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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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郑允端也说：“老瞒雄视欲吞吴，百万楼船一炬枯，”众口一辞，认为
火攻是曹军致败的原因。唐代胡曾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他在诗中说；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瑜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连“长剑”也不必“挥”，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火攻之成，可谓大矣，当
然，诗是文艺作品，并不是史籍。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史籍的记载。《三
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
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焚其舟船”，当然是用火攻了。《三
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更详，既有黄盖深感“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
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的献计，又有“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
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的
火攻准备和诈降经过，更有“烟炎张天，人马烧死溺死者其众，（曹）军遂
败退”的结果记录。曹军败于火攻，可谓凿凿有据，参之司马光《资治通鉴》
等史籍，火攻论可以说是昭然于世，应无疑义的了，诗人所咏，看来也并非
子虚乌有之事。然而，近年来一些论者对火攻论提出了不少质疑，认为曹操
赤壁战败，并不是火攻造成，而是遭遇疾疫的袭扰，军队丧失战斗力所致，
提出了曹军赤壁败退，是血吸虫病造成的。
血吸虫病论者也引据史籍。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
及赤壁战事，就根本未提火攻一事——“（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归”。明言是败于“大疫”。况且，交战一
方的主帅曹操，也不承认因遭火攻而败北，他在赤壁战后曾给孙权一信，其
中云：“赤壁之没，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
国志》裴注引自《江表传》）而曹操之言，并非孤证，《吴书·吴主传》中
也有曹操自烧战船之说：“（曹）公烧其余船自退。”论者由此认定，火攻
之说未可信，疾疫，倒是曹军败北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疾疫”，就是血吸
虫病，理由如下：
一、血吸虫病在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远溯古医籍中周易卦象“山风蛊”
之症以及公元7 世纪初叶的《诸病源候论》，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近
观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研究者在其肠壁和肝脏组织中都
发现血吸虫卵，由此证明，至少在汉时，长沙附近就存在着血吸虫病之患。
根据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域，特别是两湖（湖北、湖南）
地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
二、论者从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推究，认为曹军转徙，
训练水军在秋季，恰好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曹军舍鞍马、仗舟楫，极易
感染。虫体在宿主体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育后才出现典型的急性期症状，
所以训练期间已陆续发病，到了冬季决战，疾病急性发作，曹军疲病交加，
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那么同属水上训练和作战，孙刘联军何以不受血吸
虫病之害呢？对此，论者的解释是：与免疫能力的强弱有关。孙刘联军多南
人，长期居于疫区，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即使发病，症状也不会如此严重；
曹军则大多为北方战士，免疫能力差，所以一触即发，且症状严重，因而致
败。（见《中华医史杂志》1981 年第11 卷第2 期《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
病关系之探讨》）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可疑之处较之火攻论为多。因
此，《新医学》1981 年11 期，《文汇报》1982 年5 月25 日相继载文展开争
鸣，他们认为：
一、曹操训练水军的地点，不在疫区江陵，而在邺（今河南省安阳县境），
那里不属血吸虫病疫区，当然没有感染之虞。
二、曹操烧船退军，史书确有记载，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
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其目的是避免余船资敌。
三、血吸虫病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因天气冷热，时间长短有别，
两个月以上者只是少数，而潜伏期越长，发病时症状也越轻。曹军即使秋季
感染到血吸虫病，至十二月（大战爆发）才发病，症状也不会重了。
四、曹操水军主要来自刘表，多为湖北人，世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与
孙刘朕军的免疫能力不会有什么差别，此外，刘璋补充给曹操的军队，是四
川士卒，也来自疫区，所以，孙刘联军与曹军在免疫能力方面并无高低强弱
之分。
由此看来，目前虽两说并存，看来火攻论较为服人。当然，不能否认“大
疫”、“疾病”也是曹军失败的因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至于这个“大
疫”、“疾病”究竟是何种疾病，这倒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谜”呢！
（沈敖大）
北朝17 位帝后为何出宫为尼？
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以致在封建王朝中早
年出自尼庵或末世遁入空门的尊贵帝后也不乏其人。然而，像北朝中后期那
样，百余年间，仅历魏、齐、周11 帝，竟有帝后17 人出宫为尼，实在世所
罕见，成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是什么呢？
我国史学家和史学界在解释和评说这一历史现象时，存在着一种倾向：
即多以佞佛释之，是媚佛、迷信佛使之。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
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兴广
祠庐，人苦之。”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洛阳，汉未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初步传播，
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和兴盛，至北魏臻于极盛。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正
是东汉谶纬迷信盛行之际，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遍及朝野，
但佛教自传入后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究其原因，中国早期的佛教表现了对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依附性，自汉至南北朝，外来的佛教愈来愈具有中国的
特色，比较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连年战乱，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为佛教的
流传创造了合适的土壤；魏晋玄学所造成的社会清谈风尚，又为佛教崇尚虚
无、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
回之说，很容易使人麻醉。在这个方面，儒教和道教是不能与之抗衡的。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的倡导下，得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的支
持和扶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各代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
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
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根深的教徒，尊佛教为
国教，曾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资赎回。北朝当无例外，以
北魏为例，各帝王大都倡导、弘扬佛法；据史书记载，北魏递传15 主（连同
西魏），几乎每位皇帝均在倡导，且主译经、造寺及刻像之事。如文成帝下
诏复兴佛法，天下承风。大同云岗石窟，成古今无比之伟观。孝文帝于洛阳
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 尺，全山造像142289 尊。
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 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 品，题名为200 品，成为
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
工802366 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
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长安出家；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佛法
而出家为尼。其时洛阳西域僧人不下3000；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时居外国
沙门3000 余人。当时文人学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庙僧人快速发展。从这样
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 帝后的出宫为尼，皆因佞佛使然。
有的学者指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帝
后出官为尼的根本原因。由于北朝各帝崇尚佛教，使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
前增多。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 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 万余所，出家
僧尼达200 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
劳动力，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寺院拥有
大量土地财富、不事生产，却享有门阀世族地主阶层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租
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聚敛财富。
当时无神论者范缜在《神灭论》中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揭露：人民倾家荡产
去求僧拜佛，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耗尽！坏人充
斥，不能禁止，都高颂“阿弥陀佛”！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后的出家为尼，
应与此有关。
近几年来，曹文桂等学者载文指出：如果我们细读史籍，便发现北朝17
帝后为尼的背景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原
因中唯独没有一项与佞佛有关。这些帝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首先是
因为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极有利于染病在身的帝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
帝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
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帝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
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希图入寺寻求政治避
难的。北朝中后期，寺院势力在统治阶级的扶植下发展迅速，僧尼人数众多，
佛寺遍及全国，其中不少佛寺即为最高统治者出资所建，这些御立寺庵皆穷
极奢丽，收容帝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还有大量供后妃役使的掖庭宫女。所以
这里名为寺院，实是帝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帝后只是失去了
内主之尊，而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朝帝后
为尼与被贬人冷宫相比，是一种优待，这无疑会刺激和吸引失败者的帝后入
宫为尼。
还有的学者认为，北朝诸帝的祟佛或灭佛，都是带着特定的目的的。如
魏之太武帝的毁佛，就是因为他发现佛寺有兵器、藏财富、匿妇女，于是诏
诛长安所有沙门，焚烧经像。因此，我们分析北朝帝后出宫为尼的原因，就
不能单归结为佞佛一点，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读者诸君，不知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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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的下落如何？
1399 年6 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大兴“靖难”之师，以破
竹之势，于1402 年6 月3 日誓师渡江。登岸一战，守军崩溃。燕王又顺手夺
取镇江等处，使南京变成了一座孤城。6 月12 日，被建文帝朱允炆免罪不杀
的曹国公李景隆打开了金川门，迎接燕王进城。此时，守卫南京的20 万大军，
不战而降。朱棣一举攻下了南京城。
是时，建文帝于宫中放起了大火，皇后马氏带着7 岁的太子投火自尽。
建文帝正欲拔刀自刎，一说为翰林编修程济等人救护，从地道逃出；另一说
朱棣进宫后，到处收捕建文帝，最后在一片灰烬中扒出一具被烧得残缺不全、
面目焦烂的尸体，有人告诉朱棣，这就是建文帝。
问题提出来了：建文帝究竟是从地道里逃出，还是死于火中？换而言之，
建文帝的下落如何呢？
对于这个扑朔述离的谜，数百年来，史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建文帝确实是亡于一炬之中了。
永乐年间所修之《实录》，说建文帝“已焚死”，到了清代修编《明史》时，史
馆中也对朱允姡б浴胺偎馈崩炊邸�
首创“焚死”说者当数清代的王鸿绪，王氏在其所著《明史稿·史例议》中
，花了大量的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对建文帝在世时所作所为表示深
深的遗憾。王氏认为，朱允姡А芭吧弊诜栽庵谄魄盍撸笠凰懒酥薄�
（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这样的话，建文帝确是非死无疑的了。
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在作《万斯同传》时，也采用此说，并云万斯同本人
也待此说。
然而，还有不少人认为建文帝朱允姡Р⑽椿偕碛谝痪嬷校诿鞔从腥巳隙ㄖ煸蕣＇
逃匿出亡了。
《明史·恭闵帝本纪》中云：“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
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有人就以此为发端，认为既然
已经出现了帝及帝后尸，也就是说，明明知道帝之所终，为何又言及“不知
所终”呢？确定建文帝逃亡。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清代大学者朱彝尊也持建
文帝“焚死”说的。然而，后来一查考，把建文帝“焚死”与逃亡之矛盾揭
示出来的，正是朱彝尊。上引《明史·恭闵帝本纪》中的这段记载正是承袭
了他所著的《曝书亭集》的。
《明史·姚广孝传》中记载着这样一段史料：“十六年三月人觐，年八
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广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
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
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
事禁浦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寻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
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根据这段史料，有人提出：一、如果明成祖
朱棣已经得到建文帝真正的尸体的话，那他又何必坐系溥洽以求建文帝之踪
迹呢？二、如果溥洽伪造其说的话，朱棣就应该以妖言罪状诛之，又何必假
借其他事以久系之，而至16 年不决呢？断定建文帝是逃亡了。
有人还持《明史·胡传》中具有神秘色彩的一段记载来发问。
《明史·胡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
疑之。”于是朱棣便“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
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胡于外“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
寝，闻蹈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
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可见，建
文帝下落不明，乃是朱棣的心病。
据此，有人提出，一、如果明成祖朱棣确定火中有建文帝尸的话，那他
为什么还派人到海内外分途遍访建文帝之下落，而历时20 余年呢？二、胡
来见时，朱棣已经就寝、为什么却急不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良久呢？
就第二点，还有人认为，胡遍访后发现建文帝之确切踪迹，并且建文帝此
时亦无意复国，而后隐匿起来了。
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对“焚死”说也持有疑义。盂氏认为，建文之焚死，
“非真相也！”（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
假如建文帝确实未“焚死”，逃匿出亡，他又能隐向何方呢？
清代大学者钱谦益云：“以文皇帝（指朱棣）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
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钱谦益还认为，建文帝削发即为溥洽。言下之意，
建文帝逃亡后隐匿起来做了僧人，“朝于黔而夕于楚”。（《有学集·建文
年谱序》）
凡此种种，各持一论，那么，建文帝到底是“焚死”、还是逃亡，或是
隐匿为僧呢？他的下落到底如何呢？这确是一大悬案，孰能解之？
（管国忠）
注：据新华社上海1991 年1 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