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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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现的关于磁性指南仪器的最早明确记载是北宋曾公亮著的《武经总要》
中的“指南鱼”。这是一种用薄铁叶剪成的二寸长的鱼形物，通过粹火、磁
化等手段而赋予磁性，“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
南向午也”。
无论是“司南”说，还是“指南鱼”说，都各言之有理。但如果说最早
明确记载磁性指南仪器的是《武经总要》，似乎是过于保守了。究竟孰是孰
非呢？或者说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这尚有待于矢志于此的学者和读者，
从浩瀚的文献中去发掘，另外，也有待于考古的新发现。
从指南针发展史来看，它的大发展是与人造磁体的出现分不开的。那么，
人造磁体又是何时“诞生”的呢？西汉时的《淮南子·万毕术记》中记载：
“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
但这是否是最早出现的人造磁体呢？那还是一个问号。
此外，通常都认为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是最早记载指南针的，“方
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梦溪笔谈》还详细地介绍了指南针的4 种
装制方法：水浮法、指甲旋定法、碗唇旋定法、缕悬法。然而新近出版的《中
国史稿》第五册写道：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 年）《茔原总录》提到，要
定四正的方向，必须取丙午方向的针，等到针摆动停止时，中而格之，才能
得到正确的方向。这样，便将指南针的记载推前了几十年。
最初的指南针没有方向盘，但不久后人们便给浮式指南针加上固定有二
十四向的圆形方位盘，这就是水罗经盘。只要看一下磁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
便能定出方向来，这无疑是指南针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有关罗盘的记载，
目前所知，最早见诸南宋曾三异的《因话录》，但罗盘最古记载这顶桂冠是
否非《因话录》莫属呢？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亲爱的读者，你有兴趣探
一探指南针“身世”的迷宫吗？
（后志刚）
造纸术始于何时？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究竟谁是纸的发明者呢？人们通常
回答是：东汉的蔡伦。其依据是范晔的《后汉书·蔡伦传》：“（蔡）伦乃
造意用树肤（皮）、麻头及蔽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这里范晔使用的“造意”一词，
包含有发明创造的意思。因此人们往往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公元105 年作
为纸的诞生时间。
《后汉书》关于蔡伦造纸的说法与其他古文献记载有很大出入，关于蔡
伦事迹的最早历史记载，当推东汉时官修的国史《东观汉记·蔡伦传》。它
是曹寿、延笃等人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所撰。这距蔡伦之死不到30 年。《东
观汉记》一书在隋唐时代尚存，宋元以后方失佚。今传本是后人所辑录，已
失原书之真。查隋代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四）、唐代欧阳询《艺文
类聚》（卷五十八）、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原书《东观汉记·蔡
伦传》，均作：“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原书只
说蔡伦主管（即“典”）少府所属尚方造纸，根本没有蔡伦发明纸的意思。
蔡伦于公元75 年入宫为宦官，历任小黄门、中常侍、尚方令、龙亭侯、
长乐太仆，最后于公元121 年因卷入宫廷内讧而服毒自杀。故所谓蔡侯纸实
出于尚方内众工匠之手，而决非身为尚方令的蔡伦所亲制。封建时代将蔡伦
奉为“纸神”，建祠修庙，焚香祭祀，自然是神化了蔡伦。但贬低蔡伦在造
纸史上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对的。尚方令蔡伦组织尚方扩大造纸原料来源，制
作价廉物美的良纸，以代替旧书写材料竹简和嫌帛。他不愧为历史上杰出的
科学家。
然而，近代西汉麻纸的发现，给东汉蔡伦造纸说以巨大的冲击。已故的
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33 年在新疆罗布绰尔古烽燧遗址掘得一片西汉中叶的
古纸。从外观看为粗糙的麻纸，大小为4×10 厘米（报道误为40×100 厘米）。
可惜此片古纸当时未作分析化验，后又毁于30 年代战火，现仅存此照片。
1957 年5 月西安市东郊灞桥又出土一叠西汉前期古纸，呈米黄色，质地
粗糙，已成碎片，最大的一块长宽为10 厘米。纸上有明显的布纹，并附着绿
色铜锈老斑。经反复检验，其主要原料为大麻，夹杂少量苎麻。它是世界上
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现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但也有
少数学者认为它不是考古工作者按科学方法发掘的，对它是否为汉纸表示怀
疑。
1973 至1974 年，甘肃汉居延遗址又发掘出两张西汉后期的麻纸。它再
次证明了造纸法是西汉劳动人民的创造。迄今为止出土的西汉古纸数量不
多，并且纸都作为杂用。目前尚未发现西汉用于书写的纸张。因此发掘更多
的西汉古纸，成为解开造纸术起源之谜的关键。除以科学方法考古发掘外，
尚应重视对古纸的分析化验工作。
学术界关于造纸术起源的分歧，还在于对古籍中关于造纸的主要记载看
法不同。先秦文献中并没有出现“纸”字。最早解释纸字含义的是东汉许慎
的《说文解字》。它倡导最初的纸是以丝絮为原料，按漂絮原理而制成的说
法。而也有学者认为絮纸没有强度，从技术上否定用丝絮造纸的可行性，因
此关于造纸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证，并与考古发掘相印证，仍然是很重要的。
（王庆余）
注：据《新民晚报》1991 年12 月21 日转摘《人民日报》报道：从1990 年秋季开始，甘
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代敦煌郡悬泉置遗址连续进行了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珍
贵的文物。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各类遗物达17650 件，其中弥足珍贵的简牍即达1500 余枚。特别
与简牍共存的西汉宣帝至哀帝时期（公元前713——1 年）的20 余张书写墨迹的麻纸的出土，
可能突破传统的东汉蔡伦造纸说。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甘肃是最早发明并使用纸的地区之一。
（施宣圆）
何为世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摆脱了人工誊抄书籍
的局面。然而，雕版印刷术究竟产生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概括地说，有汉、东晋、六朝、隋、唐、五代、北宋7 种说法。雕版印
刷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印章与拓石结合的结果。所谓拓石就是用纸在刻有文
字的石碑上拓印。人们用坚韧柔软的白纸，先用水浸湿，贴在石碑的文字上，
然后用碎布、帛絮扎成的小槌子，在纸上轻轻地均匀捶拍，再刷上一层墨汁，
略干后揭下纸张，就成了黑底白字的读物。印章则是人们所熟悉的。值得一
提的是，东晋时有一块四寸见方的印章，上面刻有120 多字的道教符咒，简
直象一篇短文。印章多用阳文，结果是白底黑字，既清楚又好看，但印章的
面积小，刻印的字数有限。拓石则一次可拓印很多字，面积比印章大，不过
因碑文多用阴文，产品多为黑底白字，不够清晰，不利于阅读。倘若印章与
拓石二者能相互取长补短，岂不完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者正好完成了这一
使命。汉代纸的发明，四、五世纪间烟枲墨的出现，则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物
质条件。因此，汉、东晋两种看法可以排除。另外，根据现有的史料与已发
现的实物，五代与北宋两种说法基本可以否定。
历史上曾经有人把五代的冯道尊为雕版印刷的创始人。《旧五代史》记
载：“时以诸经舛缪，（冯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刻
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明朝陆深的《金台纪闻》云：“后
唐明宗长兴三年，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其议出于冯道。此刻书之
始也。”五代年间，后唐宰相冯道，发现以往的刻印多为佛、道等家的著作，
认为儒家经典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更为需要。于是建议后唐明宗下令刻
印，并由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校定。从后唐长兴三年（932 年）至后周广顺
三年（953 年）止，共花费了22 年，方才完成儒家九经的刻印任务。通常所
指的监本就始于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雕版印刷术刻印书籍。
冯道确实对印刷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应当把他误认为印刷术的发明
人。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术出现在六朝、隋、唐三代的可能性较大。从已有
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唐代尤其是唐初之说的根据较多。唐朝元为白居易诗集
作说：“而乐天（即白居易）《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
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
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茗酒者，处处
皆是，。。长庆四年（825 年）冬十二月十日。”模勒便是模刻，炫卖就是
在街上叫卖，还可以拿刻印的白居易诗来换茶换酒。当时外国如朝鲜、日本
都抢着购买白居易诗，元所描写的流行盛况绝非言过其实，可见9 世纪初印
刷术的应用已扩大到人民所爱好讽咏的诗歌了，渐渐地又从刻印诗歌推广到
刻印日历。唐文宗太和九年（835 年），官拜东川节度使的冯宿上奏云：“剑
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
历又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见《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冯宿的奏章
说明，在当时四川、淮南每年印制的私历满天下。从以上二则史料可知：唐
中后期的雕版印刷术己在全国普遍推广使用，当然它的初创时间尚需向前追
溯。
1900 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一册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写道：
“咸通九年（868 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这是目前世界上
最早有明确日期的印刷物。《金刚经》成卷子形，长约16 尺，由7 个印张粘
接而成。卷首为一幅反映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法的故事的画。其余部分为《金
刚经》的全文。有位学者在对实物分析后指出：“这书雕刻非常精美，图文
都浑朴凝重，刀法纯熟，足以证明这是刊刻技术已达高度熟练程度时的产
物。”与《金刚经》先后或同时发现的还有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年）历书
的残片和民间私历中和二年（882 年）历书的残片。这就说明：《金刚经》
并非印刷术刚发明时的传世物。
日本现存有四种印本《陀罗尼经》，当时藏在小木塔里，分配给各寺院，
每卷长约18 寸，高约1 寸，有35 行，每行5 字，相传为770 年（日本宝龟
元年）所印造。印刷术不是日本人所发明，这已成定论。许多学者认为，宝
龟本《陀罗尼经》是中国印刷术传播到日本的结果，或者认为这是中国人前
往刊刻而成的。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说明宝龟本《陀罗尼经》的刊刻同中国
有关，反映了中国的印刷术在8 世纪时已很普遍了。
1966 年，在南朝鲜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了我国汉字译本《无
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据外国专家研究，它是在704—751 年间刻印的，相
当于唐朝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它比咸通本《金刚经》又提前了100
多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现存的最早刻本。
根据明邵经邦著的《弘简录》记载：唐长孙皇后生前曾编写《女则》一
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贞观十年（636 年）长孙皇后离世，唐太宗曾下命
令刊行《女则》。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印刷术的发明应早于贞观十年，否
则唐太宗不会下令刻印发行此书。遗憾的是《女则》没有传世，因此尚未得
到实物的印证。
学者的辛勤研究，使印刷术发明的时间不断往前推，当然欲知雕版印刷
术最早出现的确切时间，还需要对历史文献作进一步发掘，尤其需要有更新
的文物发现。
（应岳林）
马钧如何改革“旧绫机”？
马钧是曹魏时期陕西扶风（今兴平）人。根据《三国志·方技传》裴松
之注记载：“时有扶风马钩，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
巧也。。。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
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困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
这位古代的技术革新能手，究竟是怎样把旧绫机化繁复为简便，并使之仍能
织出各种多变的花纹图案？这是科技史界的学者感到关注而又困惑不解的问
题。人们提出不同的解释和推测，但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首先，对文献上“综”和“蹑”的解释以及旧绫机的形制，有着两种不
同的看法。中国古代的提花织机，主要有多综多蹑机和束综提花机两种类型。
多综多蹑机是用踏脚板控制综框，从而使经线提升；束综提花机用手提线束
来使显花部分的经线提升。夏鼎认为旧绫机属于束综提花机。他撰文指出：
“这里的‘综’，当是‘提花线束’的形式，不是长方架子的‘综框’形式”，
而蹑“为一般用以举起花综的设备”，“因为脚踏板决不可能多到如此地步，
五六十片脚踏板非但无法工作，并且脚踏的添置原是为了使坐织的织工腾出
双手做投梭打筘的工作，如果添设了这样多的脚踏板，便失掉它的使用意义
了”。（《我国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 年第2 期）1979 年，正在
从事蜀锦研究的胡玉瑞等在四川双流县农村发现一种传统提花织机——当地
叫做绫织机、辫织机或丁桥织机——用30 根踏脚30 片综可以织花边等织物，
而且解放前还曾用70 片综70 根踏脚织造绫锦。他们认为，旧绫机完全可能
与丁桥织机一样，是一种多综多蹑机；文献上的“综”指综框，“蹑”即踏
脚。这种看法，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
其次，关于马钧改革旧绫机的方法，也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孙毓棠在《战
国秦汉时代纺织技术的进步》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旧绫机是多综多蹑机，
马钧改革后成了束综提花机，即把提花的任务由综框转给了束综。胡玉瑞等
同意孙的观点，并提出马钩新绫机的12 综12 蹑，大概是指专管素综运动的
综框及其踏脚。另一种设想是1980 年周启澄提出的“组合提综法”。文献记
载马钧将60 蹑变为12 蹑，但并没有说把综框数也减少到12 片。因此，他认
为马钩改革的诀窍是设法用12 条踏脚来控制60 片综框。周的复原方案是用
两条踏脚循序控制一片综的运动，那么由12 中任选2 可得组合数66，“即
用十二条踏脚可以控制六十多片综”。（《对三国马钧改革提花机的猜测》，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3 集）这有点像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配合起来
能形成六十花甲一样，真可谓“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了。他绘图表明
了这种方案的吊综和挽线联结法，并且分析了大量属于汉魏时期的出土提花
丝织物，认为其中大多数都可以用这种方法生产。周的设想，为《中国纺织
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所采用。
以上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论。第一种观点的主要缺陷
在于：一般认为束综提花并非马钧所发明，而且，束综提花机前另置十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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