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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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
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内容），而乐主要指
乐曲（形式）。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69　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
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是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　
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据王士禛
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所辑逸诗，不过50　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
有300　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
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论战了1000　多年，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
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抠一二条死材
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
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
《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郑土有）　
《学记》作者是否孔门弟子？　
《学记》是我国古代第一本教育专著，它总结和概括了先秦儒家的教育
经验和理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的作用、
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等。2000　多年前《学
记》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教学相长”等名言，至今仍脍炙人口。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一书究为何人所著，历来说法
不一。因此，《学记》的作者自然也众说纷坛。但在历史上主要是两说。一
说认为是孔门弟子所作；另一说则以为是汉儒所记。持前说者如唐代的孔颖
达，他在《礼记正义序》中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阙，无
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北宋程
颢虽认为《礼记》杂出于汉儒，但仍说其中如《乐记》、《学记》、《大学》
等，出于孔门弟子“无可议者”。（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持后说者如清代陆奎勋，认为《学记》继《王制》而作，为汉儒所记。理由
呢？他说《学记》记述“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与《周礼》闾胥、党正、
州长、乡大夫之职略同，而云‘古之教者’，明其为汉记也”。（转引自杭
世骏《续礼记集说》卷六十七）后来的俞正燮也说《王制》、《学记》是“汉
人所造”。（《癸巳存稿》卷二）　
上述历史上关于《学记》作者的两种主要分歧，影响了后来学者对这一
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学记》为孔门弟子所作，然而孔门弟子甚多，依《韩
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
乐正氏之儒”。《学记》究竟为哪一派的作品呢？　
冯友兰认为《学记》为荀学。他在1930　年撰文《“大学”为荀学说》，　
指出荀子为战国末年儒家大师，后来儒者，多出其门。“《大戴记》中直抄
《荀子·劝学》篇，《小戴记》中之《学记》，亦自荀子之观点以言学。”　
他还说《学记》中“强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苟》篇中“长迁而不反
其初则化矣”的意思，是“主张性恶之说”。以此为依据，论证《学记》为
荀学。（《原载《燕京学报》第7　期。后收入《古史辨》第4　册。见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2　年版）　
郭沫若不赞同这种意见。他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强立
而不反”即《洪范》所谓“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庸》所谓“中立而
不倚，强哉矫”，也即《盂子》所谓“强恕而行”或“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行是前进，也就是“不反”。所以“强立而不反”一语不一定要性恶说才能
适用。冯友兰依此而“把《学记》认为荀学，依然是大有距离的”。（《沫
若文集》第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　
《学记》不属荀学，郭沫若认为应是孟学。他说《学记》对于教育与学
习是主张自发的，言“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和孟子
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是完全合拍的。他还说《学记》言“大
学之道”，与《大学》互为表里。《大学》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
籍。因此，他认为《学记》“是乐正氏所作”。（同上书）郭沫若这个见解，　
在学术界较有影响，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或者作了介绍，或者直接引
用。高时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年出版的《学记评注》中，还进一步作了
具体阐发。他说《学记》的作者是思孟学派的乐正克，这是因为，第一，乐
正克是孟轲的得意门生，受孟轲思想熏陶较深。第二，乐正氏亦师承曾参。
第三，乐正本是学官，学官后裔论教育，有其家学渊源。
和上述学者认为《学记》是孔门弟子作品的见解不同，杜通明或许受清
代陆奎勋等的影响，认为《学记》作者是汉儒董仲舒。他在《学记考释》中
指出，《学记》中的文字，与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对贤良策》中的文体、
语句颇多类似之处。如《学记》中常引用古书而加以结论说，“此之谓也”，　
“其此之谓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样的语句。他还认为董仲舒
的思想和主张，亦往往与《学记》中所载有相互发明之处。如《学记》主张
“化民成俗”，董仲舒对策中也有“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化民”；《学
记》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董仲舒则说“常玉不琢，不成文
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学记》中特别强调“继志”、“务本”，董
仲舒也主张“重志”、“重本”。（转引自顾树森《学记今译》）　
由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我国古代第一本教
育专著《学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研究。然而，由于
各种原因，至今仍没有获得一个为学术界所满意的定论。因而，正如有的学
者所说，《学记》“作者的确切姓名和创作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中
国古今教育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年版）　
（金林祥）　
《周礼》是何人的著作？

《周礼》这本古书共有4。5　万余字。它以记述各种官职的形式来阐明制
度，所以历来又称作《周官》。这本书中的官职，用天、地和四时划分为6　
个部门。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6　个部门中，各有首长和
下属官吏数十人，构成一个严密的官僚体制。据说这本古书在汉代发现时，　
就缺掉“冬官”这一部分，于是就用一本类似的书《考工记》补上，成为现
在这个样子。那末，这本书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出于何人之手？历来说法非
常分歧。这里我们简略介绍并分析于下：　
（一）西周周公所作。汉代刘歆宣传《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　
后来学者如郑玄等多信之。《隋书·经籍志》称：《周礼》是“周公所制官
政之法”。但是这种说法可疑的地方很多。洗从文体上来看，春秋以前不会
出现如此洋洋洒洒，详密而有组织的巨制；再从官职名称来看，郭沫若曾作
《周官质疑》，把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官职和《周礼》比较，发现很多矛盾；　
三从田制来看，《诗经》、《孟子》、《礼记·王制》中都说西周有“公田”，　
而《周礼》中根本没有；四从封国面积来看，《周礼》说“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显然太大，与周初情况不合；此外，《周礼》中常见“把五帝”、
“掌五刑之法”，这都应是战国中期五行学说兴起后的说法。
（二）西汉末刘歆伪造。从汉代出现此书开始，到清代的康有为等，许
多学者认为，《周礼》是刘歆在王莽篡位当国师时，为了配合王莽的政变而
处心积虑地伪造出来的。《汉书·王莽传》云：“摄皇帝（指王莽）遂开秘
府，。。发得《周礼》。”可见这是王莽当政时代的产物。但也有人不同意
这种看法。如宋代陈振孙认为：“此书多古文奇字”（《直斋书录解题》），　
其他名物度数，也可与周制相参证，应该是先秦古籍。
（三）战国策士的建国方略，或说是战国法家谋求统一、富国强兵之书。
《周礼》每一部分的开头都这样写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　
设官分职。”可见这是一部建国方略。战国时的游说之士，一定要有伟大的
治国计划，方能打动诸侯国君，获取高位。《周礼》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
建帝国，国内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诸侯，实行中央集权。《周礼·天官·大
宰》云：“以八柄诏王驭群臣。”这就是说，国王可以用爵、禄、诛、夺等
八种手段来操纵群臣的行动。《周礼》中又详细讲述了军队的编制、赋税的
征收，特别讲到要用刑法来控制人民。《周礼·地官·族师》中说：“五家
为比，十家为联，。。使之相保相受”；《秋官》中又说：每年正月，“布
刑于邦国都鄙”，“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这和商鞅的变法措施甚为接近。
（四）战国时齐国人所作的记述现实的书。《周礼》和齐国的文献《管
子》有密切的关系。《周礼》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管子·立政》
也说：“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管子·禁藏》又说：“辅之以什，司之
以伍。”《管子》有“相壤定籍”之法，《周礼》也有“乡遂分上、中、下
授田”之制。《周礼·大司寇》说：“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　
这又是齐国规定的“足甲兵”的法令，见于《国语·齐语》。齐国是在东夷
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一直保存着氏族公社组织和奴隶制
的残余。这些在《周礼》一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五）战国时儒家所编的经典。它是以西周、春秋的制度为基础，经过
整齐划一，加以系统化和理想化而编成的。《周礼》中记述农民有自己的份
地，有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铁器，生产工具是很原

始的。《周礼》中记述的军队编制：“王六军，大国三军”，也与《左传·襄
公十四年》所记的西周、春秋时的军制：“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相
当。从思想倾向来看，《周礼》中有浓重的儒家思想。《天官》中明言：“儒
以道得民”；《地官》中又讲要以“六德”、“六艺”教万民。当然，法家
思想也有相当多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它的作者是接近法家的儒家，或许
是荀卿弟子所编。
（六）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西汉末公布时又经过窜改。因此，其中有
不少互相抵牾的地方，彼此缺乏照顾，没有精密计算。如《遂人》中说“十
夫有沟”，“百夫有洫”，是十进位制；而《小司徒》却说“九夫为井，四
井为邑”。这如何能配合起来？书中还有上帝高于五帝的说法，南北郊祀之
制，三皇五帝的史统，这些都是西汉时代热烈讨论的问题。
《周礼》成书于什么时代，作者是谁，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约可举
出上述六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为近似，读者宜细心鉴别，反复思考而慎
择之。
（郑嘉融）　
《神农本草经》作者为何人？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医药学文献中，《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药物学专著。此书又简称为《本经》或《本草经》，全书分为三卷（亦有
分为四卷的），共收集各类药物365　种，其中植物药252　种，动物药67　种，　
矿物药46　种。书中根据药物性能的异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一百
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一般说来，都是补养类药物，大多毒性小或
无毒；“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都是些补养而兼有攻治疾
病作用的药物，其中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
治病以应地”，大多是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其中有毒的居多。
这部在中国医药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专著，关于它的成书年代以及作者
问题，自古以来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
查一下有关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　
只是在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中才开始记载，但均没有
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因此历代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研究和推断：　
一、神农氏说。东汉郑玄在《〈周礼〉郑注》中认为此书是神农氏时代
的作品，由神农氏所作。二、黄帝说。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曰：“黄
帝使歧伯尝味本草，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认为成于黄帝时代，　
由黄帝所作。但据考古研究认为：神农、黄帝时代尚无文字。因此以上两说
不能凭信。三、汉代说。梁代陶弘景根据书中所载药物产地，首先提出了此
书为汉人所撰的观点。他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今之所存，有此四
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即华佗）等所记。”　
又说：“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陶氏认为书中
所记药物产地，多为东汉时所设，据此推断此书成于东汉，而作者可能是当
时名医张仲景或华佗。他还依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
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年）。四、东汉至宋齐之间说。近人梁启超
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此书在东汉三国间，盖已有之；至宋齐间
则已成立规模矣。。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又说：“。。

是今本《本草》与华佗、吴普有密切的关系，或即以《吴普本草》为基础，　
亦有其可能性也。”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于东汉至宋齐之间，作者可能是
华佗及其弟子吴普。
当今学术界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也未超出前面四说的范围。有的学者认
为：《神农本草经》一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
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到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持这一观点
的有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也有学者认为：　
《神农本草经》不是成书于汉代，更非成书于汉代之前，而是梁代陶弘景才
使之最后成书的。陈景河在《〈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新议》（载《黑龙江
中医药》1984　年第4　期）一文中就这样认为。其根据是：一、此书书名首由
陶氏确立。《神农本草经》不见于《汉书》，而始见于《七录》，这是因为
直到陶氏手中，书名才最后确立，“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进上梁武帝”。
（李时珍语）所以《七录》中乃得而见之。二、此书内容亦由陶氏而得以固
定。在陶氏之前，此书的内容，屡遭前代医家“更复损益”，而增减不定（即
未定型）。陶氏为了避免类似之事的再度发生，选定了别有含义的“三百六
十五”这个数字，来固定此书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