，秘鲁因此遭到了西方的制裁，而阿尔及利亚则没有。欧洲人聪明的算计是对阿尔及利亚的制裁将使该国爆炸性社会经济状况更加动荡，并加剧阿尔及利亚难民的外流。因此，它们什么都没做。秘鲁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相距遥远。即便秘鲁的社会经济状况像阿尔及利亚一样具有爆炸性，制裁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但是它还是遭到了制裁。　　　　
　　　　　　西方人确实应该了解一下藤森政府是哪种类型的独裁政体。他将成为又一个马科斯，聚敛个人财富？或者说，处于崩溃边缘的他将绝望地颠覆社会进程吗？这样的问题是重要的。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果现在的西方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就贯彻执行，那么韩国和中国台湾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可能在要求当时在位的政府下台的时候就已经终止了。　　　　
　　　　　　在秘鲁，令人关注的一个额外理由是：如果制裁成功地实现了将藤森政府轰下台的目的，那么可能的骚乱或波尔布特式的拉丁美洲版本就会使秘鲁人民更加不幸。坚定鼓吹对秘鲁进行制裁的人应该准备为这些制裁的良好或糟糕的后果承担道德责任。果真如此，世界将会避免柬埔寨悲剧的重演。当时在柬埔寨，也有许多鼓吹更换朗诺政权的声音，但是没有人为随后发生的集团屠杀而承担责任。如果西方谨慎地选择那些与其利益关系密切的践踏人权的目标，那么当其他社会可能会受到这些人权战的影响时，它们还有审慎而为的义务吗？　　　　
　　　　　　在这些道德政治复杂性面前，西方政府基于其利益，就会向其公民解释审慎政策是促进人权和民主至关重要的考虑。遗憾的是，在西方政府采取审慎政策的同时，它们发现在这个话题上让其公民了解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哲学的角度看，在促进民主时讨论审慎是困难的；这不是令人振奋的、具有灵感的优点。但是，诚实和自我利益要求西方政府应该这样做。　　　　
　　　　　　在决定其特殊的人权和民主政策时，西方政府都没有公开承认这与其重大的国家利益相排斥，但是事实上每个政府都这样做。德国对土尔其的人权采取了强硬的政策，但美国却没有。美国和英国对卡扎菲极为严厉，但意大利却没有。在名义受益者、第三世界社会看来，这种不连贯的方式相应削弱了西方人权政策的价值。这是因为除了遭受西方政府的道德鼓吹的压制之外，他们还注意到道德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精心谋划的运用。　　　　
　　　　　　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人权战已经有所成效。比如说，它们已经建构了一个新的全球共识，阻止了像波尔布特、阿明和博卡萨这样大规模粗暴践踏人权的家伙重返历史舞台。这些政权的受害者可以长长地松了口气。同样，反对存在于全球许多地方的大规模严刑拷打的强大全球共识也是人权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但是，从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公民的视角看，人权战总具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性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权战就像这样的现象：他们像一艘破船上贫病交加的乘客，超载的客船正在飘向危险的水域，许多乘客将会死去。船长通常是严厉的，有时也会公平待人。一群富有的、衣食无忧、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一旦这些看客看到某个乘客遭到鞭打或监禁，或者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他们就会来到船上进行干涉，保护这个乘客免遭船长的压迫。这些乘客还是又饿又病。但是，一旦这些乘客游到堤岸，投到其恩人的怀抱，看客又会坚决地将其递解到船上，乘客们的苦难依然不减。这不是抽象的类比。这准确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觉。　　　　
　　　　　　从长远看，西方在发展中社会鼓励更可行的转型进程可能更为明智。一种将马置于车前的对策，也就是说，在推行民主之前，通过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这不是主张只要它们促进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就应该容忍像波尔布特或阿明那样的邪恶独裁者。准确地说，西方应该像欧洲政府应用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现实主义政策一样对待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　　　　
　　　　　　对于大多数西方政府而言，贯彻这种明显简单的逆向政策是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促进民主很少采取付出代价或牺牲这些方式。但是，促进经济发展就要付出直接和间接的重大代价。从长远看，对第三世界有益的事情（经济发展优先）从短期看可能会对西方社会带来痛苦。比如，欧盟需要放弃对其无效率的农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的政策。如果西方坚持走短期的平坦大道，采取促进民主优先的措施，最终它会付出痛苦不堪的高昂代价，这是因为广大第三世界的贫穷及其动荡所产生的影响必将波及西方。遗憾的是，短期与长期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更有把握的是断定短期考虑将会盛行。　　　　
　　　　


第二部第3节　西方民主对西方利益

　　　　西方民主在克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雅典人不同，西方迄今在处理和平与战争问题上取得了成功。决不能低估西方社会的灵活性。但是，假定它们没有任何制度缺陷同样是非常危险的。　　　　
　　　　　　在没有一个明确而紧迫威胁的情况下，大多数西方政府发现在冷战后各种严峻挑战面前要求人民准备接受痛苦的变革和牺牲，人民是很难理解和信服的。问题并不是这些社会缺乏领导能力，而是制度安排使然。　　　　
　　　　　　两个例证可以说明民主制度缺陷的全球影响，这两个例证都严重损害了非西方世界社会：那就是美国的预算赤字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　　　　
　　　　　　尽管美国财政赤字必须加以制止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预算已成为一个巨兽，没有任何政府制度能够有效制服这个巨兽。格拉姆…鲁德曼方案痛苦地失败了。这些问题都是民主的制度缺陷产生的。不同游说团体的投票连锁网络意味着这些团体在预算过程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由此导致了巨额赤字的永久化。　　　　
　　　　　　在其他方面，私人游说集团扭曲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并衍生到美国边界之外。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美国政府的干涉以迫使日本接受自愿约束的方式，美国汽车业要求缓解日本同行的激烈竞争。在随后的10年里，美国汽车业不是努力学习日本以提升竞争力，而是继续为其股东和管理者支付了可观的红利。他们没有努力检查一下，政府干预是否对大众或私人利益有益。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则具有清晰的理解，那就是长远国家利益的基础是提高而不是削弱日本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却不如此，其政府制度只是对来自私人利益的特殊压力的反应。　　　　
　　　　　　共同农业政策是产生于西方民主制度缺陷的另一个巨兽。欧盟领导人私下里的确难以为这项政策辩护。但在公开场合，无论法国、西班牙还是意大利的领导人为了选票绝对不会批评该政策。　　　　
　　　　　　共同农业政策消耗了欧盟三分之二的预算，这些资金本应该用在促进欧盟竞争力的工业领域。非欧盟国家认为在富裕的欧盟国家继续推行该政策的情况下，它们没有看到应该接受痛苦改革的理由。这已经破坏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有关谈判进程。例如，在富裕的欧盟国家不承担任何牺牲的情况下，为什么印尼、巴西和扎伊尔这三个能够形成“氧气卡特尔”的国家就要约束其有利可图的森林采伐业？只有在这些问题上缺乏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任凭1990年12月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失败。这种挫折极大地加剧了冷战后西方面临的新威胁。　　　　
　　　　　　为了避免大量的穷人移民到富裕社会，全球需要意义深远的经济发展。启动如此广泛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全球工具就是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所有的社会都遵循其规则，该组织就会建立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贫富社会都包含其中。世界贸易组织容纳了具有重要比例的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舒适和富裕的群体。这充分显示了该组织的力量。通过创立一个“公平的竞赛场地”，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场地上发挥自身经济的比较优势。因此，它对全球生产力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　　　　
　　　　　　当1990年12月乌拉圭回合遭受挫折之时，几乎没有多少抗议者。也许这仅仅被看作是一个贸易问题。因为欧盟极力保护其某些工业免受全球竞争的冲击，因此布鲁塞尔会议失败了。由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终将证明这些举措是徒劳的。试图保护其工业免遭新的竞争，实际上，这是西方正在试图冻结一个不可冻结的进程。　　　　
　　　　　　只要世界贸易组织具有历史影响以及它与将来的核心问题密切相关，那么战略家不关注该组织就会令人困惑。不关注是错误的。如果否认发展中社会的大众改善生活水准的机会，从关贸总协定及其后身世界贸易组织后退到保护主义将会迫使他们撞击西方的大门。　　　　
　　　　　　在冷战后的年代，西方战略的重新定位是一项主要任务，这要求美国在战后熟练地提供合适的领导类型。遗憾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在西方领导的必要性从未如此重要的时刻，西方的领导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分化了。遗憾的还有，在应该面向外部世界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着向内看的强大压力。西方已经创建了各种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希望由此延伸到了西方的门口，现在西方有关闭大门的强烈冲动。这是毫无意义的冲动，因为新技术已经建构了一个“相互联系”构成当代秩序的世界。　　　　
　　　　　　就像新加坡的保卫者一样，旧的挑战应接不暇的同时，新的挑战已经泛滥成灾了。西方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迟了。这是真正的危险。　　　　
　　　　


第二部第4节　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

　　　　1993年1月，纽约的亚洲社团和三家新加坡机构——东南亚研究所、新加坡国际基金和政策研究所——在新加坡举办了题为“亚洲和美国视角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研讨会。我应邀发表“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的讲演。我的小组同伴詹姆斯·法鲁斯对我的论文感到吃惊和困惑。我清晰地解释了“十大异说”，我相信西方无视或压制了这样的观点。与此同时，我补充了可能导致亚洲与美国之间进行平等对话的五项原则。自从我触及了如此之多的“圣牛”后，我认为喜欢论争的西方刊物不会出版我的作品。但是，无人理睬的局面直到华　　　　　　
　　　　盛顿月刊勇敢地发表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为“年轻人，到东方去！”。随后更长一点的版本出版在一个论文集中，题目是“关于人权的争论”，是比特·冯·内斯编辑的。　　　　
　　　　　　很明显，这是我迄今所撰写的最令人恼怒的文章。如果是现在写的，我不会使用同样的语调。我还犯了其他错误：我引用了一个瑞士经济学家的论述，他断言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干预期间，债务问题就已经得到了纠正。与所有的预期相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保持着繁荣的态势，而亚洲却碰到了麻烦。世界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一些严峻的事实却没有变化。严格地说，我在1993年描述的“异说”今天依然存在。西方记者在第三世界的绝对权力还是未加抑制。确实，只要世纪末的美国具有绝对的权力，那么美国媒体的力量就会增加，而不是降低。美国国内对这些媒体有各种非正式监督和平衡的措施。但是在美国之外，美国媒体就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如果我可以提出另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观点，我会提出：所有的这些已经导致了西方对亚洲看法的巨大歪曲。西方媒体惟一倾听的声音是其他西方记者的声音。他们中的许多人以硬要别人领情的腔调写了许多关于亚洲和亚洲人的著作，充分说明了西方保存亚洲某些方面的必要性。在新闻界，根本就不存在公正的表演场地。这就是我相信年轻的西方学生应该阅读本文的原因。　　　　
　　　　　　我将从一个类比开始本文，同时要对那些此前已经看到此描述的人表示歉意：　　　　
　　　　　　……从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公民的视角看，人权战总具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性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权战就像这样的现象：他们像一艘破船上贫病交加的乘客，超载的客船正在飘向危险的水域，许多乘客将会死去。船长通常是严厉的，有时也会公平待人。一群富有的、衣食无忧、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一旦这些看客看到某个乘客遭到鞭打或监禁，或者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他们就会来到船上进行干涉，保护这个乘客免遭船长的压迫。这些乘客还是又饿又病。但是，一旦这些乘客游到堤岸，投到其恩人的怀抱，看客又会坚决地将其递解到船上，乘客们的苦难依然不减。这不是抽象的类比。这准确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觉。　　　　
　　　　　　这正是西方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攻击性地推销其人权理念的许多荒谬之处中的一个。还有很多其他的荒唐事。当我试图在哈佛大学的研讨会上挑战民主、人权或新闻自由的普遍意义时，我发现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了真正的“圣牛”。没有人可以挑战西方的固有价值观。更糟的是，当我坚持我的看法时，我遭到了他们的窃笑、自鸣得意的打量和普遍的嘲弄。普遍的看法是挑战这些概念的任何亚洲人，尤其新加坡人的意图是掩盖其政府的罪责。　　　　
　　　　　　现在，我就像当时一样确信，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在第三世界富有侵略性地促进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做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场战役不可能让生活于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从中获益，或许对发达世界的7亿人民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场战役只会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困难状况。　　　　
　　　　　　但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到这个核心论点，人们必须首先消除使这些话题成为西方话语中不可触摸的“圣牛”的障碍。在与非西方人士讨论这些话题时，西方人首先必须承认有意或潜意识里站在“布经讲道”的出发点上了。如果这能够让人得到安慰，那么我要急切地说这种态度并不新奇。《观念历史字典》中的一段话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