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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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有别的原则，结婚年龄也分为早晚两种，贵者十二三岁以后就可婚娶，贱
者则必须捱到二三十岁方可嫁娶。《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国王十五而
生子。”对此，《淮南子·汜论训》注曰：“国君十二岁而冠，冠而娶，十
五生子。”唐朝的杜佑持这一观点。他在《通典·男女婚嫁年纪议》中说：
“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万民之判，即众庶之礼也。放下云，
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服经，为夫姐之长殇，士大夫之礼也。《左传》，十
五而生子，国君之礼也。且官有贵贱之异，而婚得无尊卑之殊乎。则卿士大
夫之子，十五六之后，皆可嫁娶矣。”清人孙诒让也赞同这一观点，并对此
作了解释，他认为国君之所以早娶，是因为重继嗣。而庶人相比之下就没这
样重要，所以一定要等到20、30 后才能嫁娶。“《春秋》左氏说，国君十五
而生子，礼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礼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有婚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继嗣也。”（孙诒
让《周礼·正义·媒氏疏》）
除了以上4 种观点外，汉代的王充还有一说，他认为“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礼乐之制，存
见于今，今人之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举，以今之人民，知
古之人民也”。（《论衡·齐世篇》）即说30、20 嫁娶之法，周代虽有之，
但未必实行过。
那么，以上几种观点中，哪一种最为正确呢？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材料，
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因此，关于周代男女的婚龄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
历史之“谜”。
（朱立东）
古时婚礼为何“不举乐”？
婚礼是人生之大礼，向来为中国人所重视。《礼记·昏义》说：“昏礼
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故君子重之。”为此，古人
创设了一整套繁冗复杂的婚姻礼仪。照理说，象男婚女嫁这样的大喜事，婚
礼应进行得热闹喜庆，但是，与新婚之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国古代礼
制及历朝婚姻的礼仪中，都有婚礼不举乐（即禁止婚礼中鸣锣奏乐）的奇特
规定。《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
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受礼制“婚礼不举乐”的影响，历
朝婚礼中也均无举乐之文，并且还制令引为明禁。如北魏禁止婚娶用乐。据
《北史·高允传》记载，高允针对当时婚娶丧葬不依古式的现象，谏曰：“前
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虽条旨久颁，而不变革，将
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
嬉戏，而独禁细人不得作乐，此一异也。”北周亦禁婚礼作乐。《后周书·崔
猷传》：“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猷又请禁断，事亦施行。”
唐朝也尊古制，唐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请禁士庶亲迎广奏音乐，制从之（《新
唐书·舆服志》）。又《唐会要》卷八十三记载：“会昌元年十一月敕，婚
娶家音乐，并公私局会花蜡，并宜禁断。”
那么，在古代礼制及婚俗中为何会有“婚礼不举乐”的规定呢？对此，
古今人士众说纷纭，有许多种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婚礼不用乐是出于儒家的阴阳观考虑，因为在儒家看来，
婚为阴礼，属阴，“乐由阳来，声为阳气”，乐属阳。而“古之制礼者，不
以吉礼干凶礼，不以阳事干阴事”。即说阴阳不相干，阴礼是不能用属阳的
“乐”来与之相配的，故作了“婚礼不举乐”的规定。这就是《礼记·郊特
牲》在解释婚礼不举乐时所说的：“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
第二种观点认为，婚礼不举乐是在于表示“重传世”及对父母的思念。
在古人看来，婚姻乃承“万世之嗣”，因此，婚娶之时，当思嗣亲，而“思
嗣亲，则不无感伤，故不举乐”。《白虎通·嫁娶》说：“嫁女之家，不绝
火三日，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感亲年衰老，代至
也”。吕思勉先生也持这一观点，他在《中国制度史》中说：嫁女之家，三
夜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都是“重传世之证”。
第三种观点则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婚礼不举乐是迷信习俗在婚姻
礼仪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目的在于蒙骗邪魔。远古初民，由于受当时的科
学知识及认识水平的限制，对风电雷雨等自然现象不了解，以为有一种神秘
的超人力量在冥冥中支配着整个宇宙及人类的生活。人们对此心存恐惧，但
又克服不了，所以在生活上迷信鬼神。而恐惧鬼神，又逐渐产生了以迷信思
想为基础的各种奇风异俗。婚礼不举乐，实际上就是这种习俗在婚姻礼仪中
的一种表现形式。台湾的马之骕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的婚俗》一书中谈到
了这一观点，他说：结婚乃大喜之事，尝因此而招鬼神的忌妒，魔鬼必来侵
害新娘。为了确保新娘的安全，所以故意作出相反的行为，不但不动乐，而
且还要大举哀，借以蒙骗魔鬼，使邪魔怪祟望而生畏。
第四种观点认为，婚礼不举乐是原始社会掠夺婚的一种遗俗。掠夺婚是
男子以强行掠夺的方式掠取女子为妻妾的一种婚姻形式，主要出现于原始社
会末期。从《易经》等典籍中可以看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
不仅存在过掠夺婚，恐怕还是个普遍的现象。如对《易经》中屡次记载的“匪
寇婚媾”，梁启超解释说：“夫寇与婚媾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无古代婚
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可见，寇
与婚并提，应该是掠夺婚的表示。而婚礼不举乐，有人认为就是这种掠夺婚
所表现的遗迹。女家三夜不息烛，是因为怕家中的女人被人夺走；男家三天
没有乐声，是怕女家来犯而保守秘密。陈顾远先生就持这一观点，他说，嫁
女之家三夜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其来源或亦不无与掠夺婚有关，
盖女家三夜不息烛，则因族内女子被夺而思其相离；男家三夜不举乐，则恐
女族来犯而隐密之故”。（《中国婚姻史》）蔡枢衡先生也赞同这种说法，
他在《中国刑法史》上讲：娶妇不举乐的古礼“当是掠夺婚时代女族警戒掠
夺而男族警戒反掠夺习俗的残余”。
以上诸说，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何说为是，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朱立东）
古人为何“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条婚姻禁忌。它规定，凡同姓者不问
远近亲疏，有无血缘关系，一律不得互相婚配。这一禁律创自周代。《魏书·高
祖纪》记载：“夏殷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自周以降，历代
相承，不仅为礼教所倡导，而且从唐朝开始还被规定进了法律条文。唐代法
律规定，同姓相婚的处徒刑二年。（《唐律·户婚》）宋代法律规定与唐相
同。元代规定：“同姓不得为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始，以前者
准已婚为定，以后者依法断罪，听离之。”（《元典章》）《明律例》与《清
律例》也均规定同姓为婚的各杖60 并勒令离婚。
那么，周代为何要禁止同姓结婚，其原因何在呢？考察诸家所言，有多
种说法。
一、遗传原因说。这一观点认为禁止同姓为婚是在于避免亲近繁殖带来
的不利因素。周人已十分清楚同姓相婚会造成后代的畸型和不育，不利人口
蕃衍和继嗣，所以便作了同姓不婚的规定。《左传·僖公二十年》记载：“男
女同姓，其生不蕃。”又《左传·昭公元年》载：“侨闻之，内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
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国语·晋
语》也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
二、宗法原因说。这一观点认为，禁止同姓为婚是出于宗法原则考虑，
其目的在于维护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族利益。在周代盛行自上而下、完整有序
的宗法制度，当时社会的基本组织是宗族，同一祖先的后辈们根据与其祖先
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严格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并由此享有相应的社会政治
地位。因此，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尊卑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统治秩序的基础。
为了维护这种秩序，周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表现在婚姻制度上，即作出了
同姓不婚的规定，以避免同姓结婚给这种等级秩序带来的混乱。因为同姓为
婚，自然不能亲兄弟姐妹结婚，而只能是嫡、长、亲者与庶、幼、疏者之间
通婚，但是，通过这一方式结成婚姻之后，“夫与妇齐”，就可能把同姓内
部原来的嫡庶、长幼、亲疏、尊卑秩序打乱。相反，实行异姓通婚，则可以
把两姓间的嫡庶、长幼、亲疏相对应，而又不损及本姓内的嫡庶、长幼、亲
疏秩序。并且异姓通婚结成两姓间的姻缘关系后，两姓间还可以借此友好相
处，互相支持、互相依靠。所以《礼记·郊特牲》说：“夫婚礼万世之始也。
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附远”即指异姓间的依托，“厚别”即指
同姓内的区别。
三、伦理原因说。这一观点实际上是由宗法制度的原则衍释并附之以伦
常观念而产生的。它认为同姓不婚的目的在于定名分、别男女、防淫佚。《礼
记·大传》认为同姓不婚是最根本的礼法，它可以起到维系人伦的作用。《白
虎通·姓名》说：“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
姻也。故礼别异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
又《白虎通·嫁娶》：“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
《通典》在谈同姓不婚的原因时也持此议，认为同姓相娶是禽兽行，故当绝。
四、迷信原因说。这一观点从“异类相生”的迷信观点出发，认为“娶
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国语·晋语》云：异姓通婚，可以使“男女相
及，以生民也”，而同姓相婚，则会“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
怨乱毓灾，毓灾灭姓，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
五、政治原因说。这一观点认为，周王朝同姓不婚之制主要是为了加强
对异姓部族的统治而制定的。他们认为，周人原来只是一个小国，代商而有
天下后，苦于兵力单薄，不足以镇压东方各族人民，于是一方面大封同姓，
以作为周王室的“藩屏”。另一方面，对异姓之邦则联以婚姻，以此来维系
与异姓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加强对异姓的统治。《礼记集说》：“夏商
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下，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之子
孙，列土封之，以为公侯，而使姬姓子孙与之婚姻，欲先代圣王子孙共飨天
下之禄也，乃立不取同姓之礼焉。”今人邓伟志在《中国家庭的演变》一书
中也讲到，周人规定同姓不婚，“在统治者那里，还有扩大异姓联姻的用意。
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以及士大夫之间盘根错节、密如蛛网的联姻关系，
构成了天子的家天下”。即通过联姻达到了统治全国的政治目的。
以上几种说法，除了迷信原因说荒诞不经外，其他几说都有一定道理。
但周人在规定同姓不婚之制时究竟出于哪一种考虑呢？形成同姓不婚制度的
是一种原因还是有多种原因呢？因没有确切的史料，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
因此，这一创自周代，并为历代遵守的婚姻禁例，其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只能说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朱立东）
契丹人的葬俗是怎么一回事？
公元10 世纪至12 世纪初，散居在辽河两岸、长白山下的契丹族各部落，
聚集在威振四方的军事酋长耶律阿保机及其后裔的大旗下，东掠西征，北伐
南侵，金戈铁马直逼淮水之滨，使北宋王朝的八代君主常常坐不稳金銮殿，
契丹人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舞台上活跃了200 余年，便迅速失
去了踪迹，完全融合在中华民族这伟大的躯体之中了。
物换星移，人世沧桑。契丹人留给我们许多不解之谜。除了难以捉摸的
古怪文字外，更令人疑惑的要数他们特殊的丧葬习俗了。
宋人文惟简著《虏廷事实》，对契丹人的葬俗曾有所记：“其富贵之家
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
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此记属于
轶闻野史之类，在历代史书中均无凭据，似亦为正宗学者所不屑一顾。
然而，解放前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契丹贵族的墓葬越来越证实了上
述“轶闻”并非虚构。在辽宁的义县、锦西、新民、法库，在内蒙古的昭乌
达盟、乌兰察布盟及吉林、河北等地的辽代契丹人墓葬中，都先后发现了“用
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古尸，有的还全身穿着铜丝编织的衣、裤等。
人们对此迷惑不解。历史学家们保持缄默。考古学家们在缺乏文字资料
的情况下，试图对这种奇怪的葬俗作出各种说明，但一切阐述均属猜测，时
至今日，仍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埃及的“木乃伊”。但尼罗河流域的原始葬俗何
以跨越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和广袤的空间，出现在中国东北一个少数民族之中
呢？况且出土的契丹人铜丝网衣和鎏金的铜、银面具等，绝大多数并非帝王
陵寝所有，如辽宁法库县叶茂台村的一座夫妻合葬墓，土扩狭小，石板棺具
粗陋，但女尸却赫然穿着一套铜丝网衣，即用直径约1 毫米的铜丝编成一般
常见的六边形“网眼”式的网罩，格眼约一指粗细。上身颇似今之圆领长袖
的套头线衣，下身则似一般裤子形，衣裤都是分前后两片分织，然后在两侧
缀合而成。手套分为五指式，足套如同靴、袜。这具女尸和发现的所有铜丝
网络的尸骸一样，骨架上染遍了铜锈蚀入的绿色。
有人以《虏廷事实》为依据，认为契丹人这种葬俗意在防腐。但是，各
地出土的墓葬材料表明尸体大都早已腐烂，而唯一尸体比较完好的乌兰察布
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的贵妇人，既未“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也
没有“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况且，考古发掘开始证实：这种葬俗对
辽代的其他民族毫无影响，即使辽廷的汉族达官显贵墓中也根本不见，（赐
姓耶律氏的汉官墓除外）；在辽代的契丹人早期墓葬中也不见，只是中、晚
期才有此葬俗；在同一时期的契丹贵族中，也有很多人不用这种葬俗；铜丝
网衣和面具常不共存一墓，而网衣更多施于女性，显然，这一切现象是不能
单纯用防腐来解释的。
也有人用宗教来解释。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曾推测铜
丝网衣和面具可能用来保护死者灵魂的安宁；有人则把个别有这种葬俗的墓
中，还曾见到“肴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胸牌联系起来。这种推测，仍不能
概括众多毫无“宗教”色彩和遗迹可寻的用此葬俗的墓葬。
还有人认为这种葬俗多见于女性，可能与辽代皇室之女耶律氏普遍下嫁
外戚贵族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