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华罗庚-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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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触地说：“从中国的数学发展中来看，国人本是富于数学头脑的，别的方
面的天才也很多，可惜这些天赋很高的人，在家庭、学校、社会，起初不被
人认识，譬如松苗不被认为松苗，而认作蓬蒿一样；后来或因职业太苦而无
暇发展、或因生活太舒适而自甘堕落；也有因为贪多务得，而分散了心力的，
以致于使得天才消失尽了；唯有你——顽强地、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成为凤
毛麟角般的佼佼者！叫我怎能不逢人就夸奖你呢？”听到最后两句话，华罗
庚笑着摇摇头。
1952年4月，王维克因患直肠癌在金坛去世。华罗庚闻讯泪如雨下，他
立即写信向师母陈涉致哀，并拜托妻弟代表自己前往老师灵前吊唁。在此之
后，他还始终如一地照顾王维克的家属，他这种知恩必报的优秀品质，令人
钦敬不已。
对于另一位恩师熊庆来教授，华罗庚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熊庆来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在开会期间，
不幸因患脑溢血而半身瘫痪。后经过治疗基本恢复健康，但拖着病体，独自
客居巴黎，又要为生计而工作，那一种寂寞愁苦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从大
洋彼岸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熊庆来心中充满矛盾，身为一个饱尝了漂泊
海外辛酸的老科学家，他多么希望立即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增砖
添瓦，但从广播中得知共产党正在领导人民开展思想改造，对于像自己这样
一个与旧中国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不知共产党是何种态度，归国之后能
否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尽管接到华罗庚接二连三催促他尽快回国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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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仍然疑虑重重，迟迟未能动身。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忽然收到远在国
内的妻子的来信，告诉他华罗庚以数学研究所的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将他
的妻儿老小从昆明接到北京，这个消息使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教授热泪纵横，
所有顾虑烟消云散，他立即打点行装踏上归途。
1957年6月8日，熊庆来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
在北京西郊机场已等候多时。他们看到熊庆来走下飞机，立即迎上前去握手
寒喧，阔别多年的师生重新相聚。
熊庆来回国时，脑溢血后遗症尚未痊愈，华罗庚立即请来医生为他治疗。
尽管公务繁忙，但是每隔几天，华罗庚总要登门拜望老师，而且搀扶老师上
下楼梯，这种无微不致的照顾，深深感动着熊庆来及周围的人们。当熊庆来
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华罗庚立即邀请熊庆来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担任研究
员，对此，熊庆来感慨万端，他给海外的故交写信说：“我以残废之身在巴
黎过着清苦的生活，工作只是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无甚意义。……数
学研究所华罗庚所长与我相知深厚，知我有归意，即密切联系，恳切邀请我
参加所里的工作。数学所工作人员多为旧交，相见如故。昔日清华数学系学
生只有数十人，现在大不相同了。”
熊庆来在数学分析方面是中国的权威，他尤其擅长复变函数论。归国之
后，他不顾年老体弱，在搞研究之余，仍致力于教育，不知疲倦地为祖国培
养数学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北京组织了函数论讨论班。为了表彰他的功绩，
1962年9月4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熊庆来教
授七十寿辰，在这次大会上，华罗庚在讲话中说：“熊庆来教授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9年，正当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动乱骤起，风烛残年的熊庆来经不起
这场空前未有的动乱的冲击，高血压病日渐沉重，不久在北京溘然去世。华
罗庚从外地回京，闻此恶讯，顿时双泪横流，当他得知熊庆来的遗体已运往
八宝山公墓准备火化，立即不顾旁人的劝告和旅途劳累，乘车赶到八宝山，
拄着拐杖来到焚化间，怀着一腔悲痛，掀开一具具尸体的盖面布，终于见到
了熊庆来枯瘦的遗容，他对着恩师的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最后含悲离去。
为了纪念这次诀别，华罗庚还写了一首长诗《哭恩师》。
六、撒播科学的种子
那还是在 1947年前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的华罗庚与
冯·诺依曼、歌尔德斯坦等人交往甚密，当时冯·诺依曼正在设计世界上第
一台存储程序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他不仅让华罗庚参观了他的实验室，
而且经常与华罗庚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就是从这一刻起，华罗庚心里萌生
了回国后也要在中国开展电子计算机工作的念头。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电讯网络研究室被
撤销。原研究室主任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专家闵乃大教授，另外两名
成员一个是电机系毕业生王传英，一个是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的夏培肃。华罗庚便表示愿请这三个人到数学研究所搞电子计算机。三个人
经过慎重考虑，表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华罗庚将三人请到家中，兴致勃勃
地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正式
成立。1956年春，由毛泽东主席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国家制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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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则，把开创我国的计算机技术事业等项目，列入四大
紧急措施之一。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为了能使未来的规划博采
各国之长，制定规划之前，华罗庚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报告会。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陈建功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大家就中国计算机技术应该如何发展的
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华罗庚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当时的国情，
决定以“先集中，后分散”作为拟定新中国计算机技术发展规划的原则。经
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奋战，我国计算技术发展规划产生，此规划经中央批准后，
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与其他14名副
主任委员一起携手合作，着手创建中国计算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1956年6月14日，华罗庚同其他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来
到中南海，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毛泽东主席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此后，华罗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千方百计落实计算技术
规划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如今，我国计算机事业蓬勃发展，而华罗庚堪称
我国计算技术的第一奠基人。
1958年，华罗庚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为了使自
己的专长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华罗庚走出研究所和课堂，到生产实践中
去寻找课题。他访问了一些工厂和农村，发现这些地方的管理工作极其落后，
于是产生了把数学方法应用于生产管理的想法。他搜集并研读了大量国外有
关资料，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计算，最后决定把统筹学和优选学作为研究应用
数学的突破点。为了使理论更好与实践相结合，华罗庚不辞劳苦，几次来到
京郊农村，用优选法研究打麦场选在什么地方最合适，最有利于粮食的调度。
一天，当华罗庚给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讲课时，他满怀激情地说：“同学
们，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管理工作和工艺流程都有待改进，因此，我想
亲自到工厂里试试能不能用优选法和统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工作效率
的提高。具体地说，就是想借用毛主席统筹兼顾的思想，把统计和运筹、计
算机手段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搞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行
之有效的管理科学！”接着他又问大家：“你们当中，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吗？”他的话音刚落，学生们纷纷举手响应，有20多名学生连夜打报告表示
愿意跟随华罗庚到工厂里去学习和运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有两
个男生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就是陈德泉和计雷。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华罗庚带领年轻的大学生前往北京电子管厂，结果
遇到了他们事先未曾预料到的一系列复杂的生产技术问题。由于缺乏解决实
际问题的经验，所以收效甚微。个别人便幸灾乐祸地对学生们说：“华罗庚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不要跟他学！”华
罗庚听到种种议论，也感到有巨大压力，苦苦思索之后，他鼓足勇气给毛泽
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讲明在生产实际中推广应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的益处，并
表示自己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1964年3月18日，华罗庚出乎意
料地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他激动地拆开了信封，两行刚劲有力的大字映
入眼底：
华罗庚同志：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这封信，使华罗庚深受鼓舞，往日的愁闷一扫而光，他决心沿着理论联
系实际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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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华罗庚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邀请信，邀请他参
加成昆铁路建设。尽管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是华罗庚毅然离开了舒适、
繁华的城市，奔赴西南。
1964年秋，华罗庚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他先说明统筹法能否提高
生产效率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接着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解了统筹法
的有关知识，并耐心回答技术人员和工人提出的各种问题。讲完之后，大家
三五成群组成统筹施工战斗组和统筹运动战斗组，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为
了使大家更好地掌握具体方法，华罗庚将自己的学生和助手也分成运输统筹
战斗组和施工统筹战斗组，不顾生命危险和跋涉之苦，辗转在各个施工场地
和大家并肩劳动。华罗庚自己则拖着残腿，艰难地奔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人们看到如此著名的大数家不躲在城里安然享受，却跑到荒山野岭吃苦受
罪，都非常感动地称赞道：“这才是人民的数学家呀！”
华罗庚在大西南活动长达八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他乘坐的吉普车曾几
次在险峻的山路上演出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但华罗庚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
外。日后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颇有感触地说：“在实际工作中我亲眼看到错
误的数字可能导致阶级弟兄的伤亡，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往往一位阶级
兄弟、革命战士不惜牺牲性命以求的东西，就可能是我们计算时所忽略的小
数点后第二位。”“我的这些体会是在书斋里、教室里如何设想也设想不到
的东西，但在一滴水投进大海的时候，它就会发现要求变了，不再局限于如
何不使自己干涸的问题，而是服从沧海的要求了！”
回到北京后，华罗庚又给毛泽东主席写了第二封信，谈了自己在大西南
受到的教育，并且将自己编写的《统筹法平治》寄给毛主席。1965年7月21
日，毛泽东主席在回信中写道：“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十分欢迎。”华罗庚读了毛主席的回信，更加坚定了自己在应用数学方面独
辟蹊径的决心。他来到科技大学，向学生们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许多学
生当即表示愿意随华罗庚走出课堂。这可引起了反对派的不满，他们四处活
动，散布对华罗庚不利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将陈德泉
叫到办公室，详细了解了他跟随华罗庚学习的情况，随后召开全校教职员工
大会，宣读了毛主席给华罗庚的信。面对种种非难，华罗庚毫不动摇，他抄
录郑板桥诗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
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华罗庚立志到工农中去，从西南回京不久，他将与他志同道合的学生和
助手们组成小分队，五人一组，从北京出发，前往各地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
他们每到一处，先办训练班讲完课之后，便和当地群众一起做试验。听过他
们讲解“双法”的人们，因急于见到“双法”产生的效果，所以夜以继日地
进行试验。华罗庚和学生们巡回到各个现场亲自指挥。一期训练班办下来，
往往能产生几十项成果。这使华罗庚兴奋不已，他和学生们四处奔波，时而
出现在北京地铁的施工现场，时而出现在田间地头。当他们顶着酷暑来到江
南农村，发现这里窝工现象严重，农民们只有等队长下命令后才动手干活。
“能不能用统筹法把农活进行统一安排，让农民随时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呢？”带着这个想法，华罗庚把四季农活作了详细调查，然后用数学方法把
人力、物力进行计算，将一年农活排列出来，并计算出一亩地需要几个工，
尽量使农业生产管理科学化。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正在南方推广“双法”的华罗庚一行被加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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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召回北京，华罗庚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批判。不久，华罗
庚在科技大学的柜子被撬，凝聚了他大量心血的数学手稿被盗。周总理得知
后，批示要力求破案。与此同时，“四人帮”又扣压了他撰写的推广统筹法
的文章，并且禁止拍摄和放映有关的科教电影。后来由于周总理亲自出面干
预，这个阴谋才未能得逞。
1970年4月的一天，华罗庚高兴地告诉他的两个忠心耿耿的学生陈德泉
和计雷一个好消息：“国务院对我们的工作有了公正的评价，刚才通知我，
20号，也就是后天，叫我给国务院七个工业部的一把手作统筹报告！”陈德
泉和计雷听了也十分兴奋，他们立即着手将报告所需的资料和挂图准备好。
65岁的华罗庚终于走上讲台，报告了使用统筹法管理生产可以收到事半功倍
效果的情况。在座的部长们听后，纷纷邀请他到自己所在单位搞试点。在国
务院业务组一位负责人的要求下，华罗庚还讲了优选法的应用及效果。几天
以后，华罗庚收到复旦大学的邀请信，请他赴上海搞试点。华罗庚接到信后
忧喜参半：喜的是他的“双法”得到人们的认可，忧的是禁止他外出推广“双
法”的命令尚未取消。经过一番商量，华罗庚将这件事向科学院作了汇报，
不久。华罗庚得到允许他到上海搞试点的答复。后来他才知道是周总理亲自
批准，另外，周总理在《应给华罗庚以保护》的批示中，对保护华罗庚人身
安全及追回被盗手稿等问题都作具体批示。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使华罗庚感
到无比温暖。
1970年6月9日，华罗庚、陈德泉、计雷飞抵上海，“有关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