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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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吧！认真思考一下，你会惊讶地发现：有思想和消息灵通的人民具有双重标准是完全可能的。如果避免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波尔布特之间可能会见的标准是“你不应该与集团屠杀的统治者进行会谈”，那么同样的标准也会禁止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会谈。正如英国哲学家R。 M。 赫尔已经强调的，道德标准内在地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同意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会谈（因为，直到上几周，还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谴责过丘吉尔，这肯定是普遍的情绪），那么标准可以修改为：“你不应该与集团屠杀的统治者进行会谈，除非存在减轻罪行的行为。”
这不仅仅是细微差别的变化。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飞跃，下列故事包含的类比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飞跃。一个男人遇见了一个女人，问她是否愿意为了100万美元而与他共度良宵。这个女人回答道：“100万美金，当然可以。”
男人又问：“5美金如何？”
女人愤怒地回答道：“你把我当啥？”
男人答道：“我已经确定了你是啥。我们只是在侃价。”
所有的那些原谅丘吉尔与斯大林会见但准备谴责任何人与波尔布特会见的人应归为女人的鞋子（逻辑上讲）。
在斯大林的例子上，英国的生存是利害攸关的大事，因此丘吉尔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在波尔布特的事例上，因为与他会见并不能服务西方任何可以设想的国家利益，也不会有减轻罪责的行为存在。因此，任何与波尔布特及其红色高棉奴才的接触都会遭到西方激烈的谴责。运用这个绝对的道德准则，其理由只是因为没有涵括西方的重大利益。柬埔寨人的悲剧是西方不会询问：如果西方在处理红色高棉问题时拥有丘吉尔应付斯大林时的灵活性，那么柬埔寨人民的苦难是否可以得到缓解？
整个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亚洲国家的政府试图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行方案之时（这将难以避免地包括红色高棉），但他们因为与红色高棉进行直接交流而遭到诽谤。美国外交官得到绝对不与红色高棉的代表握手的指示。
在过去的12个月，卡拉季奇及其塞尔维亚追随者所犯下的暴行（美国媒体的完整观点）可以成为将其归为波尔布特或阿明一伙的充足正当化理由。但是，西方外交官没有拒绝与塞尔维亚代表握手。西方人还有单一的标准吗？对亚洲还有另一个标准吗？
第二部第7节 西方政府会愉快地牺牲第三世界社会的人权
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西方政府会愉快地牺牲第三世界社会的人权。
缅甸政权推翻了1990年该国民主选举的结果，并残忍地镇压了随后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缅甸因此遭到了西方的严厉制裁。亚洲国家的政府却因为没有积极配合西方的行动而受到指责。
阿尔及利亚政权推翻了1992年该国民主选举的结果，并残忍地镇压了随后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但该国却没有遭到了西方的严厉制裁。对于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亚洲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一个解释。
但是，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担心对阿尔及利亚的制裁会触发更大的政治动荡，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跨越微小的地中海涌入欧洲，这种考虑使得欧盟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审慎小心的政策。尽管如此，当它们对缅甸实施制裁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批评亚洲国家的政府因为同样的原因、采取了同样的审慎政策。从任何角度看，双重标准都是明显的不道德。有多少西方媒体突出了这一点？
“异说”之八：西方以践踏人权为借口抛弃了那些不再能够服务西方利益的第三世界盟友。
冷战期间巴尔（Barre，索马里）、蒙博托（扎伊尔）和莫伊（肯尼亚）的“罪过”就像现在一样路人皆知。冷战结束时，他们并没有实现从“善”到“恶”的转换。但是，西方认为这些人在冷战期间值得支持的行为在冷战后却是不可接受的。
冷战结束的今天，西方的政府、媒体和公众一直在竭力表达他们最终有追求“道德”政策目标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令人满意是值得注意的。但是，他们一直都不承认，冷战期间的西方推行的是不道德的政策。没有任何人说明了利用和抛弃盟友是否光彩这个问题。
“异说”之九：西方不会承认追求“道德的”人权政策可能具有不道德的后果。
1989年8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会议结束时，当时的越南外长阮基石坚持：会议宣言应该呼吁反对集团屠杀政策和红色高棉行为的回归。所有的与会者都知道，阮基石并不真正关注波尔布特的历史记录。（的确，阮基石曾经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私下对索拉兹议员承认：即便是越南官方的宣传，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人民。）但是，阮基石知道，作为巴黎会议参与方的红色高棉不会接受这样的提法。会议因此就会失败，这是越南需要的失败，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准备放弃对柬埔寨的占领。由于担心阮基石将向西方媒体泄露这些内容，因此西方官员不敢挑战阮基石。与此同时，虽然可能已经给柬埔寨带来和平的会议遭到了破坏，但是在西方媒体的眼里，阮基石似乎是一个好人，因为这个家伙对红色高棉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但实际上，在柬埔寨普通大众看来，西方反对红色高棉的强烈共识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伤害了柬埔寨人民。这是因为，这样就阻止了西方代表团揭露阮基石高调地破坏了和平会议的事实。从“善意”之中（西方媒体对波尔布特的谴责）迎来了“不幸”（和平会议的破坏）。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论文中所指出的：“作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善意仅仅得自善意，邪恶仅仅得自邪恶。这不真实，相反的结论通常是真实的。这么说的任何人在政治上的确幼稚。”
西方代表团在巴黎会议上所做的道义上勇敢的事情是，站在西方媒体面前解释如果需要结束柬埔寨人民苦难的和平协议，就有必要纳入红色高棉的理由。在反对红色高棉的情绪如此强烈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西方领导人梦想这样做。这对道德哲学家而言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矛盾，那就是，表面上的正确道德立场（比如，排除红色高棉）产生了一个不道德的结果：柬埔寨人民苦难的延续。
这决不是西方官方第一次面临的道德困境。马克斯·韦伯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伦理能够逃避事实，在大量的例证上，达到‘善意’目的取决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人们必须愿意为使用道德上含糊的手段或至少是危险的手段而付出代价……”遗憾的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政治正确性”的时代，现有的西方政治家都没有采取如此政策的勇气，这是因为西方媒体对这样的勇敢精神会大加抨击。道德至上之中已经诞生了道德懦夫。
“异说”之十：在许多社会之中，侵犯了一些人权的有缺点的政府要比无政府好得多。
自从冷战结束之后，至少有两个民族—国家支离破碎了，这就是南斯拉夫和索马里。两国都有在冷战时期被利用的共同特征。其政府的罪恶在当时都得到了宽恕。当这些独裁政权以不同的方式惨遭抛弃时，最终结果是人民不幸的加剧。功利主义的道德说教者轻而易举地认为，有缺点的政府过去的状况是一个更好的道德选择，因为它带来的不幸更少。
西方接受这个意向的无能将在其他国家导致同样的后果。以秘鲁为例。这个国家正在漂向骚乱和无政府状态。藤森总统实施了紧急状态以制止如此态势的恶化。他本应该得到称赞，因为他为防止无政府状态而勇敢地采取了决定性行动。但是，因为西方认为，他的行动方式、暂时放弃议会制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西方根本就没有理睬他的行动对秘鲁人民的有益影响。为了极力维护其意识形态纯洁的形式，西方准备牺牲秘鲁人民的利益。
如果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惩罚独裁政权的政策是有效的，那么中国台湾和韩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就在西方迫使其执政者由不那么独裁的政权取代的时候，即已中断了。但是，西方允许独裁政权充分地进行经济发展贯穿了这个时期，西方导致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这些变迁为中国台湾和韩国更开放、更具参与性的社会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东亚的教训十分明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对于一个发展中社会而言，在实现西方社会所享有的社会政治自由之前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在人权和新闻自由方面，亚洲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都是西方概念。亚洲人有责任对此做出回应。推测一下，肯定存在包括完全同意和完全拒绝这些概念的人的广泛反应。许多亚洲人感到至少有必要应酬一下西方价值观，这样的事实掩盖了对亚洲反应的理解。比如，虽然他们在以同样的语气讨论日本在二战中的罪恶时具有奇怪的无能，但是许多在明治维新时期还是孩子、坚信日本应该“脱亚入欧”的日本知识分子声称日本遵守西方的人权观。从新德里到马尼拉，仅仅列举了两个城市，就有许多强烈支持这些价值观的信徒。但是，大多数亚洲社会根本就不知道、更不用说理解这些概念。客观事实是面临更多紧迫挑战的亚洲大陆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论这些问题。
虽然我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亚洲人不会驳斥我的观点，并认为我的看法稀奇古怪，但是为了亚洲的利益，我应该没有伪装地发表我的看法。我现在的希望是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妥协方案，亚洲人和美国人能够作为持有同样正当观点的同辈进行对话。我将斗胆提出引导论证的五项原则。
第二部第8节 相互尊重
我要强调的第一个原则是：亚洲人和美国人在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所有讨论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我曾经访问过四家美国大报的办公室：《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月报》。在任何一家办公室，如果你斗胆在夜晚外出，并在几百码外迷路，你的生命就处在危险之中。但即便如此，没有编辑或记者支持减少惯犯的公民权利。他们认为，惯犯的危险是拒绝减少自由权利可以接受的代价。这是一种社会选择。
在新加坡，你可以在夜晚从《海峡时报》办公室出发四处游荡，你的生命不会有任何危险。原因之一是惯犯和吸毒者通常被长期羁押，直到他们改过自新为止。虽然安全部门努力确保清白之人不被羁押，但是大多数人拥有城市安全的利益还是被置于少数人正当权利之上。这是另外一种社会选择。我认为两个选择本质上都不高明。就让那些做出这些选择的人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吧。同样，如果西方人没有通常的嘲笑而接受了这个观点，我就要列举一个禁止出售口香糖的城市，该城市与允许在街道上狂嚼口香糖的城市一样具有同样的道德权利。我们要努力避免一个选择比另一个选择更有道德的自动而自鸣得意的反应。
在这个观点上我不想做冗长的分析，但是西方人接受不同的社会与政治选择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这样的主张，在心理上是困难的。西方已经以一个或另一个形式主导了世界五百年。二战之后，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大多数亚洲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但是，精神的解放过程对于部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一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可以解释在香港回归的五年之前，为什么彭定康提出了中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香港政治形式。如果一个中国总督到达北爱尔兰并指示其从英国解放出来，将会震撼英国人。但是，英国人并未看到其在香港的所作所为的荒谬之处。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英国人觉得有权利对亚洲指手画脚，颐指气使。
随着东亚越来越富裕，讨论最终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通过建立一个我们可以相互尊重、相互接触的讨论形式，像我们这样的论坛是能够提前实现这个目标的。
原则之二：经济发展。
西方人权鼓吹者的主要关切是铲除人权的粗暴践踏者，改善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我认为，虽然获得了一些像阿基诺革命或昂山素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象征性胜利，但是，现在西方发起的“战役”（即使严格执行也难以实现目的）不会对这43亿人民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只有一种动力有力量“解放”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可能是历史建构的最具颠覆性的力量。它动摇了旧有的社会制度，并为更大比例的人民参与社会与政治决策铺平了道路。如果克林顿政府要实现中国更尊重人权的目标，他就应该竭力加速而不是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遗憾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促进人权和民主不同）是困难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会付出直接和间接的重大代价。对第三世界有利的（促进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对西方社会而言是痛苦的。比如，欧盟、美国和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大规模的农业补贴政策。遗憾而矛盾的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性（存在于政治家关于牺牲的言论中）可能是包括亚洲在内的第三世界社会有效普及民主和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
原则之四：与现存政府合作。
西方人不要梦想推翻亚洲大多数现有政府。我出席过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处私刑问题的会议，主题是印尼政府的处私刑的行为。这个论坛在肯尼迪行政学院举行，讨论1991年11月发生于帝力（东帝汶首府，译者注）的不幸屠杀事件。在印尼政府的许多左派批评者的帮助下，两个死里逃生的美国记者做了形象直接的演讲，群情为之激愤。一个倒霉的国务院官员不得不解释美国应该继续与苏哈托合作的理由。如果与会者有废黜印尼政府的力量，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去做，而不会去考虑由此产生的可怕后果。这也是许多人权活动家的态度：驱除所知的问题政府，而不担心随之而来的后果。对于他们本身而言，这样的活动家可能不会带来麻烦。但是，当他们进入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位置时，导致真实损害的能力就会跳跃式地提升。
我呼吁美国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要有长远的视角。有些亚洲国家历史悠久，没有一千年，也有五百年。阿基诺总统的经历为那些相信首脑更迭就可以改革一切的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教训。
在发展的现实阶段，亚洲需要能够承诺快速发展经济的政府。幸运的是，亚洲具有许多不同的政治类型，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越南到军事主导社会的泰国和印尼以及民主社会的韩国、马来西亚等类型应有尽有。所有社会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这些社会应该得到赞许和鼓励（只要他们能够担当其他社会的发展典型）。虽然零星的政治压迫应该加以批评，但是只要其人民的生活正在得到改善，这些政府就不应遭到惩罚。只有像北朝鲜和缅甸这样让其人民痛苦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