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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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但凡美丽的萤火虫与螽斯们大约都在享受过短暂的欢娱、产过卵在这世界上留下过印迹后一批又一批地死去。这时唱主角的就成了蟋蟀。蟋蟀也有很多品种，鸣声中最好听的其实是油葫芦，好的油葫芦的个大，色泽如油，鸣声婉转，声颤而长，据说叫声拖得最长能至13次婉转，但我实在觉得那鸣声太过幽怨。与螽斯不一样，旷野草地中的蟋蟀是没有力量的，越钻在重石中的鸣声越为低沉与雄浑。童年中捉蟋蟀用的是竹筒，蟋蟀怕水，在石缝那一端滋一泡尿，这端就用竹筒候着。但能自觉跳出来的还是少数，那就几个人鼓足了劲也要将石板翻起来。抓住的蟋蟀作比较，真正能留下养到蟋蟀罐中的是少数。蟋蟀养在罐里，那罐事先须洇过水。蟋蟀草伸进去，它开牙，翅膀抖动起来就鸣叫，好蟋蟀的鸣应该有金属声。甲骨文的“夏”是蝉的象形，“秋”是蟋蟀的象形，《淮南子》里所谓“春女思，秋士悲”，“悲”是“物过盛而当杀”，所以蟋蟀之鸣其实更秋声。孟浩然诗“何以发秋兴，阴虫鸣夜阶”，孟郊诗“一床空月色，四壁秋蛩声”，只是我自己不喜欢那种清哀中的悲秋感觉罢了。蟋蟀之鸣在一般意义上总是低沉的对即将逝去的无奈，但在我感觉中，它们也有那样的激情夺人——白露前后，午夜时分，从家里的小木楼下到天井，那是一个清明月圆之夜，一天井厚厚的月光如同凝脂，粘得四处晶亮。那时满天井竟会是鸣声沸腾景象，实在也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之感。钻在各种缝隙中蟋蟀、油葫芦好像全都拼尽了力气在这月色中比鸣，这好像就是最后的悲促沸腾歌唱，那比拼着的鸣甚至都要达到快撕裂的感觉。那不是庄严，真正变成一种悲壮。那沸腾是在一个空间里放大了的那种旷野的感觉，月色凉阶的凄全部变成辉煌的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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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声夺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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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耀亮凝滞成一种秋的告别。白露之后，梧桐树叶飘零，月色变浅，蟋蟀的鸣声变成越来越痛苦疲惫的清虚悲咽应答，生物们有声有色的一年也就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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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唐鲁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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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鲁孙的书本来早就应该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也不知怎么三叉五差，拖至今日就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全套的11本。唐先生六十多岁开始在台北写他30年前在大陆的寻吃生涯，直到1985年77岁时去世，留下百十万文字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垂唾欲滴地“梦”吃。他在内地的逐步普及，我想应该感激沈昌文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记得《读书》还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办公，沈先生自己办公室里每天都飘着亲切的咖啡香味，还备有各等小吃。那时他就称他每天工作就是吃吃喝喝，到各胡同旮旯去找新开张的特色饭铺。沈先生对吃有许多趣味评论，比如我至今记忆深刻的是他说最代表男人的菜是蚝油牛肉，最代表女人的菜是麻婆豆腐。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知道唐鲁孙就因为他的推荐，他手里的几本唐鲁孙书当时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对象。大家读完只能感叹一番——唐鲁孙在那时实在对我们构成了味觉启蒙。
我至今忘不了初读到那种对吃兴致淋漓文字的兴奋。我还记得当初最吸引我的，一是所记扬州盐商为吃到春天最新鲜的竹笋炖小蹄膀，专门派人到黄山挖笋，然后以挑子，两头各置小炭炉，上放瓦钵，从黄山到扬州十里一站，从黄山上取笋入钵，调味，燃上炭基下山，到扬州立即上桌。二是所记最好吃的鹅掌与猪肉——鹅在铁笼中下置炭火，笼中放酱油，被炭火烤得团团转，边喝酱油边挣扎，最后死去，全身脂膏都集中到掌上，掌于是成为珍品。猪肉也是，用棍棒狠击背部，猪会将全身力集中于所击处，然后这一块肉就鲜嫩至极。三是记广州的“三蛇大会”，说三种毒蛇——过树榕、金甲带与饭匙头一定要加一条贯中蛇，才能将上中下三焦豁然贯通，所以吃完蛇宴要请洗澡，因为风湿都从汗水里给逼出来，腋下、腿弯都会有黄色汗渍。现在想想，也就是这种夸张吃的传奇才引人注目。我后来在徐珂编著《清稗类钞》豪侈类里读到，唐先生所记鹅掌、猪肉的吃法，其实是当时治河南督所为。这则笔记中记，治河南督一年经手的费用达“五六百万金”，“大小官吏常干没其十之九”，这些钱就用于“骄奢”。其中所记比唐先生所记更残酷：屠夫要边击猪背上一个部位边赶着它跑，直到它力竭而毙，从背上挖下一块肉，整猪弃之不用，“死五十余，始足供一席之用。”而那鹅在急剧运动中，掌“厚可数寸，而余肉悉不堪食矣”。这则笔记中还记有吃驼峰者，将壮健骆驼拴在柱子上，以滚烫的水浇在驼峰上，骆驼“立死，精华皆在一峰，一席所需恒三四驼”。还有记猴脑的吃法，均残酷至极。《清稗类钞》豪侈类还有记扬州盐商黄某每天早食燕窝、参汤加两个鸡蛋。一天看账本，见鸡蛋下记每个纹银一两，诧异：“蛋值即昂，未必如此之巨”，由此责怪厨子。厨子说，你每天所吃之蛋非市上所购者相比，所以每个一两一点不贵，你不信就换一个厨子试试。黄某换了厨子，果然鸡蛋的味道不对，不断换，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味道，只能再把那厨子找回来。第二天，味道果然回来，就问他：“汝果操何术而使味美若此？”厨子说，“小人家中畜母鸡百余头，所饲之食皆参术等物，研末掺入，其味乃若是之美。”
写好吃其实极不易。一则，没经过广泛吃，吃到一点就必大惊小怪，不可能真正“胸有城府”。要各等吃食都如过眼烟云，非有雄厚经济实力不可，雄厚到任怎么吃都可以不动声色。二则，即使吃遍天下也还要不厌其烦，因为再好的东西吃多必腻，腻了也就会毁掉味蕾。各等吃必须替换轮转，无论吃什么都香，才能保持天天食海流连还能欲望不止、不疲软。再则，即使有了吃遍天下条件加上胃口极好、欲望不倒，能将此吃与他吃味觉差别表达出来更加不易。试想表现味觉的词也就类似“入口鲜沁”、“膏腴无比”之类，这鲜美、膏腴到底是什么味觉？其实还是不清楚。这就只能靠氛围烘托，词用多了就会重复、单调。唐先生的资本是其曾作为八旗子弟的家底，逯耀东先生的序中提到他家以蛋炒饭与青椒炒牛肉丝试家厨。我读他自己所记，应该先是试煨鸡汤，这是文火功夫，火一大汤就浑——“腴而不爽”。青椒炒牛肉试武火——肉要嫩而入味青椒要脆而不生，火候不到不是肉老就是青椒老。然后蛋炒饭是唐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我记得他记扬州盐商黄某家里一盘蛋炒饭要化五十两银子，那米要一粒一粒都不粘在一起，还要一粒一粒都包裹上鸡蛋，外面金黄里面雪白。这样的饭配由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组成的“百鱼汤”。在这种排场描写上，其实处处都能感到夸张的作用——如果这些河鲜海鲜全集到一个汤中，这汤岂不又成了杂碎？所有东西堆砌在一起，味觉相克估计也不会真正好吃。唐先生提到他家在吃上的讲究，即使打卤面，也要卤不泻汤才算及格，也就是说，这卤要浓到与面在一起又不粘在面上，“腴润不濡”，“吃完碗里的油仍然凝而不泻”。
唐先生真正的身世可惜他自己的文章与别人文章都交代不清楚，知道他母亲是李鹤年之女，父亲呢？说他父亲过世早，他20岁就出外跑江湖，但其父究竟做什么并不清楚。他好像是中学毕业，学的是财税，毕业后因其家庭背景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中谋一个职，一年有不少薪水。民国时期，从他文章中看是各地“游宦”，好像还是财税官员。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他家里跟各等官员一直关系密切，这背景保证了他吃遍天下。走遍南北也有一个坏处，就是越吃口味越杂，越吃口味越重，这口味太重可能是唐先生惟一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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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唐鲁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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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唐先生迟到的原因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内地的吃真正天翻地覆。一方面是大家都开始有了可以到处吃的机会，每人的味觉需求都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吃成了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纽带，营造吃的手段越来越高，越来越丰富的各种各样吃都被挖掘出来，极端地膨胀，吃的台阶也就越提越高。这样的前提，大家都因更多的刺激调高了胃口，老字号里唐先生推崇的那些吃已经越来越觉得不能再吃，各种新字号更灿烂的吃已经纷纷替代了它们。味觉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大家普遍觉得这样的吃已经平常得不能再成为传奇时，唐先生津津乐道的过去就变成一种时过境迁多少有些腐朽的怀旧。尽管还有人能为这过去感动，但毕竟现在的吃从技术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吃所能提供的容量。
4月1日晚上8点多一点儿，我正在开车，《三联生活周刊》文化记者小于给我打电话。一个多小时前，张国荣刚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选择的结果。小于说，消息刚刚通过香港方面证实，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时天上下着雨，雨刷器单调地在前挡风玻璃上滑动。我告诉她，我正在开车，等车停下再给她打电话。我没有选择就近停车，在雨雾中远远近近闪烁的灯光显得那么迷离。一个生命说走就走了，在一个瞬间走得那么坚决，而留给这世界的也许就是那么渺小的一点自由落体对空气形成的振动。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又该作怎样的评说？我隐隐觉得，自己的心在这样的死与这样的生之前，多少显得有点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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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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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认识张国荣，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一个时间段里看到了电影《阿飞正传》与录像带《英雄本色》中的张国荣。相比《阿飞正传》，我更喜欢《英雄本色》。也许，《英雄本色》中的周润发太过潇洒，张国荣内在的那种魅力多少受到压抑。但我觉得他与狄龙、周润发恰恰构成了那样三种互为鲜明的男性气质。我个人甚至将这三角配合比为多明戈、帕瓦罗蒂与卡雷拉斯。在这三者中，我个人更喜欢卡雷拉斯。在周润发与狄龙所构成的性格魅力中，张国荣给我的印象是在两种极大反差中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一张过于精致的脸与在清澈中多少有点忧郁的眼神及他的冲动气质背后的刚烈。张国荣也许与卡雷拉斯一样构成了那样我更喜欢的音质——他的声音没有多明戈那样的明亮，没有帕瓦罗蒂那样的浑厚，但他那种美丽的音质有前两者都没有的那种内在之力。
在这之后，看到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可以说，没有张国荣，也就不会有陈凯歌的这项成就，而程蝶衣又使我看到了一个更深入的张国荣。那种对演戏与感情的执著，在一个看似孱弱的身段之下，是那样的一种任何人、任何力都无法折断的坚毅。随后又看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又是那样一种真正撕心裂肺的情感纠缠。在听说张国荣的情感生活后，我觉得他的戏都是他自己情感的追寻或者说印证。这个人有过于丰富的情感淤积，这些淤积的情感都成为他人生的重心，这些重心使他难以轻松地在这个世界中呼吸。
相比较而言，应该说我还是喜欢戴着摩托头盔那个摩托跑起来很飒的张国荣，他使我感觉到那种带着他的重心想飞离一切的潇洒而自信的力。我不喜欢导演有意表现他那种忧郁的眼神，在那里有太多对人生伤感的东西在荡漾。
我之所以对张国荣有那么一种崇敬，是因为他在一个世俗而又并不干净的社会里，能毫不隐讳自己各种各样的情感追求。一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且完全不顾忌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好像这个世界上，别人本身就都是看客；就好像他所塑造的程蝶衣，不管几十年世事如何冷暖，反正是保全了自己按自己想活着的样子在活着。
我对张国荣的崇敬还因为，他就是那么丰厚的一个情感容器。一个人要在这世上能保住那么多内心的情感是何其之难。
当然，一个凝滞了那么多情感的生命是何其危险，它使生命变成那等脆弱。现在有那么多人在猜测他的死因：情感痛苦、精神抑郁，这是最廉价的解释。我宁可相信，他的生命就像是蓝蓝而又明朗的天空下一个不断地往高空升的气球，气球里的情感过于凝重，早晚它都要炸的。
张国荣选择了那样一种死。他的死使我更留恋《英雄本色》里那个香港电影的时代，那时候我们感到的是那样一种对人生的自信与潇洒、幽默。现在，周润发已经显出了老态，吴宇森在技术魅力中再也无暇精神的高昂，王家卫也满足在自己的小情感里雕琢。张国荣也应该去了。
值得庆幸的是，张国荣死后，终于大家都看到了他的个性情感生活，认为那样一种复杂的生活也是有质量生活的一部分。大家在面对一个人过去时，都感受到了任何情感选择都是个人神圣的权利。从这一意义上，张国荣也可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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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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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是李陀的老哥们。1998年张新奇拉我帮助编《华夏记忆》，开始策划是在中山公园罗点点那时公司的院子里，李陀、汪晖、点点，我们坐在慵懒的春日阳光下，院内桃花开成艳艳的一片。当时大家都觉得个人记忆的倡导可能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在讨论作者的时候，李陀就提到了郭宝昌，说他有太精彩的关于同仁堂的记忆。按李陀的说法，郭宝昌是个能人，只是一生太坎坷，才能没能很好发挥。他拍的第一部电影《神女峰的故事》给我印象是一个神神叨叨的故事，李陀说他在田壮壮《蓝风筝》里还演过一个印象深刻的老干部角色。
但等李陀真正带我去找郭宝昌，已经是他去了一趟美国再回来的初冬。那时候郭宝昌家住在北京东直门外一个叫“十字坡”的一栋普通家属楼里，屋里拥挤，也暗，我们第一次在他家楼下一个小餐馆吃烤鸭。郭宝昌嗓门大、豪爽，够哥们。他说第五代导演们与他的感情完全因为他们都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小哥们，在他们最困难时候，《一个与八个》，他尽了最大的努力相助，他为人仗义，人缘好，所以他后来拍《大宅门》时候，这些小哥们都自愿跑来相助，他们都把他看成“郭爷”。
郭宝昌是个特别认真而且守信誉的人。他答应20天交稿，等我登门时，稿子清楚抄在北京电影厂的稿纸上，老照片都一一找出来配好。他给《华夏记忆》的第一篇稿子是记他大哥，他作为一个富豪子弟，大哥是他上世纪50年代中学同班同学，是个穷到一家七口只有四床被子、其父亲晚饭惟一的菜就是一头蒜的家庭。我总觉得这样的记忆多少有点夸张。两个阶级走不同道路，又构成共同的命运。郭宝昌记录下来的记忆是，他考进电影学院，大哥选择了政法学院，他说：“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掌权。”毕业后主动报名去新疆。随后郭宝昌在文艺整风中成为反革命被判刑，“文革”开始宣布为无期徒刑，又关了四年送到干校，干校解散后才获自由，然后大哥又在新疆作为“四人帮”爪牙被捕判刑。两人关系充满戏剧化，又好像构成了近30年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有意思的是这位革命高于一切的大哥在改革开放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先是帮人催讨债务，后来又坚信海外有一笔钱要回国，要寻找“银主”接钱，并以一种当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