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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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上了。如果这能够让人得到安慰，那么我要急切地说这种态度并不新奇。《观念历史字典》中的一段话指出，这种态度几个世纪前就存在：
专制主义概念起源于欧洲对亚洲政治及其实践的特殊观察：与东方的奴性本质相对照，欧洲在本质上被看作是自由的。专制主义通常与对奴隶制、压迫、殖民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合法化、解说或质问密切相关。将专制主义归结为敌人可以利用为动员一个政治单位的成员，或者动员一个地区的人民。因此，希腊人将波斯人打上了专制的烙印，基督教的作者同样将土耳其人打上了这样的烙印。通过有目的地反对专制主义的自由战，或者通过历史学家的描绘，这些主张通常就成了基本原理。比如，亚里斯多德这样具有自由传统的学者对其他从未体验到如此快乐条件的学者的强大影响力。
21世纪前夜，欧洲对亚洲的这种态度必须终止；道德优越性的观念必须放弃。为了在亚洲人和美国人之间进行富有意义的讨论，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表演舞台。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目的。在第二部分，我将提出一个亚洲人对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看法。
第二部第5节 公正的表演舞台
从基石之上跌落决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经历。我要对我的论述可能导致任何的心理不适深表歉意。但是，为了在一篇论文里实现这个目标，我不得不无情地简洁一些。为了撤除围绕在人权和新闻自由这些主题上的“圣牛”，我将罗列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忽视、压制、或被视为无关或不合适的十大“异说”。如果这些“异说”具有任何的合理性，那么我希望这将使西方学者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具有垄断性智慧或美德。当他们对非西方听众演讲时，应该保持更谦卑的态度。
“异说”之一：西方记者并不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督原则。
从加里·哈特到比尔·克林顿，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尊重新闻的传统，政治家婚姻问题的每个细节都是要公布于众的公共财产。但是，分享该传统的人并未感觉到，他们已经被耶稣的名言“让无罪之人投掷第一块石头吧！”所束缚。
就我在华盛顿短短的逗留而得到的有限知识看，同样失真的层面在国会或新闻媒体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存在。权力真是一剂伟大的春药。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要拒绝流向他们的各种诱惑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团体的行为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并遭到各种的质疑，与此同时，其他团体的行为则被视为隐私问题。但是在华盛顿设计的强弱次序里（就像任何其他部族社会一样），许多知名记者比国会议员享有更有效的权力。但他们还得面对各种不同层次的监督。
同样的不平等应用到了私人财务中。所有有抱负的政治家，甚至少数已经投身政治、为国服务的政治家不得不公布其每一美分的财富。华盛顿的记者拥有更为可观的财富，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公布其财产的义务；他们同样没有感到澄清这一点的必要性，那就是，讨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的财产将怎样会增加其自己的财产收益。由于对部分人收入和财产的揭发，公共决策（包括游说者和新闻记者）将会在实际的决策者和寻求影响决策者的人之间的财产干预方面造成严重的失衡。虽然进行了这些合理的讨论，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制定了如此之多的不合理公共政策。
“异说”之二：权力堕落。西方记者在第三世界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堕落。
一个记者所珍视的最大神话是，他是一个受压者：为了揭示真正的事实，他就像一个通常要冒巨大个人风险的孤独行者，与强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搏斗。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从不理解这样的神话。内阁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外交官和将军对勤奋工作的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打来的电话都做出了迅捷的回应。不是所有的强力官员在诱惑美国记者方面可与基辛格或詹姆斯·贝克相媲美，但是没有人敢对一个美国大报记者说“去死吧！”。这就像在朝廷之上对匈奴王表示异议一样令人不可想像。但是，新闻记者处于劣势的神话依然存在。
这个神话最悲惨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体现。抵达第三世界国家首都的美国记者潜意识里总是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前置观念，那就是他坚信，他是一个即将与邪恶腐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进行战斗的孤独行者。他绝对不会承认，他到达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并具有19世纪殖民总督一样大的权力。东道国的政府忽略了这样的使者带来的危险。一般而言，在第三世界国家首都有影响力的西方记者可以请求会见总统、总理和外长。苍天不容啊！这些领导人应该拒绝他们，果真如此，西方的典型反应就是：“只要世界上的国王和总统经常接受《卫报》的采访（请注意我们最近对约旦国王进行了独家专访），有时在《卫报》上发表文章（如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我就对《卫报》不值得提出采访的表示感到好奇。我们毕竟是英国具有第二大发行量的国家日报。”（注意：这是一封真实信笺的摘录。）
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时报》的一个记者提出互惠的要求，一个西方记者对此感到十分迷惑不解。他排除了互惠的建议，其理由是《纽约时代》是一家比《印度时代》更出色的报纸。他决不会容忍总理，即使是印度总理，会拒绝《纽约时代》的采访请求，这是因为这家报纸控制了华盛顿特区主要思潮的大门。《时代》的记者行使权力的美妙之处在于，他决不会承认他正在享受甜蜜的权力之果，因为他并没有明显的官方服饰。
“异说”之三：自由新闻可以充当社会的鸦片。
这个论点并不像马克思的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样令人恼怒，但是首次说出这句话时，就像马克思的格言一样可能迅速地遭到质问。美国媒体对其挖掘政府、大公司和其他主要组织事件背后的事实真相这样的调查性新闻传统而自豪。他们绝对不会容忍他们是美国社会的鸦片这样的主张。但是，他们的确就是社会鸦片。
在过去的20年里，有两条平行的发展趋势。首先，美国新闻界变得远比以前更富攻击性。肯尼迪是最后一个受到温和对待的美国总统；他无节制的性生活已是路人皆知，但是并未得到公开宣扬。从此之后，没有人认为美国总统的所有事情是禁止传播的，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是处于广泛而紧密的监督之中。
这就是平行趋势。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坏”政府。林登·约翰逊觉得，他可以打一场战争，并在不增税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好社会。这就导致了财政政策混乱的开始。理查德·尼克松的缺点与吉米·卡特的一样是众所周知的。在上一个12年里，两届共和党政府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瑞士投资顾问让·安东尼·克拉马尔最近指出：“美国政府在150年中建立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而这个数字翻了四倍却只用了15年时间。美国拥有5。6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状况是难以纠正的。美国的消费者欠下了7万亿美元，公司5万亿美元，政府5万亿美元。”在新闻自由的国度，没有任何美国政治家敢于说出如此严峻的事实，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终止这种局势。其后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犹豫不决的思路以及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债务。同样的打击是一些最大的美国公司产生的同样麻烦，这些有名的大公司包括从前的好公司花旗银行、通用公司和IBM，它们无不处在新闻媒体的密切监督之下。
纵然时间充裕，要我在更富侵略性的新闻媒体与越发肆无忌惮的“坏”政府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做出论证，那是不可能的。二者之间可能只是纯粹的偶然联系。毕竟，美国媒介在揭露美国政府所做的荒唐事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当事实上没有因此而产生任何变化时，美国媒体的所有揭露是否还是充当了建构事情正在进行的幻象的鸦片剂？
可能还有自由新闻充当社会鸦片的更可怕的例证。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一大战后成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解放。新闻媒体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这些表面上解放的报道是否形成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基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幻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洲裔美国人已经最终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大门已经打开，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迈步进来。
著名的人权大游行举行30年之后，如果问一下一个普通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你们的生活是否比30年前好？”有多少人回答“是的”，又有多少人回答“不是”？罗德尼·金事件后所发生的大规模骚乱说明了什么？或许讨论关于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30年已经被行动的30年所取代，这在不存在多少行动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幻象。美国新闻界所说的“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是否够了？，或者他们是否该问“我们为这样的失败做了什么？”
世界上自由新闻产生的如此理念是否想像了这样的问题？
第二部第6节 自由新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井然的社会
西方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好社会需要自由新闻以制止权力的滥用，新闻自由阻止了“坏政府”的形成，而缺乏新闻自由将导致更严重的权力滥用和“坏政府”的出现。
这些观点可能是非常正确的。自由新闻对好政府的出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相反的结论可能也是不错的。新闻自由可能也会导致“坏政府”的出现。
这在东南亚就有令人遗憾的事例。迄今为止，在最漫长的时期里，在东南亚新闻最为自由的一个国家是菲律宾（马科斯实施军管法的时期除外）。但是，在促进现代化和经济进步方面，菲律宾同时也是东南亚最为困难的国家，这充分表明自由新闻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和成分条件。
在判断什么处方有助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这个问题上，印度和中国两国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实验。两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说，这个星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中国人或印度人。两国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政治道路。西方赞许印度的新闻自由，而对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感到不悦。但是，今天哪个国家发展得更快，哪个国家更可能首先实现现代化？
最近的阿育亚事件（Ayodhya incident）说明了全球所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新尺度。通过限制破坏清真寺的录像带的播放和传播，印度媒体试图控制情绪化的反应。但是现在许多印度家庭能够从外国新闻机构看到影像资料（通过卫星和磁带传送），这些外国媒体感到毫无理由进行社会、政治或道德的约束。兴奋地传送影像资料的机构决不会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家伙安逸地坐在亚特兰大、乔治亚或香港，由于它们的电视播送而随后发生在印度的骚乱绝对不会波及到它们身上。遗憾的是，这些媒体并未停下来思考一下，假如它们通过严格自律而没有参与传播，它们是否已经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异说”之五：在报道非西方的事件时，西方记者受到了西方偏见和西方利益的制约。所谓“客观”报道基本上是虚假的。
让我引证三个主要的事实。第一，关于伊斯兰的报道。爱德华·萨伊德在其著作《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中指出：
让大多数研究伊斯兰的学者承认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他们作为学者的言行受到了政治语境的深刻而令人生厌的影响。虽然当代西方关于伊斯兰研究的一切弥漫了政治的意义，但是并没有伊斯兰著作的作者，无论是专家还是将军，承认他们所说的事实。尽管历史悠久的政治、道德和宗教关系在所有社会——西方的或伊斯兰的，关于外国人的，陌生的和与众不同的——都会体验到，但是客观性都被设想为关于其他社会的学理话语的本质。比如在欧洲，东方主义传统上与殖民机构密切相关：我们刚开始了解到的学者与直接军事镇压之间密切协作的内容既具有启发性，又令人沮丧。但是，书籍文章继续蜂拥而出，赞美西方学者的非政治本质、东方学者知识的硕果以及“客观的”专业判断的价值。与此同时，很少有“伊斯兰”研究的学者不是政府、不同公司、媒体的顾问或（甚至）雇员。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得到认可和重视，这不仅仅是道德原因，而是基于学术原因。
第二，美国媒体关于越南战争的报道。在美国新闻史上，有些人将这一重大事件看作是一个辉煌的篇章。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当美国大兵的尸体从越南运抵美国时，美国公众的情绪开始转向反战。美国被迫撤离越南。美国媒体有助于一个正当理由的产生，那就是美国正在扶持一个“坏蛋”（不老实、不道德的西贡政权和金边政权），而反对一个“好人”（富有献身精神和廉洁的北越或柬埔寨丛林游击队）。像《湖中战火》（Fire in the Lake）这样的赞颂越南革命的书籍成了美国记者的圣经。当最后一个美国大兵离开越南之时，美国记者感到满足和自豪。
随后共产主义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胜利暴露了革命的真实本质。柬埔寨集体屠杀的故事妇孺皆知，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难民丧生于南中国海。人类的悲惨遭遇不断恶化，而不是得到缓解。但是，没有美国记者愿意承认引用《湖中战火》或呼吁放弃西贡和金边政权的行为是错误的。只要美国记者通过拯救美国人性命的方式来实现重要的国家利益，他们就不会感到有重视其针对非美国人（越南人或柬埔寨人）行为的道德后果的任何必要性。
“异说”之六：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西方政府会与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统治者合作。
1942年8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刻。丘吉尔悄悄飞抵莫斯科，给斯大林带来了一些坏消息：盟军还没有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斯大林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南希·索勒尔描述了那次会议：
意见不和在继续，但是昨天晚上丘吉尔前去告别时，斯大林的态度缓和了……丘吉尔打算推迟到七点告别。会谈和葡萄酒洋溢其间，在出现罕有的亲密气氛时，斯大林承认：即使战争的压力也难以与对农民强迫实行集体农庄政策的可怕斗争相比。数以百万计的富农被消灭。历史学家丘吉尔想起了柏克的格言：“如果我不能进行没有公正的变革，我就不会变革，”但是政治家丘吉尔总结道，战争需要统一，但最好不要公然从道德上进行解释。
这个故事引起了窃笑。丘吉尔是一个多么精明的恶棍！他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不是用说教让斯大林生气。他与一个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独裁者交往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玷污其名誉。现在，不一样的演员面临了同样的布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波尔布特。从历史的视角看，他们可能相遇了，但他们当然没有蒙面。现在，试图描述一下可能的会见并试图发出窃笑。不可能吗？为什么？
思考一下吧！认真思考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