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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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带兵平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复立马援铜柱，其位置在今云南省广南县东
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邻界处。后来也有人认为马援立的铜柱亦在此地。
《中国地名大辞典》“镇南关”条云：“关外三十里有坡垒驿，为汉马
援立铜柱处。”镇南关即今与越南交界处的友谊关。据此，铜柱当在越南境
内谅山附近。
《明史·广西土司列传》记载，明初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思明州
土官黄广成遣使人贡，言其辖地南有马援所立铜柱，元末动乱时，越南人兴
兵北犯，越过铜柱向北推进200 余里。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者陈
诚、吕让到安南，让他们遵守铜柱所标之边界，归还侵占中国思明州的领土，
安南态度执顽，久议不决。考思明州，其治所在今广西宁明县境。铜柱的位
置大概在今友谊关以东、宁明以南地区，或者即是坡垒驿。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一引《岭表录》云，爱州军宁县境内有马援
所立的铜柱。唐代韦公干任爱州刺史，欲将铜柱锥碎熔炼，卖与商人。当地
居民认为铜柱是神物，不得毁坏，于是群起反对，并上诉于唐安南都护韩约。
韩约致书与韦公干加以制止。考唐代爱州即今越南清化，军宁在清化稍北，
铜柱的位置大抵在清化以北约北纬二十度处。
又据《新唐书·环王传》云，环王本为林邑国，“其南大浦有五铜柱，
山形若绮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置也”。环王之南还有西屠夷国，
其地有一种马留人，相传马援征交趾时有愿意留下居住的10 户人，到隋朝末
年繁衍至300 余人，皆姓马。《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六引屈璆《道理记》亦
云林邑大浦口有马援所立的五铜柱。唐时，安南部护府的最南边界在罗伏州
之南，相当于今越南横山、班杜一线，即北纬18°处。《旧唐书·马总传》
还记载说，马总，唐元和年间为安南都护，“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
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马总立的铜柱和马援立的铜
柱位置相同，如果它们都在环王国境内，那末其位置必在北纬18°以南地
区。
查《汉书·马援传》，马援“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部都羊等，自无功至
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娇南悉平。”此处李贤注引《广州记》云：“援到交
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而汉时最南极界在日南郡的最南边界，相当于
今越南的绥和弓山一线还要往南一些，即北纬12°至13°之间地区。《太平
寰宇记》卷一七一还详记了铜柱在日南郡以南的具体里程，云“日南郡又南
行四百余里至林邑国，又南行两千余里有西屠夷国，援至其国立二铜柱于象
林南界，与西屠夷分境，以纪汉德之盛”。这里所述里程是不准确的。因汉
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广治，若按从日南郡南行两千余里计算、铜柱的位置恐
怕要在越南的最南端金瓯半岛上了。
总之，马援立的铜柱到底在哪里？是2 铜柱还是5 铜柱？都需进一步考
察。
（永宽）
石鼓制作于什么年代？
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0 个石鼓，是我国传世的珍贵文物，有“刻石之
祖”之称。刻在石鼓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唐朝初年，石鼓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市）三畴原出土，共10 个，其形制
四围圆而见方，中间微侈，顶圆底稍尖削，上狭下大，直径1 尺余，高2 尺。
在鼓周分刻着10 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内容是记述国君游猎的情况。因此，前
人也称其为“猎碣”。猎碣之名，始见于唐代窦《述书赋》窦蒙注。又因
石形似鼓，前人称刻在鼓石上的文字为“石鼓文”。石鼓文之名，始见于唐
代张怀瓘《书断》。
石鼓出土后，即散弃于野。五代战乱后散失，宋初又复聚。宋司马池移
到凤翔府学，亡其一鼓，后经宋向传师访求，才又配齐。宋徽宗时移置开封，
用金粉涂其文，以示贵重。金人破宋而北掠至燕京。抗战时期，在马衡的主
持下南迁，抗战胜利后始运回。石鼓因经历年久，又经若干次的搬移，数百
次的捶拓，今一鼓字已磨灭，其余九鼓之文亦多残缺。
10 个石鼓的字数，有人估计原约为600 余字，有人估计为700 余字唐韦
应物《石鼓歌》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证明唐代已有
拓本行世，但今已不传。现存世最早的北宋拓本不满500 字。今石鼓仅存200
余字。石鼓传世的拓本很多，但真赝间杂，以明代安桂坡十鼓斋所藏的先锋
本、中权本、后劲本为最佳。
石鼓从唐初起，无论其文字、诗歌、书法都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和珍视。
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
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韩愈的《石鼓歌》说：“鸾
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苏
轼的《石鼓歌》说：“上迫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勃。”康有为的《广
艺舟双揖》说：“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历代学
者对石鼓的称颂，当不为过誉之辞。自唐迄今研究石鼓的论著浩繁，不下数
百十种，石鼓可谓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煊赫的刻石。
石鼓制作年代的考证，对我国考古、历史、文学、文字、书法等方面的
研究，关系颇为重要，自唐宋以来，考证学者众多，但聚讼不决。举要而言：
有周宣王说——唐张怀瓘（《书断》）、韩愈（《韩文公集》）、窦（《述
书赋》）；周成王说——宋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
东周时秦人说——宋郑樵（《石鼓音序》）、巩丰（《丹铅录》引）；汉代
说——清武亿（《授堂文集》）；西魏说——金马定国（《石鼓辨》）；北
魏说——清俞正燮（《癸已类稿》）。
以上各家所定年代，上至公元前11 世纪，下至公元6 世纪，上下差1700
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其原因有二：一为石鼓颂辞中，既无
署名，又无官职、年号可考，而且所存相同的实物仅此而已，缺乏旁证，考
证极为困难；二为考证学者都只从一个角度来推测，大多拘于文字字句之间
以求之，没有全面的仔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郑樵，他根据石鼓所用“殹”、
“蒸”二字屡见于秦斤、秦权，始定为秦鼓。虽然根据不充分，但奠定了石
鼓为秦刻石的基石。
经过历代学者的大量考证，现我国学术界基本上肯定石鼓为秦刻石，但
具体年代仍诸说纷纭。清末震钩（《石鼓文集注》）、罗振玉（《石鼓文考
释》）、马叙伦（《跋石鼓文研究》）有秦文公说（前765～前716 年）；
马衡（《石鼓文为秦刻石考》）有秦穆公说（前659～前621 年）；郭沫若
（《石鼓文研究》）有秦襄公说（前770 年）；唐兰（《石鼓年代考》）有
秦献公说（前374 年）。
我国近现代学者对石鼓年代的考证，由于治学方法科学，因而在其深度
和广度方面均超越了前人。现并立的4 说中，以秦献公说在学术界影响较大。
下面摘录唐兰《石鼓年代考》中的8 个结论中的前5 个。一则说明唐先生考
证的全面有力；再则以见我国现代学者考证方法的一斑：“一、从铭刻的发
展说，它应该在战国中叶，和《诅楚文》、秦始皇刻石相近。二、从文学史
的发展说，它跟三百篇，尤其是《秦风》不是同时作品。它的新创风格应在
战国时期，善于模仿，和《诅楚文》接近。三、从新语汇的应用来说，‘吾’
字的出现，‘朕’字的消失，晚于《秦公簋》。‘吾’字作‘遫’略早于《诅
楚文》。‘ ’字的使用，应该在战国，‘殹’字的使用和《诅楚文》等接
近。四、从字形的发展说，尤其可以证明它属于战国时期，‘四’字已经不
作‘ ’，在《秦公簋》和《史籀》篇之后，属于籀文到小篆的过渡时期。
五、从书法的发展说，石鼓的写法晚于《秦公簋》而早于始皇刻石，也只能
是战国时代。”
石鼓的制作年代，其今后的定论，是否从现存并立的四说中择善而从，
或者产生四说之外的可以作定论的新说，将有待我国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
考定。
（马贤伟）
注：据新华社西安1991 年12 月9 日电：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已被陕西
汉中市政协干部尹博灵译成白话。尹博灵认为，石鼓文刻制年代为公元前747 年左右，它是以
诗歌形式纪赞了秦初创时期秦文公20 余年间重大活动的吏实。是中国当今人们还能见到的最古
老的纪事体文学系列史诗。
（施宣圆）
《岳阳楼记》三块雕屏孰为真？
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1983 年落架大修后，“整旧如旧”保持了
原有的独特风貌，游人如云。每逢节假日，登楼者络绎不绝，人们争睹“洞
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胜观。
岳阳楼座落在岳阳市西门城楼上，面临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它是一座三
层木楼，全楼闩缝对榫，没用一颗铆钉、一块砖石。楼顶外貌酷似古代将军
头盔，俗称盔顶，为我国古代建筑中少见的形式。大修前所见到的岳阳楼为
清代同治六年（1867 年）所建。
岳阳楼的前身，相传是三国时代吴国大将鲁肃训练水军的阅兵台。唐开
元四年（716 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阳时改建，取名岳阳楼，到了宋庆历四
年（1044 年），腾子京到巴陵（岳阳）当地方官，第二年扩建了岳阳楼，“增
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并请他的好友、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
学家范仲淹写纪念文章。范仲淹并未到过岳阳楼，根据来信中介绍的情况及
附来的《洞庭秋色图》，写出《岳阳楼记》，回寄滕子京。《岳阳楼记》，
全文364 字，字字珠玑，文情并茂，特别是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警句，后人引为座右铭。正是这篇千古雄文，使得岳阳楼扬名
天下。
清乾隆八年（1743 年），岳州知府黄凝道特请大臣、大书法家张照（1691～
1745 年，字得天，号泾南，华亭人，康熙进士，雍正间官至刑部尚书）书写
《岳阳楼记》全文，又请善雕者刻于木屏之上。
现今，当你走进岳阳楼一楼大厅，即可看到由12 块紫檀木板组成的木
屏，高9。5 尺，宽12。5 尺，黑底绿字。字迹苍劲古朴，颇有气势。但当你登
上二楼，大厅中又有一幅相类似的木屏，字迹龙飞凤舞，出神入化。同一座
楼，何必嵌立两幅同文雕屏？事出有因：
清道光四年（1824 年），巴陵有个姓吴的知县，他想把《岳阳楼记》雕
屏原件偷回到自己的家乡，占为己有，于是叫人按照原件笔迹，仿制一屏。
对外则佯称爱屏入迷，临摹以存。岂知暗地把仿制品装到楼上，摘下原件搬
到船上，从水路出发。然而天理不容，茫茫湖中，半路风浪骤起，行至鹿角
一处，船翻人亡，雕屏失散。后终为渔人打捞收藏。时过百余年，1933 年当
地整修岳阳楼，政府闻讯从民间赎回此屏，并油漆一新，归位故楼，装在二
楼大厅正面。即眼下的二楼雕屏为张照原迹，一楼的为赝品。
话到此处，本应谜已不成其谜了。没想到旧节发新技：1987 年10 月5
日《长沙晚报》发表金中、钟山联名文章：《岳阳楼雕屏之谜》。文中说，
“笔者近日从岳阳市社会福利院一间杂屋里，发现一幅新的‘岳阳楼记’雕
屏残匾。残匾共五块，材质为樟木，除一块刻有‘岳州守黄公属予书文政文
张照’的匾面油漆全部驳落外，其余四块匾面都有近似板栗色的国漆。”文
中还说：“残匾上的字比二楼雕屏上的字稍小一些，然书法治印都有过之而
无不及。”并附有残匾拓片影印件。作者按残匾的长宽和文字的排列，估计
这幅雕屏长约6 尺，宽约14 尺，约为34 块木匾拼镶而成。
该文称：经调查残匾原有7 块，原为吕仙亭一段姓老道珍藏，十年动乱
期间，亭破人亡。恰逢原岳阳县民政局在此处兴建社会福利院，老道房中的
残匾被福利院一疯女人搬走，不久疯女死，其亲属弄走二块残匾，至今下落
不明。剩下这五块，一直被一位保育员当作堆放鞋物的搁板。
见到此文之后，我想到的起码有三个问题值得解谜：1。残匾若为正宗原
件，那么岳阳楼二楼雕屏的真品地位则会动摇——它就不是张照手迹了。2。
残匾若为赝品，赝品何其多！是吴知县手中的赝品？还是其他什么人手中的
赝品？3。残匾是张照手迹雕屏的备用品？试雕品？还是吴知县仿制时的试雕
品？
事过三天，10 月9 日笔者前往岳阳采访，后又特地到岳阳楼，询问管理
所的同志，想问个究竟。回答是：听说有这么回事，但无法解谜。
张照有真迹字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笔者亲见的。以岳阳楼现有两
幅雕屏及新发现的残匾，拓其各匾字迹与张照手迹相对照，我想工书之人和
笔迹行家是容易鉴别出真伪的，加之验证匾屏木材年代作参考，三屏孰为真
孰为赝，是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范良智）
寒山寺古钟今何在？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七绝是唐代诗人张继吟咏苏州寒山寺的绝唱。而寒山寺也由于张继
的吟咏成为名扬千古的游览圣地，就是在日本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
但我国历代各种唐诗选本和别集将张继的《枫桥夜泊》选人，连日本的小学
课本也载有此诗。可见诗名之盛。特别是使张继写出声情并茂诗句的那口钟，
使中外游客无不为之向往。日本游客每年在岁末之夜都要专程到寒山寺聆听
“夜半钟声”，并以此为荣。有趣的是：因为张继诗中提到了“夜半钟声”，
竟引起了一场持续到清代的笔墨官司。
宋代著名文学家和诗人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一书中指责张继“贪求好
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因为“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但
他的指责却受到后人的普遍反对。南宋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盖公
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唐诗纪事》曰：此地有夜半钟，
谓之无常钟。继志其异耳，欧阳以为语病，非也。”《学林》、《诗眼》、
《遁斋闲览》等书也都证明苏州寺庙有夜半敲钟的习惯。《苕溪渔隐丛话》、
《野客丛书》等还引了不少唐代诗人如白居易、温庭筠、王健等人咏苏州夜
半钟的诗句。直到清代，《渔洋诗话》、《全唐诗话续编》等书还在批评欧
阳修的主观臆断。其实，历代诗人墨客到寒山寺游览后留下的诗句中，仍然
可以发现寒山寺一直是夜半敲钟的，像宋人陆游“客枕依然半夜钟”、明人
唐寅“客船夜半钟声渡”、清人王士禛“疏钟夜火寒山寺”等。由此看来，
欧阳修的批评指责实在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断。
由于这场笔墨官司的渲染，寒山寺真成了“寺以诗显，钟以诗名”的游
览胜地了。然而，使张继诗兴大发和使历代游人慕名而来的这口古钟如今何
在呢？为什么现在寒山寺只有一口清代所铸的钟和一口日本钟呢？说来有
趣，历经沧桑的寒山寺已经数易其钟了。寒山寺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初建于
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 年）。这口钟也是当时所铸。到唐代，据《清一
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