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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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不酷热，冬夏加春，为驰名中外的疗养、避暑和游览胜地。国内有“花园
城市”雅称，外国人则誉为“东方瑞士”。青岛是我国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
一，为世界各地游人向往的地方。青岛这个美丽的名字，它的名称是怎样来
的，至今学术界仍无一致的说法。
一种说法青岛是由海上一小岛“小青岛”而得名。小青岛位于青岛湾内，
与青岛市隔海相对。在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在小青岛上建立灯塔，于是便著
名起来，就用这个岛的名子来命名整个市区。而在这个岛的原名上加上一个
“小”字，称为小青岛。（倪锡英《青岛》，1936 年10 月，中华书局版）
另一种看法认为青岛是由青岛村发展而来的。青岛在清朝末年已经是一
个市镇的名称。1886 年（清光绪十二年）道员刘仓芬在《查勘胶州湾条陈》
中说：“。。胶州澳澳口东青岛，高四十七八丈，有市有关，地属即墨。”
文中所说“高四十七八丈”，实指青岛山，在陆上而不在岛中；“有市有关”，
更非在岛。所以清末青岛已是陆上一地区名，再后成为城市名。至于“青岛”
这个村庄名称是怎样来的，还需进一步志证。说“青岛”是由海上一小岛“小
青岛”而得名，这种说法是缺乏文字记载的。道光《胶州志》、同治《即墨
县志》均未明确两者的关系。从字义上说，凡带“岛”字的都是由岛命名也
不确切，如青岛附近的薛家岛、顾家岛等村，都是陆地，并非海岛，这就不
能说带“岛”的地名全为海岛。（鲁海《“青岛”名称由何来？》，载《地
名知识》，1980 年1 期）鲁海又引证了青岛原是一海口渔村名称，明万历年
间开航为海上贸易港口。清同治二年（1863 年）建立海关分关。光绪十七年
（1891 年）开始成为一个市镇，也称青岛口。1898 年至1929 年间整个地区
称“胶澳”，青岛是“胶澳”的一个市区名称。1929 年后，青岛是指整个地
区的名称。因此，青岛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含义。关于青岛以何为名时
说：自古以来南北航线有深水航线与沿岸线，沿岸航线中胶州湾为必经之途。
这里阴岛及麦岛以岩褐色深为著，黄岛以岭赭土黄为标志，而青岛树木葱郁，
郁郁青青，可能由此而得名（《青岛考源》，载《齐鲁学刊》，1980 年第6
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 年第4 期）。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青岛是来源于前海的一个小岛名，即胶州湾入海口北
面的青岛。清同治《即墨县志》：“青岛，县西南百里”，在“山川脉络图”
中标有这个岛屿，《海程》一卷中说：“青岛西圈，可容船十余只。”道光
《胶州志》“广轮分率开方总图”中也画有青岛。乾隆十六年手抄本《灵山
卫志》：“小青岛在淮子口（胶州湾海口名）对岸，入海者必由此道。”《莱
州府志》有万历间叫“青岛海口”的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 年）任即墨知
县的许铤在《地方事宜议·海防》一文中记有“青岛”，这是有关青岛的最
早记载。现青岛市区历来属即墨所辖，清末属仁化乡范围，原有十个村庄，
即青岛村、顾家村等，青岛村就位于青岛的对岸。按我国地名命名的特点，
应该说青岛村以青岛得名。青岛村东部的小山，又命名为青岛山。据《胶澳
志》：“青岛电报局始设于光绪十九年（1893 年），初为报房。”又说：“我
国于千八百九十年春设邮局于青岛，兼辖青莱沂胶境内二十二分局。”青岛
应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较大市镇。据日文《胶州湾》所载：1899 年10 月12 日，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名“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为青岛”，这是青岛作为城市
最早出现的名称。他认为一些书（按指上述《青岛》一书等）中说，青岛建
为城市后，为了区分海中的青岛和青岛市的名称，便把海中青岛叫小青岛了，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青岛，又称小青岛，清乾隆年间就已有此称法。小青岛
是青岛的一个别名。总之，青岛市名称的来源是从海中的青岛逐渐发展而来
的，至于追溯“青岛”之名的含义，据《胶澳志》：“青岛，在青岛湾内不
足一海里”以“山岩耸秀，林木蓊伞保拭嗟骸＃ㄊ惫鹕健肚嗟好瓶肌罚�
载《地名知识》1981 年第4、5 期合刊）张天怀所编《中国港口》一书中，
在谈到青岛名称的由来时说：“由于岛上山岩萃秀，草木长青，故得名青岛”。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天良）
广州“十三行”从何得名？
广州是我国著名的外贸城市，早在唐宋，对外贸易就十分兴旺，至清代
就更加繁荣了。现在，在广州文化公园后面，有一条名叫“十三行”的街道。
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条极为平常的街道，普通的商店，普通的住宅，与
别的街道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你可曾知道，从清代初期到鸦片战争的100 多
年时间里，清代著名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商就设立在这里，使之成为
当时广州最为热闹的地方。
十三行商（也称洋行），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举足轻重。行商由政
府指定，属半官半商性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外商的代理人，同时还负有
约束和监视外商的责任，有时也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有关官方的文件和政
策。十三行商是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介人，既带有封
建性，又带有买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商可算是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前
身。
由于十三行在清代对外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以后很多经济史，地
方志史等方面专家学者的兴趣，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据文章。关于具有外贸
机构意义的十三行，人们一般认为它诞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但也
有说建立于1686 年的。十三行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除了清代洋行这个意义
外，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对此，人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十三行的得名，是因为行商成立时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三家，
故名十三行，日本学者根岸佶就持这样的观点；有人认为十三行这个名称在
明代已有，清代是“沿明之习”而已；我国学者彭泽益等人则认为不是“沿
明之习”，其命名含义也无另有所指，而是随着洋货行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
因循习俗特有的名称，用以区别其他行口，同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的行帮统
称而已。换一句话说，十三行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有人认为上述三种说法都依据不足。以根岸佶论点为例，十三行商在全
盛时期实不止13 家。雍正时有四五十家，乾隆时亦多至26 家。后来也有少
至13 家以下的，最少时只有4 家。只有嘉庆十八年、道光十七年，洋行数才
恰好为13 家。因此，认为十三行的得名与洋行数有关的论点不能成立。至于
“沿明之习”的说法，依据也不充分，因为明代经营商业的行商只有“三十
六行”，并无“十三行”之名。著名学者吴晗在《广东十三行考书评》中认
为“广东洋货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称之为十三
行”，这一论点被许多学者认为可作十三行得名的参考。
1984 年6 月3 日，《广州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十三行得名新考》的短
文（以下简称《新考》），对十三行的得名和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研究
十三行的人，无不熟知清代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洋船
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一作洋钱）堆满十
三行。”十三行之名，最早见于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
是描写洋行十三行的繁华景色，但《新考》却认为这是误解。《新考》认为，
屈大均写这首诗时，粤海关尚未设立，广州也未有洋行。屈诗中的“十三行”，
并不是清代外贸机构意义上的“十三行”。据史籍记载：粤海关设立于康熙
廿四年，此后才陆续设有洋行。而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虽没有写作年代，
但里面的第一首曾描绘了当年广州降雪的情况。据考证，广州降雪非常罕见，
百年不一遇。在屈大均一生中，只有甲子年（公元1684 年）广州降过雪。据
此，《广州竹枝词》当写于1684 年，比粤海关的设立早一二年，那时广州还
未有洋行，因此，屈诗中的“十三行”，当然也就不是几年后才出现的洋行。
那末，屈诗中的“十三行”，指的是什么？十三行的真正得名源于何处？
这可在《广东新语》中找到端倪。《广东新语》十五“黩货”条说：“东粤
之货，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明代广
东共十府（郡），九郡指除琼州以外各郡。琼州府共领十三个州县，各州县
均设推销琼货的行栈于此。所以琼货亦称十三行货，此地也就被称为十三行。
根据上述考证，十三行的得名，是来源于琼州府的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
十三个琼货栈，它的原始意义也在于此。事实上，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所
描述的是“官商”们用洋船装载广东特产“五丝八丝广缎”驶向外洋出口，
而不是洋行进口洋货的情况。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屈诗中的“十三行”
不是作为清代外贸机构的十三行。
后来由于粤海关设立，准许洋商进口洋货，由于十三行濒临江边，便于
卸货，清政府也就在这里设立洋行，这样，十三行也就变成了清代洋行的名
称，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开埠，洋行又陆续迁到香港。此地为钱银业取
代、在解放前，十三行又成了银钱业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新考》认为十三行得名于明代琼州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
的十三个琼货栈。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洋行，开展对外贸易，使
十三行成了洋行的名称。在十三行存在的几百年间，洋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短短的时期。
围绕十三行的由来，上述几家各抒已见，并能自圆其说，目前尚很难说
谁家之言更接近事实。谁能最终解开十三行何以得名这个谜呢？
（林华轩）
上海在什么时候设镇？
上海镇设于何时，历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而也就成为人们所关心
的话题。由于史籍记载不同，诸多学者对史料理解各异，以致目前仍然有较
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1）宋时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主此说。该书卷二四上海县：“宋时，舶辐辏，乃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物，
为上海镇”，（2）宋末说。明《嘉靖上海县志》主此说。谓“上海为松江县
属。。迨宋末。。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乾隆续修
上海县志》等同此说。（3）熙宁七年说。褚华《沪城备考》主此说。谓“宋
神宗熙宁七年立镇”。清《嘉庆上海县志》、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
《光绪青浦县志》等均持此说。（匈）绍兴中说。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主
此说。谓“宋绍兴中于此地置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5）南宋
末期说，武堉干《唐宋时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认为上海设
镇于南宋末期或咸淳年间。以上诸说以熙宁、绍兴和宋末咸淳三说为主要争
论焦点。
黄苇据《弘治上海县志》卷四《庙貌》：“文昌庙，宋咸淳中邑士唐时
措立。”元人屠性《文昌祠记略》：“上海始为镇时，东有文昌庙。”等依
据，认为上海设镇在宋咸淳年间或咸淳以后，决不会在咸淳间以前。从而得
出上限不会越过咸淳元年（1265 年），下限不能越出咸淳三年（1267 年），
可能在元年或二年的结论（《上海得名、设镇、建县年代辨异》，《文汇报》
1962 年2 月18 日）。
洪铭声主同熙宁七年建镇说，认为此说比较可靠，而屠性的话是否真的
可靠，很可能是出于一种传闻而作出的推测，而《嘉庆上海县志》年代明确
（《关于上海建县年代问题熙宁七年建镇比较可靠》，《文汇报》1962 年5
月8 日）。此外，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说法，认为上海在宋代并未正式建镇，
因为历来学者从未否定上海宋代建镇，问题是宋一代三百多年何时建镇，可
以说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新的说法。其理由是唐承隋制，设置镇将，宋收镇
将之权归于县，旧镇多所废罢，以不建镇为原则。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处于
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状态之中，更不可能违背祖宗的前规，忽而把上海设立
为镇（《宋时上海并未正式建镇》载《文汇报》1962 年5 月8 日）。
谭其骧在《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载《文汇报》1962 年6 月21
日，见《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一文中，认为熙宁、绍兴二说尽管确指
年号甚或某年，却不可信，其证据①成书于熙宁之后元丰间的《元丰九域志》，
县下例载属镇，而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确未设镇。②
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志》，卷上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只有青
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仍未设镇。洪铭声主熙宁七年说的有力论据是《宋会
要辑稿·酒曲杂录》中一条记载。但这条记载只提到熙宁十年以前秀州十七
酒务中有上海一务而已，并没有说其时上海已经建镇。宋制凡设有监当官掌
茶盐酒税的所在称所或务，凡人烟繁盛设有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的称
镇，设酒务跟建镇是两回事。至于《嘉庆上海县志》明确而肯定地说熙宁七
年建镇，虽不会无中生有，但误以上海设酒务与上海建镇混为一谈，倒是可
能的。文章指出《嘉庆上海县志》的不少谬误，绝不可轻而信之。
谭文又对丘祖铭上海宋代并未正式建镇说予以否定，认为与史实不符。
宋代的镇虽渊源于唐与五代，但性质迥不相同。唐与五代的镇长官是武职人
员的镇将、镇副，其任务是镇捍防守；宋代的镇长官是文职人员的监管，其
任务是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或兼征税榷酤。宋初为了把旧时代军政性质的
镇改变成为民政、财政性质的镇，因而采取收镇将之权归于县、诸镇多所罢
废的措施，这怎么能说宋以不建镇为原则、为祖规呢？事实上有宋一代随着
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处增置的镇很多，单是见于《宋会要辑稿》的《方域》、
《市镇》篇中不完全的记载，即数以百计。
谭文认为宋末说虽嫌笼统，倒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弘治上海县志》卷
五《儒学》下，提到咸淳中已有“监镇”董楷，已称作“诸生肄习所”的古
修堂为“镇学”，卷七《惠政》下称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镇”，可见宋
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己建镇。黄苇的咸淳说近是，但认为黄说上海设镇于成淳
元年或二年的结论，是误解了《文昌祠记略》的文义。《纪略》的原义是说
上海在从前作为镇时，镇署的东面有个文昌祠，待镇既升县，就把文昌祠改
为县的学宫，并没有明确交代先建镇还是先有文昌祠，就不能以推断建镇不
可能在咸淳之前。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
上限是《云间志》书成之年即绍熙四年（1193 年），下限是董楷任监镇之年
即咸淳三年（1267 年）。
上述诸说中，熙宁七年说年代较确切，但力据不足。宋末说虽理据充足，
年代不明确，过于笼统，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