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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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咸淳三年（1267 年）。
上述诸说中，熙宁七年说年代较确切，但力据不足。宋末说虽理据充足，
年代不明确，过于笼统，上下限达74 年，与当时建镇精确时间相距甚远，亦
非真正谜底。可是近几年来，有些出版物索性把上海的正式建镇定于咸淳三
年（见《上海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全书》，学林出版社），但
不具论据，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王天良）
古地今寻篇
黄帝的葬地桥山在哪里？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究竟在什么地方？
陕西省黄陵县城北一华里的桥山之颠有黄帝陵墓。1961 年国务院公布的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陵为古墓葬第一号。但是根据《魏土记》
的记载：“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字
被于浦上。”与此相同的还有《水经注》的记载：灅水（今桑干河）经过下
洛城（今涿鹿）南之后，“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涿鹿桥山
在今河北省涿鹿城东南四十里的温泉屯乡温泉屯村南，小矾山乡好地洼和赵
庄村北，它以山顶上天然形成的一座拱形石桥而得名，海拔九百一十八米。
晴天时，从桥孔望过去，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在桥山附近的一道山梁上，还
有一个巨大的四方石桌，传说是祭祀黄帝时在此摆设祭品的。石桌右侧有一
峭壁，壁面平整，像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布满与象形文字一样的图案，传
说这是古人刻石记事而留下的遗迹。历史上，不仅桥山上建黄帝庙，桥山下
的温泉上建有华丽的祭堂，在今温泉屯村西建有一座宜乡城，（《水绎注》
卷三《水篇》）城中筑有“温泉行宫”，专供历代帝王到桥山祭祀黄帝庙
时居住。我国古代有许多帝王到桥山举行祭祀活动：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三年（公元400 年）五月，“幸涿鹿，遣使者
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魏书》卷二、《北史》卷一）同一年，远在
建康（今南京）的东晋皇帝司马德宗，也为此而到涿鹿。神瑞二年（公元415
年）六月，拓跋嗣“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
（《魏书》卷三）同一年，同一月司马德宗又一次幸涿鹿登桥山。拓跋嗣又
于泰常七年（公元422 年）九月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同
上）拓跋嗣死后，其长子拓跋焘即位，于神鹿元年（公元428 年）八月，又
到涿鹿登桥山祭祀黄帝庙。（《魏书》卷四）至于后来的北魏文成帝拓跋珪
到涿鹿登桥山的次数就更多了。
涿鹿与桥山有什么联系？现今的涿鹿是否史书所称的涿鹿？据《史记·五
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西汉贾谊《新书·制不定》载：
“黄帝行道，神农不德，故战于涿鹿之野”；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水
经注· 水篇》载“ 水又东过涿鹿县北”，“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
泉”，“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泉水东
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有的史书把“涿鹿”写成“浊鹿”。如南宋罗泌《路
史·蚩尤传》载：“蚩尤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浊鹿。”此处将“涿”写
作“浊”，并非一时笔误，而是涿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先秦典籍《逸
周书》及后人对此书的批注中，就有“浊鹿”二字多次出现。如“蚩尤徒居
于浊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清直隶宣化府保安州知州杨桂森在《矾山
考记》中指出：“浊鹿即涿鹿。”当代研究古代神话的著名学者袁珂也肯定
地指出：“浊鹿即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特别是陈稚常编写、顾颉刚校
订的《中国上古史演义》对此也作了有力的回答，该书第二回“千古文明开
涿鹿”一篇中记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把蚩尤追杀在阪泉（在今涿
鹿县城东）”之后，黄帝“又召集各国，大会于釜山（今涿鹿县城西南）”。
1983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侯仁之教授为组长的一行十名学者赴涿鹿考
查，确认涿鹿县的矾山镇一带正是司马迁、郦道元等人记载的“黄帝与蚩尤
战于涿鹿之野”的所在地。1984 年六月黄陵县考古学者高坤安等同志从河
南、山东考查以后又专程到涿鹿县，证实史书上说的“涿鹿之野”就是此地。
综上所述，涿鹿是约定俗成的专用地名，正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
野”的涿鹿。史书所称的“邑于涿鹿之阿”就是今涿鹿县矾山镇西侧古城又
名黄帝城，此城遗址尚存。传说是轩辕黄帝所都，正是《山海经》记载的轩
辕之丘。由此可见埋葬轩辕黄帝的陵墓，应是今河北省涿鹿县的桥山，而不
是在陕西黄陵县城北。因为黄帝战斗在涿鹿，居住在涿鹿，死后，完全没有
理由要将尸体运往千里之外的陕西安葬。至于陕西黄陵到底缘何而得名，它
是黄帝的衣冠陵，还是其他形式的陵墓，这就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了。
（李怀全）
姜太公故里今何在？
西周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姜尚，《竹书纪年·帝系名号归一图》又称
他：师尚父、太公望、齐太公、吕尚、臧丈人、吕牙、吕望、吕消、子牙。
他协助武王伐纣，出色地指挥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牧野大战，毛泽东同
志肯定这场战争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见《别了，司徒雷登》）。他
的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连孙武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孙子兵法·用
间》说：“昔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意思是说周的兴盛强大，正是吕牙辅
佐的结果。
关于姜尚的身世、遭遇、武功，先秦的许多古籍记载很多，但多是扑朔
迷离，使人难辨是非。屈原在《天问》里就提出“师望在肆昌何识”的疑问。
比如，他究竟是哪里人呢？《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他是“东海上人”；《吕
氏春秋》说他是“东夷之士”；《战国策》说他是“齐之逐夫”，真是越说
越糊涂。1983 年9 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同志陪同日本东京一个杂志社的
外宾，专程到河南汲县访问太公的故里。因为己故日本作家幸田露伴写了一
本书，说“汲县是太公的故乡”。
关于姜太公是“汲县人”的说法，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会稽太守杜宣和
河内郡汲县令崔瑗。《水经注》载：“汲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
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其次，《汲
冢书》载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说。战国时，汲县属魏国汲邑。根据《晋
书·束晰传》记载，西晋太康二年（或言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读音否
彪）在城西南15 里汲城村盗发魏襄王墓（或言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
皆漆书蝌蚪字。所记始黄帝终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 年）史事，是襄王
未卒之时，魏国史臣纂录古志及其国书，以供襄王检阅而传世的，故而称为
魏国的《史记》。这些竹简书，世传为《汲冢书》。司马迁写《史记》在公
元前104 年，《汲冢书》出土在公元281 年。已经埋藏了五六百年的《汲冢
书》载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说，当较司马迁之“东海上人”之说早近
二百年。因此，《汲冢书》出土的第九年，即太康十年（公元289 年），汲
令卢无忌立碑铭录了“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一说。详细情况见《金石
萃编》卷二十五《齐太公吕望表》。此碑原置于汲县太公庙内，现碑刻已毁，
仅存拓片可以佐证。
到了宋代，著名学者罗泌在所著《路史·发挥》中说：“太公望河内汲
人也。”（当时汲县属河内郡）清代经学大师武亿在《金石三跋》中，对太
公的桑梓故里也断言：“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耳。”《卫辉府志》卷
二十七云：“周太公望吕尚汲人。”其他，《汲县志》和《汲县今志》均有
相似的记述。
历史上，可能一些人混淆了太公的故里和游寓，才造成了误差。《战国
策·秦策五》里的姚贾说太公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棘津之雠（售）
不庸”。意思是说，太公事文王之前，曾经是被商朝战败的一个部落的首领，
是朝歌（今河南淇县）无用的屠夫，棘津人，得不到任用。“棘津”，《读
史方舆纪要》载：“在汲县南七里。”太公不被殷商所用，他只好宰牛，给
人家当伙计。当他听到西伯的政德以后，便高兴地“辞棘津，西入渭，其亦
知文王之所以兴矣”。（《路史·太公舟人说》）太公离开自己的故乡，西
至陕西渭水渔钓。在渭水边，与西伯文王一见如故，后为文王所用。《考订
竹书纪年·殷商纪》说：“（文王）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有鉴于此，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齐太公世家》时，以历史的科学态
度，不囿于自己的一说，而是博采众闻，指出了几种可能性，在文内特别加
了两段“或曰”的话：“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或曰：太公博闻，
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这些话，与《孟
子·离娄》、《尚书·大传》二书中所云：太公是为了避纣而“迁居”东海
的说法颇为一致。所谓太公是“东海上人”，显然，那是流寓到东海上了，
很可能汲县才是他的真正故乡。汲县至今尚有太公庙、太公祠、太公阁和太
公故里吕村。另有东汉崔瑗《太公庙碑》、西晋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碑、
北魏武定年间穆子容《重修太公庙碑》等文物，这些碑刻均有“太公汲邑人”
的记述。
可是，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并不苟同此说，元好问的弟子、元朝著名的
政治家、文学家王恽（号秋涧），在《秋涧先生大全集》中说，太公为汲县
之冠冕，“不免流于附会而已”。显然，不同意汲县是太公的故里。清朝著
名考据家阎若璩在所著《四书释地续》中也称：“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
而《博物志·注》与阎氏之说吻合：“海曲县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
也。”吕，即莒，今为山东沂州之地。《太平寰宇记》二十三卷《沂州》说：
“领临沂、沂水、费县、承县、新泰，东西三百里，南北三百七十五里。”
所涉史志，均无太公的记述。
然而，王恽和阎若璩的论据从目前国内的有关文献还查不到丝毫的线
索。因此，“海曲”之说（即“东吕乡”之说）遭到了清朝著名学者武亿的
批驳。武亿在《金石三跋》金石一跋、卷之第三《晋卢无忌建大公表》中进
一步阐述：“考之《四书释地》，以后汉琅玡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云，
太公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则当日太公避纣居东海
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余谓不然。
《水经注》言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于汲，旧居犹存。
杜宣所征去古未远，当得其实，而太公既居是土，追近朝歌之墟，不堪其困，
然后避居于东，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耳。碑溯其始，而阎氏所著《四
书释地续》辄诋为误，不亦甚钦！”所以，《孟子·尽心》说：“伯夷避纣
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说明东海之地是太公避纣的“游
寓”。汲县究竟是不是太公的故乡？有待进一步考证。
（耿玉儒）
春秋时的“朱方”今为何地？
朱方是春秋后期江淮流域的重要城邑。公元前545 年，齐国的庆封在政
治斗争中失败而奔吴，吴王“予之朱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把
朱方这块地方作为庆封的采邑。过了7 年，到公元前538 年，楚率诸侯联军
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左传·昭公四年》）。可见
那里又是楚吴相争的重要战场，一度为楚所攻克而占领。朱方还是吴国较早
推行县制的地区。《史记·吴世家》云庆封奔吴后，“吴予庆封朱方之县，
以为奉邑”。显然，在庆封奔吴以前，吴国早就在那里设县。朱方这样一个
吴国的县城、齐庆封奔吴后所得的采邑和吴楚激烈争战的场所，其地望究竟
在何处呢？
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由于不明该地之所在，仅注曰：“朱
方，吴邑。”至南朝刘宋裴骃作《史记·吴世家·集解》时，始引《吴地记》
曰：“朱方，秦改曰丹徒。”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丹
徒”又曰：
“即《春秋》云‘朱方’也。”此后，直到清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
沈钦韩的《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历来沿用其说。即认为朱方就是秦汉以
后的丹徒，其地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然而，只要稍加辨别就会发现，
此说是悖于常理的。
首先，春秋时期各国对于别国来奔的亡臣，一般都安置在边境地区，以
作为抵御邻国的屏障。如楚申公巫臣奔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左传·成
公二年》）。“邢”即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为晋国南部边境。又如吴二
公子掩余、烛庸奔楚后，楚人“使居养”（今安徽省界首县附近），在楚东
北边境，其目的“将以害吴也”（《左传·昭公三十年》）。而丹徒附近是
吴国的心腹之地，这里曾出土过许多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吴国青铜器。考古发
掘证明，吴国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就在这一带。春秋后期吴都虽然向东南迁
至今苏州市，但这里仍是吴国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近年发现吴王余眜（夷
末）之墓葬于此地，就证明了这一点。吴国怎么会把这样一座故都和重要城
邑，封给一个在齐国失败逃奔而来的“亡臣”呢？
其次，据《左传·昭公四年》载，楚国这次军事行动的顺序是，先“合
诸侯于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再率诸侯联军“围朱方”，克朱方后“遂
以诸侯灭赖”（今湖北随县东北）。按照这条军事路线，朱方离申和赖的距
离当不会很远，且道路便捷。若朱方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则楚率诸侯
联军需东西往返数千里，且要渡江作战，未免过于劳累，楚人怎么会如此蛮
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已察觉到此行军路线不合情理，乃曲为之说：“克
朱方与灭赖盖以两支军同时进行。”但这样的解释，只会使人更加疑惑：众
多的诸侯联军如何把它们分为“两支”？且《左传》明记，克朱方和灭赖两
役，楚灵王都在现场指挥，哪里有分为“两支”之事？显然，这次征伐路线
之所以会周折过大，令人难以置信，其原因只有一个：朱方的地望有误。
再次，楚率诸侯联军“伐吴”，从“秋七月”开始“围朱方”，到“八
月甲申克之”，在这期间吴军竟没有抗击的行动。如果朱方在江南丹徒，是
吴国的故都和重镇，离吴都已经甚近，吴国岂能安之若素！只是在过了3 个
月之后，吴国才作出反应。《左传》此年又记曰：“冬，吴伐楚，入棘、栎、
麻，以报朱方之役。”棘、栎、麻，都在今淮河以北，河南与安徽的交界处。
十分明显，此时吴楚交战大致在今安徽省的淮河流域进行拉锯，楚军“围朱
方”并没有到达吴国的心脏地区。
由上述3 条分析来看，历来注家把春秋时的朱方释为即秦汉以后的丹
徒，疑点很多，难于成立。
关于朱方的地望，还有另一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