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知为黎协统之伙夫，再三盘诘，复知黎走避黄土坡其参谋黄文吉家，遂跟踪
前往，见黎与执事官王安澜等坐谈，启发遂请其往楚望台与吴兆鳞相见，王
安澜亦随之去”（《六十谈往》），此处黄文吉家，当作刘文吉家者，系误
植，与此雷同说，有《革命真史》，称，“马恭、程正瀛报告吴兆麟称，黎
元洪在城内，有黎之护兵可证，旋由护兵引程、马至黄土坡刘文吉家，挟黎
至楚望台，后由吴派马护送至咨议局”。
此种说法，黎元洪本人也有近似说，他不久写信给奉命讨伐的清军水师
提督、也就是他的老师萨镇冰，“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军队来营合围搜
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内，当执索获，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凡此
诸说，均无有“床下”捉拿事，且叙事平平。此中将黎元洪被寻获时的尴尬
相全抹去了。对此，胡祖舜所说较为翔实：黎之马弁忽肩负皮箱二口，由此
跟踪，知黎匿居其参谋黄土坡刘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计”，坚决
拒绝。最后，“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
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武昌开国实录》）
作者参与武昌起义，任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此处虽有为尊者讳
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态：被动、胆怯而又顽固、自愎。
黎元洪“床下都督”说，是传说、误称或是另有张本，因避讳而抹去此
中痕迹，诸说不一。信之者说有，不信者道无，看来都可为史家选用，它还
得保持下去。
（盛巽昌）
李纯是死于“妻妾暖昧情事”吗？
民初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1917 年坐镇江南，控制长江下游，与
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与皖系争雄而风云
一时。可是到1920 年10 月12 日，却突然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李纯是怎样
死的？是自杀，还是被人刺杀？是一个众说纷坛，饶有兴趣的谜。
近人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一百二十回有首叹李纯的诗，其中两
句说：“无端拚死太无名，宁有男儿不乐生？”诗后批云：“李纯虽不能无
疵，要不得谓非军阀之翘楚，是何刺激，竟至暴死？就中必有特别情由。但
仍旧逃不出‘妻妾暧昧情事’这句话”。这里的“妻妾暧昧情事”，指的是
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觉，结果被马弁刺杀而死。这虽是演义、小说家言，
但决非于史无据。作者再三声明：“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
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要严格做到无一事无来历，要把‘临潼斗宝，
鞭伏展雄’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义之林”。所以此说当不至于视为失实的
无稽之谈。关于李纯因妻妾暧昧情事致死之说，在其他一些稗官轶闻、野史
杂著中，也有同样记述。当年曾任李纯书记官和军需课长的苏雨眉，在解放
后所撰的有关李纯的史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说，李纯是“死于同马弁私人间
的桃色纠纷”（《李纯一生的聚敛》）。由此可以推断，李纯死于“妻妾暧
昧情事”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与《民国通俗演义》几乎同时成书的台湾学
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则是另一种说法。丁氏认为，李纯之死，
非死于李妾与马允情通之事，而是死于李与马弁的妻子有染，被马弁发现，
一怒之下，把他杀了的（《北洋军阀史话》中册）。丁氏所述李纯的死因与
蔡氏所述不同，这很可能是当年同时流行的两种说法。也可能李既有妻妾暧
昧情事，也有李与马弁妻子私通的事。这类事出现在当时并不奇怪，它反映
了民国年间军阀的腐败本质和官场生活的极度糜烂。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自杀身亡。40 年代，由竞智图书馆主编吴虞公口述
的《李纯全史》中有一篇《李纯之自戕》，首段说：“李抱病两月余，已渐
痊可，力与图谋控制长江者，互争雌雄，忽于十月十二日晨四时逝世。省长
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问，街警加岗，军官往来如织”。又说：“据可靠消
息，李于十一日晚问，尚在后花园散步，精力尚健，午间接命令，加英威上
将军。李阅后，长吁一声。晚六时，向副官索连日上海报看，副官恐李见报
激愤，假言报尚未到。至晚十二时又问，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深为诧异，
谓何以数日报都未到。汝等骗我，遂大骂。并勒令承启官张某取来，众不敢
违命，遂呈上。李阅后大哭，亦不言语，病遂加重，急电请西医须藤诊视，
未开方即去。李就案写信多封，一时就寝。至三时，值日副官陈廷谟，在签
押房，闻内有叹息声，未敢即入。旋陈呼内差，无人答应。陈入室，见室内
无一人，李拥被而卧，一无声息，乃有弹自左胁入腹。又于床下得勃郎林手
枪一枝，李遗书五封，方知李之死，实系自戕”。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
时期史话》，金兆梓的《近世中国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
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都采纳了这种说法。
六七十年代之交，对李纯之死，在台、港学术界也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较通行的说法也认为是自杀。有的说他因长期吸烟成痢，即吸芙蓉膏成瘾，
“一时不吸即欲下便”，为病魔所困，对生活失去兴趣，而起了轻生之念。
也有的说他原是冯国璋的部属，又与冯是直隶同乡，1918 年冯代理总统期满
下台，他因失去依靠，表示悲观绝望，“遂以手枪结束自己生命”（开国煊
《李纯传》）。但对自杀之说，也有人表示怀疑。有人说：“以手枪自杀之
人，宁有在床上而以枪自击其腹者乎？”也有人说：“遗嘱指定，四妾各给
二千元，以李纯之财产，李纯之地位，而有此遗命，亦非事理之常”，“且
自杀时间，在清晨四时，亦甚可异”；至于在被褥堆中，举枪自杀，“枪声
必不能闻于外，即闻亦不远。”还有人认为，“以李之为人，亦一健者，讵
甘如此毕命，实令人费解”（《李纯轶事》）。
近年来，随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对李纯之死的探讨，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见解。例如，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沈
云龙主编的《北洋人物史料三种》，既否定马弁刺杀说，也不赞成自杀说，
而认为李纯之死是由李手下的军官与前帝制犯顾鳌合谋刺杀的。作者在书中
明确指出：“一月前（即李死前一月），帝制犯顾鳌（字巨六、四川人，袁
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法典组主任。袁死后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出逃南
京）由李下令拘捕，下之于狱，并经秘密审讯，顾氏承认此来为运动帝制，
与苏省军官密谋接洽，并历举其名，中有一人，自民国以来，即与李督甚为
接近，且为李一手提拔，擢升要职。李氏闻之固然之怒，然亦无法，因兵权
皆在其手也。及后奉上方命令释放，此殆由于张作霖之授意，李亦不言其释
放之理由，此十日前事也。顾鳌既释，某军官即密谋害李，其计划极慎，其
布置极周，遂获成功。”但也有人对此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所以李纯之死
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个悬案，
（黄清根）
冯玉祥“贺寿送水”是什么含义？
冯玉祥将军是近代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在
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又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传奇英雄。
近年推出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陈陈相传冯玉祥的轶事，其中颇为炙
口的就是他的“贺寿送水”故事。据当时在西北军追随他多年的简又文回忆，
说这件事是“适足表现其特殊性格的”，他后来写的洋洋数十万言的《冯玉
祥传》也记述了这件事：“其年，吴佩孚在洛阳做其五十大寿。当时，吴高
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威风权势，煊赫一时，巴结者均送金送玉或谀辞致贺。
其中颇为典型的是康有为写的一副祝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
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最获得吴佩孚的欢心。当时冯玉祥派员前往拜
寿，赠以冷水一罐，自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涵有‘谲谏’之意。这一来，
冯氏任性奚落人家，因自鸣得意，然身受者自然觉得真似‘冷水浇背’”。
（《冯玉祥传》1972 年6 月台湾传记文学社版）
简又文说，冯玉祥贺寿送水事，传闻遐迩于民间和上层，“久已遍传人
口，初以为谣言”，后经冯玉样本人证实“亦自言不讳，乃知为真事”。由
此可见，冯玉祥确有此事。
可是近年推出有关冯玉祥故事对此却有所花样翻新，而且对“送水”含
义又有相异说法。
一说是1922 年4 月，吴佩孚在洛阳过50 岁生日，河南督军冯玉祥前来
祝寿，送来一只用红纸封着的瓦罐，吴打开一看是一罐清水，故作惊喜尝了
一口“寿水”，并自我解嘲地笑道：嗯，很好很好，还是焕章想得高人一筹，
不同流俗——一罐清水，这岂不是说成“为官清如水嘛！”冯玉祥说，“君
子之交清如水”。（冯桂荣编《冯玉祥传说的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本篇系72 岁老人吕资安口碑，可见此故事深人民间，传闻之广，
但此处不同的是冯玉祥亲自送礼，而且还让吴佩孚当着他面品尝，加上两人
对话，显然有点戏剧化了，与此内容相近的《冯玉祥将军传奇》（王华岑、
朱耕，1983 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篇也有类似写
法，所不同的一是时间改为1922 年12 月，向后拖了8 个月，地点不是在洛
阳，而在直系大本营的河北保定，做寿者也换成了直系头子、时任直鲁豫巡
阅使的曹锟，他做的是60 大寿。考证于当时报纸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陶菊隐著），以及冯玉祥和曹锟的主从隶属，他不至于仍拿一罐清水充寿
礼的故技，嘲弄曹锟的，但也不排斥另有张本。
但也有一说是说冯玉祥送水并非是为吴佩孚祝寿，也不是讽刺，而是对
吴佩孚支持的表示。据称吴在直奉战争击败张作霖后回到洛阳，他人要为他
作寿，吴不同意，冯玉祥在陕西督军任上“乃遣人送蒸馏水一坛，外加封签，
题八字曰：君子之交，有如此水。吴得之大悦，谓其部下曰：‘知我者唯焕
章一人。外界企以为异，且有议冯寿礼之菲薄者，殊不知此中大有作用。”
（春明逐客《冯玉祥全史》1924 年8 月七版）原来方此之际，直系和奉系又
在酝酿第二次大决战，双方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吴佩孚要
冯玉祥率军出潼关助其一臂之力，冯表示同意，但迟迟按兵不动。吴佩孚疑
鬼疑神，深怕他变卦，几次三番派专使进关探问，“冯笑曰：子玉何视人若
是之轻，我不能效妇女之矢誓言，又难仿战国年间之歃血为盟，故送以蒸馏
水一坛，附签八字。以表寸心。”吴佩孚见之，非常高兴，“欣然色喜，而
曰“知我者，其唯焕章乎！”这是因为吴是秀才出身，军阀行列中罕有的“儒
将”，要附和风雅，冯即投其所好，因而春明逐客对此评曰：“自古君子之
交，宗信义，重然诺，一言既出，驷马难逃，苟背盟携贰，有如此水”。所
谓“送水”，其实乃是冯玉祥的独出心裁的表态，此中心迹，两人自知。显
然，这种说法更为特殊了。
冯玉祥“送水祝寿”，只是一件小小插曲，可是无论从时间、对象或者
是他的行为和动机，都是相异处，难道是文字记载的失真，事过境迁的模糊，
甚至是冯玉祥在若干年后的记忆失误或另有他因，但总给人带来是是非非的
感觉，聪明好思的读者，你能由此得出正确的答案吗？
（盛巽昌）
政事篇
殷都屡迁的原因是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改换自己居留地的迁徙活动，是常有的事。不论哪
一种形式和规模的迁徙，各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其客观的历史原
因。我国商代，殷人多次迁都，其原因究竟何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有公认的
解释。
殷人迁都，史料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尚书》中的《盘庚》三篇里。
殷人迁徙了多少次，一般认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张衡《西京赋》）
但对此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殷人“不常厥邑”的原因，过去比较普遍的看
法是殷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才不得不如此的。《书序》称：“祖乙圮于
耿”。《正义》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据此发展成了“河
患”说。著名学者王国维也不脱陈说，在《说耿》中把“耿”考释为邢丘，
“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观堂集林》卷十二）对于“河患
说”，有人提出反驳：“上古黄河流域的水灾当是常常发生的，那几百年间
常常发生的水灾，绝不能解释几百年间才有几次迁徙的事实原因”（芳明《殷
商为什么屡次迁都》，《历史教学》1956 年第6 期）。傅筑夫先生进一步认
为当时的“河患”并不严重，而成汤以前的八迁地点都是离河甚远的高地，
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患”，即使盘庚以后的两迁，也不避“河患”，往
返于大河南北；再则，殷人迁徙反而是“有目的地向滨河一带移动，并且还
是尽可能地要在距河不远的适宜地点定居”。（《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
因此，有人从经济方面解释了殷人屡迁的原因。1935 年，丁山就提出由
于“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
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
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载《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这里明确指出了游牧生活是殷都屡迁的决定
因素。所以有人认为找出殷人“定居条件是否成熟”，是说明殷都屡迁原因
的途径。在盘庚前，畜牧业占主导地位，长久定居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有
多次必要的大迁徙，但到盘庚时代，农业逐渐发达起来，“在长久定居的条
件已接近成熟”的情况下再要迁都时，便发生了《尚书·盘庚》中所记载的
“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的情况。盘庚强行迁殷后，殷人在两百年中，不
再迁徙。这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定居生活阶段，人们不再需要迁徙了。
傅筑夫的意见不同，他指出：“殷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早已
超过渔猎和游牧阶段”，因此，他否定了因为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导致殷
都屡迁的论点，而认为迁都的原因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
行游农”（《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因为殷人的农业水平较为原始，不
懂得收获量的减少是由于地力的衰竭，而只是通过不断改换耕地来继续其农
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这种迁徙是“初期农业社会的一个共有现象”。
也有人从政治方面解释了殷都屡迁的原因。考古学家邹衡认为殷人迁都
是为了便于战争，因为“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
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
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另外，有人认为“比九世乱”是殷都迁徙的客观原因，“恪谨天命”是
殷都迁徙的主观原因。“比九世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