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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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入阵中，阵内突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虽左冲
右突，却不能出阵，后来幸遇一老者，才逃出八阵。回首望那八阵，依然云
雾茫茫，神秘莫测。
八阵图的威力来自它的布局有方，可分可合，可定可变。据军事史家们
研究，八阵是按八卦的原理布置兵力。八阵有8 个门：休门、生门、伤门、
杜门、景门、死门、惊门、开门。其中生门、景门、开门是吉门，休门、伤
门、杜门、死门、惊门5 门是凶门。全阵用1。4 万马军，50 人为一队，共280
队；步军1 万人，列为200 队，每个步兵占地2 步，一马军占地4 步，10 人
为一列，面对面，背对背。马军步军互相配合，又可轮换，以便进行战时休
息，保存实力。八阵图也能改变阵容，以迷惑敌人。
宋朝的阮逸在《李靖问对》一书中，曾详细阐述了八阵图布阵法。书中
指出，八阵图最初由5 队人马组成，其排列方法是将正方形平均分为9 个方
格，中间1 格驻一队，边角上的4 个方格各驻一队。中间一队稳居中央，其
余四队可在周围8 个方格内变换位置，队形随机而变，兵力机动灵活，前后
左右紧相呼应，因而有一定的威力。
八阵图的威力也来自它便于用“倚伏之法”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八阵
图用石块或辎重等车体构造掩蔽和障碍。车体上蒙上皮革，因此人们称之为
“车蒙阵”。这些阵内工事迂回曲折，能有效地阻挡敌人骑兵的进攻，挫其
锐势，掩蔽和保护自己。敌人进阵后，守阵将士可用弓矢矛戟加以杀伤，用
机动部队加以切割肢解，敌人轻骑在阵内不能发挥优势，往往被各个击破。
诸葛亮作八阵图是对历史上阵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东汉学者郑玄注《周
礼》时指出，春秋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曾在兵法书中讲述八阵之法。《隋
书·经籍志》一书著有《孙子八阵图》一节，可惜内容散佚。不过，这也说
明八阵图古已有之。1972 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中，
有一节是《八阵》篇。汉朝及三国时代的军队也演习八阵法，例如《三国志·武
帝纪》中说，“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兵为八阵进退”。不
过，诸葛亮吸收和继承了历代军事家在八阵法中的精华，又创造性地加以发
展，因此后人说他的八阵法源于孙武，又不像孙武。
八阵法是诸葛亮行兵作战的常用之法。从古籍上看，至少在三处地方用
过这种方法。一处在陕西勉县定军山附近。干宝《晋纪》中说：“诸葛孔明
于汉中积石作垒，方可数百步，四郭，又聚为八行，相去三丈许，谓之八阵
图。”《水经·沔水注》中也记载：“（定军）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
营东即八阵图也。”
第二处在川东奉节县长江边上，就是陆逊被困的地方。据《水经·江水
注》记载：“江水又东经诸葛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
图，东跨古垒，皆垒细石为之。自垒南去，聚石成八行，行间相距二丈。”
第三处在四川新都县北30 里的牟弥镇。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武侯
八阵图，土城四门，中起六十四魁，八八为行。”可见，八阵之法是诸葛亮
的常用之法。陈寿在《三国志》中也指出，诸葛“推演兵法，作八阵图”。
不过，奉节县长江边上的八阵图可能不是实战的遗迹，而是演习八阵法
的地方。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石成堆，
石堆高5 尺，60 围，纵横棋布，排列为64 堆。石堆建造得很牢固，夏天大
水冲击淹没，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八阵石垒岿然不动，到了唐
朝，石垒依旧。这些石垒，可能是练兵时军队队形变化的一种参照物。
八阵图在战争中的应用、变化究竟如何，现在还只是略知一二。随着考
古挖掘的发现，也许能提供古代八阵法的更多的资料，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朱长超）
北京“景山坐像”是怎么一回事？
1987 年1 月，在“北京地区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上，国家测绘局测绘
科学研究所向外界郑重宣布：用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园林平面图像，酷
似一尊闭目盘腿打坐的人像，被人们称为“景山坐像”，从国家测绘局1983
年拍摄的景山公园平面图来看，园林北部寿皇殿建筑群（今北京市少年宫）
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组成眼、鼻、口，眼眯着，带笑容，胡须是
松柏，肩、胸、手、腿是南部那座山。这个发现一经公布，立即轰动了国内
甚至是国外舆论界，不少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景山坐像”究竟是怎么回
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是人为的安排，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意念呢？它
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其说法大相径庭，分歧颇多。
有的学者指出：“景山坐像”是人为的，它代表了古人的一种永恒的意
愿。景山公园在北京西城区，故宫神武门对面。元代本为大都城内的一座土
丘，名曰青山，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为营建宫殿，将拆除的元代旧城和
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渣土加堆其上，取名万岁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
改名景山。景山公园有五峰，东西排列，古柏参天，风景宜人，身临中峰，
可俯瞰北京城秀丽景色。从种种迹象来看，明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地塑造出“景
山坐像”，以象征明朝的江山永固长存。
有的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景山坐像”并非人为所致，只不过是一
种偶然的历史巧合而已。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这种偶
然性是经常在发生着的，我们不能把它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
“‘景山坐像’或许和明成祖朱棣崇尚道教有关”，有的学者则如是说。
在他们看来，“景山坐像”肯定是道教之神，因为坐像颈上戴冠，有胡须，
手合于腹前，是道教之神的貌态，与道教的真武大帝像相似，是道家养生图
示。
“景山坐像”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夺取了皇位，解释是得到了
真武帝神的显助，于是在即位初期就想建宫观来报答真武神，并让建筑设计
者巧妙安排。据史书记载，朱棣特别推崇道教，进行道教建筑设计，但这必
须尊重道家意见，得有道士参与。如唐以来，宫廷乐府为道教编撰《玄教乐
章》，就是这种情况。道教秉承朱棣旨意，别具匠心地设计建造出了“景山
坐像”这一建筑奇迹。
还有的学者认为，“景山坐像”和朱棣信奉道教有关，但朱棣未必知道
真相，即不知道道教设计建造了“景山坐像”。道教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政治
的限制，具有理论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有时还受到统治者的仰慕。这使他
们拥有在设计中的主动决策权及特殊寓意的保密权。“景山坐像”不排除个
中奥妙，连朱棣也未必知晓。那末，道教、道家为什么要设计为养生图示却
又让人不易发觉呢？这就涉及到了道教的精华，精髓。道教的经典道藏，所
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但始终贯彻一个意欲——“长生不老”。按“天人合
一”的哲学观念，道教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修性炼真，以得道成仙。他们在长
时期的修炼中领悟了这种真谛，并力图把这种奥妙告知世人。然而，在“神”
的限制中，在清高脱尘的心理和观念的支配下，道家们认为要得到这种境界
是极为不易的，所以他们不愿将这些“天机”廉价地送给“俗人”，便绞尽
脑汁地设计、建造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景山坐像”。这也就是“景山坐像”
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才会引起人们的惊奇的原因。
对于这种观点，有人持有异议，认为证据不足：（1）明朝营建景山宫殿，
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此事是明成祖朱棣亲自命令所建，如果确系
为道家设计、建造，则必定会在史书中留有相关的记载，可我们在史书中却
始终找不到道家的建造活动。我们不能因为朱棣信奉道教，就把“景山坐佛”
说成是道家的人为所致。（2）建造这一构思独特的“坐佛”，是极有难度的，
似不可能。说是道家所建，那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加以修造的呢？如果说
道家不想将其真谛、“天机”廉价地告诉给“俗人”，本可以采取别的办法
召示“凡界”，何必如此难为自己和“俗人”呢？因此，所谓的“景山坐像”
是不存在的。
到目前为止，有关“景山坐像”的一系列问题还在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之中，我们坚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历史之谜”将彻底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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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无字碑是何人所立？
泰山极顶玉皇殿门外，有一方高6 米、宽1。2 米、厚0。9 米的长方形石
表，白中透黄，形制古朴，石上无字，因此人们称之为泰山“无字碑”。对
这方巨碑古人曾有吟咏，“东海长流石未枯，山灵爱宝隐元符。纵教烈焰焚
经史，致使秦碑字也无”（明王在晋）。“荒碑无篆迹，山亦解亡秦”（清
王乘笑）。“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虽云以身先，大是不经事”（清乾
隆皇帝）。从这些诗句看来，泰山无字碑是秦始皇所立，且立碑意在焚书。
泰山无字碑果真是秦始皇所立吗？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秦始
皇开始第二次出巡，当他进入今山东省邹县后，“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
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
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这段记载提供的
证据确凿，说明秦始皇在泰山上立碑是刻有文字的，绝不是无字之碑。焚书
事发生在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秦始皇不可能在6 年前就有焚书的计
划，可见，无字碑与焚书之举风马牛不相及。
秦始皇的泰山碑早已不存。现存岱庙的秦碑，是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胡亥诏书，丞相李斯篆书镌刻的。该碑原立于玉女池旁，高不过四五尺，
有222 字。宋代刘跂曾摹其文，当时尚可辨认146 字。明嘉靖年间将碑移至
碧霞祠时，仅剩29 字。这方石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也是保存
李斯手迹的珍品。元代郝经在《太平顶读秦碑》诗中盛赞李斯的书法“拳如
钗股直如箸，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可见
其艺术价值之高。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志补录·辨无字碑为汉碑》文中，将
秦始皇碑与秦二世碑混为一谈，显然属考证中的失误。
泰山无字碑不是秦始皇所立，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这方石碑究竟为
何人所立呢？看来立于汉武帝时是有可能的。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有封禅泰山的念头。据《西汉会要·封禅》记载，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
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
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窦太后不好儒
术，使人微词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立皆为废。”这
段记载说明汉武帝即位之初其所以未能如愿封掸，一是巡狩、封禅的仪式未
制定好，二是窦太后暗中所阻，迫使鼓吹封禅的儒生赵绾、王臧自杀，以惩
一儆百。这样，封掸之事便暂时搁下了。
司马相如的死，使汉武帝有了旧话重提的机会。司马相如死后留有一封
遗书，力劝武帝上泰山封禅。于是，汉武帝召集五十余名儒生，讨论、起草
封禅仪式。竟然数年拿不出方案来，因此，封禅之事又暂搁下。
武帝自公元前141 年即位，30 余年后，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
终于走出皇宫，踏上登泰山封禅的旅程。武帝到泰山是在公元前109 年初，
当时“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
至奉高，上泰山封”（《封禅书》）。这说明武帝确是在泰山顶竖过碑的，
但史籍上只载“立石之泰山颠”，却没有“刻所立石”的记载，这又证明武
帝所立的是一方无字碑，这方无字碑与现存的无字碑位置相似，是在泰山极
顶，极有可能泰山无字碑就是汉武帝所立。
顾炎武力主泰山无字碑是汉武帝所立。他说：“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
记》书之甚明。。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石碣门。门自是
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立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指无字碑），
秦碑焉得不记？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顾炎武的设问是很有力的，但仍有令人疑惑之处。《泰山志》载《阮氏
封泰山论》称“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议封禅或行或不行，非也。
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当刻石纪号也。汉武帝、魏明帝、北齐文宣王、唐高
宗、玄宗、宋真宗、明成袒封禅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
不当刻石纪号也。”意即不是开国皇帝，是没有资格在泰山刻石纪号的。因
此，汉武帝只能立石而不能刻字。但是，汉武帝可以援引秦二世的方式大颂
他的文治武功，不致于仅是为封禅而封禅，而放弃在泰山碑上留下文字的机
会的。
封禅是封建帝王祭天地的大典，“自古受命帝王局尝不封禅”（《封禅
书》），传说从上古至周成王时，有72 王到泰山封禅，《封禅书》只记下无
怀氏、尧、舜、周成王等十二君王。可以断言，泰山无字碑绝不是72 王中的
某王所立。也有人认为，泰山无字碑原是有字碑，只是饱经风雨，字被风化
剥蚀殆尽，以致无迹可寻。风化说未必可信。现存无字碑石的风化并不严重，
且在宋朝时才被称之为无字碑。假设是秦碑，二世碑在宋代时尚可辨认出146
字，这方石碑不可能剥蚀得一字无存。若是汉碑，更不会剥蚀得那
么严重。
笔者虽倾向泰山无字碑为汉武帝所立，但还没有更充分的证据，所以提
出来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去进一步探索！
（周启志）
武则天为何要立“无字碑”？
树碑立传，自古以来已成惯例。然而唐代的武则天却为自己立了一块“无
字碑”，1000 多年来人们对此猜测种种，成了一大疑案。1984 年夏，笔者专
程去陕西乾县参观了武则天的陵墓。
武则天陵墓坐落在西安市西北80 公里的乾县梁山上。乾陵是唐朝第三个
皇帝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同葬的陵墓，高约30 余米，做踞平原之上。墓道沿梁
山逐级下降，距梁山南百余米处，左右有两座小土山，俗称“奶头山”。由
墓道往下走，两旁排列有真人大小的石雕群像。武则天碑和唐高宗碑并列一
处，竖立在近朱雀门的地势宽广之处，两碑各高六米左右。两面为“述圣碑”，
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碑文歌颂唐高宗的文治武功；东面就是武则天
的“无字碑”。“无字碑”看上去并非无字，上面密密麻麻刻有好多文字，
但仔细观察，则是宋、金以来人们的题识，估计是他们不耐“无字”之憾而
添补的。由于日晒风化，字迹大多模糊不清。但不管怎样，它并没有说清武
则天为何要立“无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