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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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朱允姡А＝ㄎ牡鄣羌酰谥钔醣ü兀泊蟛坏簦鲂慕邢鞣�
当时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起兵北平，号称“靖难”。靖难之
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传说他已逃亡海外，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是祸根！因
此朱棣遣郑和出洋追查，以绝后患。《明史》的说法，以后修史者多有因陈，就
是解放后出版的著述，完全承袭此说的也不乏其例，如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
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
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之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皇帝怕他逃到国外，
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说郑和下西洋
的用意是“以探寻朱允姡ё偌Ｎ住薄�
然而，建文帝是否逃亡海外，却还是悬案一桩。永乐年间修撰《明太祖
实录》，据载当朱棣的燕兵攻入南京金川门时，建文帝纵火焚宫，已死于宫
火。清初开馆修《明史》，史馆诸臣对建文自焚的问题看法不一，雍正元年
王鸿绪进呈《明史稿》，史稿之首有《史例议》一册，论定建文帝必以焚死
的内容竟占此册的一半，若确如王氏之言，则寻找建文的说法就成了空中楼
阁，于是史家们便试图从其他方面，解释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近人梁启超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
家——郑和传》一书中指出，朱棣雄主野心，想通过扬威的壮举，达到震慑
与笼络海外诸国来朝受封的目的，其实只不过是“聊以自娱”罢了。李长傅
的《中国殖民史》甚至干脆把下西洋的动机说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
与以上两说不同，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厦门大学报》1958
年第1期）、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载《历史教学问题》19
59年3期）、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
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等著述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也有
经济意图。朱棣以燕王身分凭武力强占了侄儿允炆的帝位，自知“夺嫡”声名不
佳，遣使出洋炫武异域，使万国来朝，并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沿海岛屿和海外的
不愿与他合作的臣民，自然不失为提高国际威望和巩固统治的积极措施，另一方
面还可打开一条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用中
国精湛的瓷器、绞罗绸缎等手工业品，去换取外国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以满
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享用，这从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
，即可得到证明。不过也有人认为，郑和一再远航，又是出于建立广泛的国际友
好关系，瓦解朱允姡Р杏嗍屏Φ恼涡枰换蛩抵饕俏┐蠖酝饷骋住⒔璐嗽黾硬�
源的经济目的。前者见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册）、冯尔
康的《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后者见于田培
栋的《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院学报
》1983年第4期）。
还有些人说，郑和七下西洋，其使命应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尚钺的
《中国历史纲要》认为，15 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西亚，永乐二年（1404
年）十一月，帖木儿调兵数十万准备东征中国，但于永乐三年（1405 年）二
月死于途中，所以同年六月朱棣遣郑和第一次出使，“大概是想联络印度等
国抄袭贴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它东侵”，后6 次则是为了“寻求通西方的
航路和达到通商的目的”。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虽同意郑和后6 次的使命
如尚钺所述，但又指出第一次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
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简论》（载《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1983 年第1 期）中认为，郑和前3 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
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局势，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
题，后4 次则主要是向南亚以西，继续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
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
以上各家之言，无不持之有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哪一种说法才符
合历史的真相呢？
（吴成良）
“东林党”“东林”之名从何而来？
明代末期，党事纷乱，政治腐败已到极点，士大夫分邪正两派，互相攻
击，宦官魏忠贤又与邪派勾结，合力迫害比较正直的朝臣。万历三十二年无
锡籍大臣顾宪成被革职回乡，修宋朝学者杨时（号龟山先生）所建的东林书
院，聚会失官归隐的一些大臣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授程朱道学。
一时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等皆进书院听讲。书院除诵习古书外，兼议论时
政、批评人物，一时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在朝的一部分正派官员，也与东林
通声气，依靠舆论力量对抗邪党。在朝的邪派官员则以“东林”二字为犯罪
的代名词，给政敌加上东林名号，便可惜题攻击。虽然朝廷中有些人并不承
认自己是东林党人。但有些人却要求挂名于东林党自以为荣，这种党争攻击
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政治集团大多是无锡人，他们活动的区域一般也
在无锡附近，为何人们不像称他们的政敌浙党、宣党、昆党等一样，称他们
为锡党，而称他们为“东林党”呢？
从最简单的解释来看，这是由于他们聚众讲学的书院之名“东林”而形
成的，东林书院，旧址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今无锡市苏家弄3 号），
相传称为“东林精舍”。宋杨时寓居无锡的讲学处，后曾一度废为僧庵。明
万历年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赞助下，罢官归里的顾宪
成、顾允成等人在废址上重建书院，仍以“东林”名之，从此东林“讽议朝
政、裁量人物”。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东
林”之名大著，传闻中外。
那么，原先建造书院的南宋学者杨时，为何用“东林”二字来命名其讲
舍呢？有学者考查过宋代以前的所有无锡城乡的地名，均无“东林”之名。
那么“东林”之名从何而来？还必须以题名者杨时本身的经历和思想言行方
面去寻求答案。杨时早年中进士，因敬羡程颢、程颐的学问人品，“调官不
赴”，专程以师礼见“两程”、“程门立雪”之后，“杜门不仕者十年，久
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当金兵大举南侵
之际，他极力主张反对投降、主张加强边防，并提出收复失地要以“收复人
心为先”的建议。然而执掌朝政的蔡京、童贯之流却置之不理，救国无门，
所以他屡次“乞归林泉”。这期间，他曾游庐山东林寺，追怀东晋文学家陶
渊明，名僧慧远，道士陆修静等人谈儒论经的雅事。并留有《东林道上闲步》
诗三首。清代初年，有人就根据这些猜测“先生或爱庐山东林之胜而移名吾
邑讲学处，亦未可知”。这种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上，常有一些文人
学士，因留恋或向往某处名胜古迹而将其美名移至他处，北宋苏舜钦被谗遭
贬后，居苏州，买水石筑亭造园，因慕湖南沧南之水可濯缨灌足，故名之日：
“沧浪亭”。苏东坡客宜兴丁山，颇爱此处山水，欲买田种桔，在此定居，
但又怀念家乡四川，故名这里的山为“蜀山”。
有学者认为，杨时所以要“移名”与苏舜钦、苏东坡有所不同，并非单
纯出于“爱庐山东林之胜”，更主要是执意继承和发扬白莲社之风。位于庐
山西北麓的东林寺，是我国佛教净土宗（莲宗）发源地。东晋太元六年，名
僧慧远在此建寺讲学，并创设白莲杜，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后世推尊他
为净土宗始祖，国内外许多名僧来此求经拜佛。唐时极盛，扬州高僧鉴真东
渡日本前也来该寺，后与该寺和尚智恩同渡日本传经讲学，慧远和东林净土
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庐山东林寺慧远为始租。慧
远创立的“净土宗”的主要教义认为世俗众生居住的世界为所谓“秽土”、
“秽国”，而佛居住的地方为“净刹”、“净界”、“净国”。因而他邀僧
俗18 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杨时先生起名自己的书舍为“东
林”，也就有它特殊的含义。
杨时先生的这种志向和意图，后来也被东林党人所继承，他们不但修复
了东林书院，还建造杨时祠堂——“道南词”（取意于程颐目送杨时南归时
所说“吾道南矣”之语），聚朝野之臣、林下之士讲学于其间，仿庐山东林
寺，庄严肃穆，溪云庭月、景色幽美，追慕古贤、聊舒胸臆、远思悠悠；抨
击时弊，慷慨陈词，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的势力——阉党邪党抗衡，
力讦他们的秽状劣迹。“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谒
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龄”。天启五年，魏忠贤矫诏杀死了顾命大臣杨涟、
左光斗以及魏大中等东林党人，又毁了复兴20 余年的东林书院。为复建东林
书院而竭尽全力的高攀龙来到那儿，他明知自己即将遭害，仍然书写下了成
为千古绝唱的《过东林废院》诗，其中一首云：“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
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这也清楚他说明了“东林”
两字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承名后，又有了新的更进一层的含义，他们以林
比书院，以木喻党人，坚信东林党人伐不尽，正义之气世间永存。
（蒋建平）
八旗创建于哪一年？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
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
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
清入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
冲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说它创建于何时在清官书中本不应
有歧异，但其实不然。
一说创建于1615 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极时首次纂修的太
祖实录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该书乙卯年（1615 年）条下记载：“原旗
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
固山是满族人的称呼，汉人一开始也跟着叫固山，若问某人所属，便回答是
正黄旗或别的什么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这一特征来指代不同的
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开国第二个皇帝太
宗核准的，撰写的史官不少是创建八旗时的见证人，以后康熙朝、乾隆朝重
修的《清太祖实录》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说，可见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
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然而嘉庆初成书的《八旗通志》却说八旗创建于1614 年（万历四十二
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经查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大清会典则例》，该书
说：“甲寅年（1614 年）。。增设四旗，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
正蓝，增设之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为八旗”。这个说法载
在专门讲八旗历史的《八旗通志》里，又是得到乾隆皇帝钦准的，因此在清
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上述“乙卯说”和“甲寅说”虽仅一年之差，但毕竟不好通融。究竟孰
是孰非，何去何从，这可难坏了史官，不过，他们自有取巧的办法。同一部
《八旗通志》中，《兵制志》说八旗创建于甲寅年，而《旗分志》和《职官
志》却说是乙卯年，反正一个以乾隆皇帝为据，一个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
宗皇帝为据，虽说互相抵触，也能相安无事。当然，也有的史官态度比较严
肃，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说法之下，用“臣谨案”的方式记述了“乙卯说”备
考。总之，从清朝中期开始，官书对八旗创建于何时的记载便有了歧议。
近世以来，通行“乙卯说”，认为八旗创建于1615 年，理由是《清太祖
武皇帝实录》记载在前，所以采用此说。但“甲寅说”仅仅因为记载在后就
应该被摒弃吗？近来有人指出，“甲寅说”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的根据
错了。从常理推断，乾隆时出现的“甲寅说”必有所据，而其所据不外前此
成书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实录》、康熙和雍正两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以
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志（初集）》，经查《实录》和《会典》都没有“甲
寅说”，而《八旗通志（初集）。职官志》甲寅年十一月癸酉朔条下记载：
“上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
一固山额真。”在上述内容之后，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实录。”
由此看来，认为八旗建于甲寅年的史官还是以《清太祖实录》为据的，但遍
查不同时期成书的《清太祖实录》甲寅年条下根本没有编旗设官一事，再查
甲寅年十一月朔日并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
“癸酉”。这说明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的史官确实以《清太祖实录》
为根据，只不过是乙卯年误为甲寅年，铸成了一个离奇的大错。在一般情况
下，以史官治学的严谨，是不会闹这类笑话的，由此而推想会不会因为抄官、
刊刻或装订中缺页等技术方面原因所致呢？经核查满文体《八旗通志（初
集）》，发现该处满文的错误与汉文毫无二致。这样就可以判定《八旗通志
（初集）》的错误乃是史官们疏忽造成的，这一错误到乾隆中期修纂《大清
会典则例》终于演化为甲寅年创建八旗之说，连晚清大学问家魏源也宗奉“甲
寅说”，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深远。上述经考证得出的结论虽推翻了“甲
寅说”，但发表未及，还有待治清史者进一步检验。
除“乙卯说”和“甲寅说”的分歧外，史家对八旗创建之前是否先有黄、
白、蓝、红四旗，即旗制究竟始于何时，意见也不一致。传统的看法以《八
旗通志》为据，认为1601 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四旗，其后归附
日众，至1615 年乃析四旗为八旗。另一种看法则认为，1601 年建四旗不过
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开始于1615 年。上述两种观
点的分歧涉及颇广，叙述起来难免繁复乏味，这里姑且从略。总之，八旗制
度是清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八旗创立的时间，中外学者虽然进
行了长时间深入探讨，但尚有不少疑难之点有待继续研究。
（郭成康）
乾隆年间的“越班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四月二十日，先是翰林院，接着是吏部，分别
向乾隆皇帝弘历上奏，报告在五天前的“常朝”时发生了越班事件。乾隆闻
报后十分恼火，即指派专人为承办大臣负责查实，准备对违制越班的人予以
惩处。一时间，紫禁城内沸沸扬扬，接受召见的官员更是人心惶惶，唯恐祸
从天降。
越班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清制，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