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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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元传中，均不载其生卒年代，因而对郦道元一生中的重要问题一直未能得
到很好的解决。明清以来，研究《水经注》不乏其人，唯独对其作者缺少系
统的探索，以致他的生年至今还是个谜。其实搞清郦道元生年对研究他的经
历、思想、学术等方面都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的人还
不多。目前各种辞书、专著、人物传记和报刊中，凡述及郦氏生年时都打上
问号，当然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说法是清末民国初杨守敬认为道元卒于北魏孝昌二年（526 年），
年42，上推生于太和九年（485 年）（见《水经注疏·巨洋水》），另一种
说法认为郦道元的父亲郦范约生于北魏神麔初（428 年），男子30 而娶，10
年而字，从而推测道元生于皇兴元年（467 年）（丁山《郦学考序目》，中
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 年）。还有一说认为史载郦范太和中任青州刺
史时道元为总角之年，假定郦范任职于太和二年（478 年）至太和十二年（488
年），则总角之年如在三四年，推断道元生于和平六年或皇兴元年（466——
467 年），如在十年左右，则生于延兴初年（472 年左右）（赵贞信《郦道元
之生卒年考》，载《禹贡》七卷一二三合期，1937 年）。也有以道元生年为
北魏皇兴三年（469 年）说（日本1955 年出版《世界历史事典》23 卷）等。
上述几种说法，以赵贞信之说在学术界几成定论，在我国的公开出版物
中有关郦道元的生年均采用此说，如《辞海》：“郦道元（466 或472？）”；
侯仁之、黄盛章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水经注”选释的说明中：“至
于道元生在何年，史无明文，据推求或在北魏和平六年（465 年），或在延
兴二年（472 年），享年五十六岁或六十二岁。”直至1980 年赵永复发表了
《郦道元生年考》（载《复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一文，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杨守敬谓道元卒年42 岁，上推其生年为太和九年有误。据《水经·河水
注》道元自叙太和十八年（494 年）任尚书郎，曾随高祖北巡，依杨说道元
生于太和九年，时年仅10 岁，显然是不正确的。丁山之说原系推测之词，论
据较薄弱。赵贞信之说主要的根据是郦范任青州刺史的时间，但他所考据郦
范可能任青州刺史前后达10 多年，考虑到对道元总角估计也会有出入，因
此，郦道元的生年前后就要相差更多，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够精确。文章对太
和共二十三年历任青州刺史的人逐加考证，从而确定郦范任青州刺史的时间
为太和八年（484 年）至太和十二年（488 年）间，比赵贞信之说前后缩短七
八年，另对郦道元总角之年（古人在未成年前儿童之称谓）加以论证，据《水
经·巨洋水注》：“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以总角之年，侍节东州，
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
歌既洽，欢情亦畅。。。”这时道元正是少年时期，杨守敬以道元总角之年
为15 岁，赵信假定为十四五岁，与实际情况相差不远，但哪范任青州刺史约
4 年，因而要确定道元15 岁时是在郦范任职之初或任职之末。据《水经·灅
水注》、《魏书·穆罴传》等，道元任尚书祠部时与宜都王穆罴同拜北郊，
其时间约在太和十四五年，郦道元15 岁时似在郦范任职青州之初。如在任职
青州之末，太和十五年时道元尚未成年，不可能任尚书祠部之职。据上得出
郦范在太和八年至十二年间任青州刺史，如太和八年时道元为15 岁，由此上
推，当生于皇兴四年（470 年）左右。这一说法提出了郦道元生年的确切年
代，是以前所不曾有的，但能否推翻赵贞信几十年来的传统说法，尚需经学
术界的认可。有人就不同意用总角之年用以推定郦道元的生年。陈桥驿在《郦
道元》（载《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一文中指出：郦
道元生于何年，历史上没有记载，由于“总角”一词泛指童年，并无确切的
数量概念，所以无法由此推算他的出生年代。历来不少撰述，都曾引过这一
段文字（按指上文所引《水经·巨洋水注》载郦道元“总角之年”的材料）
推测郦道元的生年，其实都并不可靠。虽然作者没有提出郦道元当生于何年，
但显然他是不同意以上诸说中推断的观点的。由此，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之
前，用确凿的证据，提出一个比较符合郦氏生年的实际情况，真正揭开1500
多年前的谜底，恐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王天良）
王羲之终老何处？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大书法家，他博采众长，精
研体势，自创妍美流变、遒逸劲健的书体，被历代书法家尊为“书圣”，他
在东晋永和九年（353 年）三月上已日兰亭修禊时所作的《兰亭集序》，成
为我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在兰亭聚合后两年，王羲之因不受朝廷重用，即
“称病去郡”，而尽山水之游（《晋书·王羲之传》）。然而，工羲之“去
郡”以后终老何处，因史籍语焉不详，史家持论不一。
部分学者认为，王羲之南徙至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时，正值绍兴鉴
湖水利工程发挥作用的全盛时期，其时，绍兴土地垦殖，农业发达，山青水
秀。因此王羡之被这里的山水风情所吸引，曾吟出“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
游”的千古名句。其后，又在此任会稽内史数年，从而得以有机会尽情地享
受这里的自然美景。王羲之决心终老山阴是情理中事。王羲之七世孙、隋初
高僧智永，就因其先祖墓在绍兴云门山，为便于拜扫，便从永欣寺移居云门
寺（《绍兴县志》）。作为王氏后人的智永，其书艺在当时亦堪称大家，尤
其是在技法上创永字八法，对书法的贡献甚大，后人评介其书法说：“以羲
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宣和书谱》卷十七）。作
为书法家的智永所祭祀的先祖当是被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无疑。智永移
居云门寺，可证王羲之终老于山阴。持异议者提出。所谓王羲之因慕稽山鉴
水而决心终老山阴，乃是臆测。因为王羲之所赏叹的地域范围不仅限于山阴，
还包括今日的嵊县、新昌等地。智永所谓之“先祖”，虽则是可能包括王羲
之在内的智永父辈以上的祖父、曾祖等，但因未言明为谁，就不能据此断定
其所言之墓即为王羲之之墓。
另有部分学者据宋《嘉泰会稽志》，认为王羲之非终老山阴而是在诸暨
苎萝。该志卷六载，王羲之“墓在（苎萝）山足，有碑。孙兴公为文，王子
敬所书也”。据《晋书·孙楚传附绰》载：“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
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孙绰是王羲之好友，有孙绰所作之碑文，又与
正史所载相合，当属可信，况《嘉泰会稽志》是南宋著名诗人、浙东史学派
代表人物陆游主持编纂，其史学价值历来评价甚高。然而，有人认为《晋书》
所言之“王”姓者不能妄断就是王羲之，也可能是王羲之的父辈王旷、王异，
昆弟彪之、兴之，或子侄辈徽之、越之等人，甚至包括了与王羲之“不洽”
的王述等。总之，凡是当时与孙绰友善的王姓贵族、闻人都有可能。还有些
持王羲之生卒年为321—379 年的学者指出，孙绰早王氏9 年去世，王羲之不
至于在孙绰生前就请他为自己写好碑文。因此王羲之终老诸暨苎萝说不足
信。
近年来，倾向于终老嵊县金庭说的学者较多，学者们指出此说可信的理
由是：一、可据的史料较多。唐人裴通在《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说：”
（王羲之晚年）家于此山，书楼墨池，旧制犹在。”白居易《沃洲禅记》中
载，越之金庭，“高士名人许玄度、孙绰、王羲之等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
《浙江通志·名胜》载：王羲之好友许询（玄度）闻知王氏隐居金庭，特从
萧山迁来嵊县与王羲之为邻，卒葬于邻金庭的孝嘉乡济庆寺。因而李白有诗
云：“此中久延伫，入剡（嵊县古称）寻王许（《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诗中所指“王、许”该是指王羲之与许询。此外，宋人高似孙撰《剡录》卷
四载：“金庭洞天，晋右军王羲之居焉。”又云：“王右军墓，在县东孝嘉
乡五十里”。此后历代县志均有类似记载。王氏第47 世孙王鉴皓主修的《金
庭王氏族谱》也载：公元361 年，王羲之病逝，子嗣以“右军爱金庭之胜，
胥宇于此，遂埋王于居宅之旁”。王氏5 世孙衡念先祖崇佛道，舍王宅为金
庭观。《族谱》指明王羲之乃“自琅琊迁会稽、自会稽迁金庭之祖”。二、
惟金庭至今留有遗迹。今金庭观旧址右端，还有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
王氏裔孙秀清所建的王羲之墓道和碑坊，观后墓前还有明弘光年间立的墓
碑。金庭观今存山门、大殿及古柏。在金庭及其周围乡村，至今仍流传有关
王羲之晚年隐居金庭的传说。金庭附近有许多地名据传与王氏有关。如华堂
乡（村）、灵鹅村、王罕岭等。今新合乡有十几个自然村以王姓为主，多自
称王羲之后裔。三、王羲之生活在佛道鼎盛之时，当时的官宦、世俗学者也
多精通佛道，崇尚隐逸。王羲之与当时高僧竺道潜、支遁、白道酞等交往甚
密。竺道潜亦琅琊华族王氏出身，与王羲之父辈有交，曾隐居剡山30 余年之
久，其所居乃当时佛道修行者的中心地。支遁亦在沃洲（今新昌，原属剡县）
小岭建寺院，教导僧众百余人。而金庭亦在当时被称为道家第七十二洞天。
王羲之崇尚隐逸，又为便于与高僧交往，其辞官后选中金庭为归隐终老之所
是很有可能的。
有人对嵊县金庭说则持有异议，如，所谓的王氏《族谱》不尽可信，为
何正史不收其碑文，本传也不见载？墓中出土的砖为何是梁大同年间的？等
等。但是，嵊县金庭墓穴犹存，谱牍可稽，王姓后人甚众，史籍记载亦最多，
因此，王羲之终老金庭说，近年来颇有为众所认同之势。国内外许多专家、
书家前往墓地瞻仰，中央电视台也播放过重修的墓地全景。尽管如此，金庭
说仍未是定论。因而，金庭王羲之墓地至今仍只是一个县级文物保护点。
（金泽民）
黄宗羲因何东渡日本？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然而，由于黄宗
羲在其传世的著述中，对其东渡日本的缘由鲜有涉及，因此引起后人争议，
迄今仍悬而未决。
雍、乾间学者，黄宗羲的学术传人全祖望最早提出黄宗羲东渡日本“乞
师说”。南明鲁监国政权临近覆亡之时，曾数次遣使日本，乞师求援，全祖
望认为黄氏参与其中一次“乞师”之行：“是年（顺治六年），监国由健逃
至翁洲，复召公（黄宗羲）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公为赋
《式微》之章以感将士”。（《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近世学者梁启超则持“避仇说”。梁氏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的时间在顺治元
年。这一年，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阮大铖重新得势，便重修旧怨，大
肆报复复社人士发布《南都防乱公揭》事。由于黄氏在《公揭》上名列第二，
所以必然要遭阮之迫害。这就出现“避仇”日本之举（见《饮冰室文集》之
四十《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黄宗羲日本之行确为“乞师”。第一，黄宗羲本人
之著述中虽无明确记载是否参与日本“乞师”之行，但从其《避地赋》和《日
本乞师记》中仍可找出不少证据。《避地赋》叙述他渡日本的路线、情景和
感想。谈到由于日本当时“销兵忘战”，“粉饰隆平”，“风俗侈汰”，而
致使东行毫无成果，不得不“返旆西行”。《日本乞师记》也谈到，日本“承
平久矣”，“多忘武备，岂肯渡海为人复仇”。这说明黄宗羲日本之行是为
乞师复仇，而非“避仇亡命”，只不过是未达到预定的目的。第二，黄宗羲
力主“乞师”。鲁监国政权“乞师”之举，当时曾引起异议，兵部尚书余煌
指责此乃“为吴三桂乞师之续”，黄氏等人则斥余之见为“书生之见”。他
说：“尽忠义士，苦思穷计，俱出于万不得已，若徒以利害相权如余煌者，
真书生之见也。”（《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正惟黄宗羲主“乞师”，
加以他抗清复明之决心，在廷堂之上锥击仇人和发布讨阮《公揭》那种遇事
敢作敢为的性格，以及从亡国臣的身份，是完全可能应召或主动请求东行乞
师的。第三，除经全祖望“始考得之”的史料外，尚有不少明清文献可证黄
氏参与“乞师”。如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所撰《浮光杯记》、与黄氏
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在为抗清营垒中的密友高宇泰所撰《雪交亭正气录》中，
所记乞师日本的某些事，与黄氏《日本乞师记》所记略同。此外，还有被史
学界公认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海东逸事》（明末遗民翁洲老民）、《鲁之
春秋》（李聿求），《国朝汉学师承记》（江藩）、《国朝先正事略》（李
元度）等均载有黄宗羲与兵部侍郎冯京第“乞师”日本之事。至于黄所遗著
述中为何无参与“乞师”的明确记载，学者一般认可黄氏裔孙黄炳垕的揣测：
“抑其时忌讳甚严，欲使起军、从亡、乞师诸大案泯没其迹，以避无妄之灾
耶？”（《遗献梨洲公年谱叙》）
另有部分学者则认为，黄宗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决无“乞师”日本
之举。梁启超曾反驳全祖望的“己丑（顺治六年）乞师说”，指出当时鲁政
权为武将把持，黄氏深感抗清之志难伸，遂于顺治六年秋以清廷要“录其家
口”为由愤然出走，潜归故里，黄氏既已作出这样的抉择，何以时隔不足两
月，却又返向舟山奉使日本？这在情理上讲不通。如此轻于去就，观黄氏一
生行事也全然不符。因此全氏所断言的这一年黄宗羲日本“乞师”是不可信
的。不少学者认同梁氏的分析，并指出全氏之考辨有不少难以自圆之处。如
全氏据以判定黄之东渡日本时间的“冯京第两度乞师日本”之说，虽屡见于
他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冯京第墓碑》及《浮光杯诗注》等文，但未
见他指出立说的史料来源。而且同书与《张苍水年谱》述及冯京第东渡日本
之事，却仅有顺治四年一次，而无顺治六年二度乞师之行。因此，在未找到
确凿依据之前，不能轻信全氏“乞师说”。而较为可信的正是黄氏本人所作
的《避地赋》。因该赋叙述的是黄宗羲现存遗著中唯一涉及自己东行日本的
文字。赋中对“避仇”的时间（被阮大铖斥为党人之时）和原因（阮大铖缉
捕《公揭》签名者），为避党祸的交待是比较明确的。如赋中所云：“遂狺
狺骂为党人兮，祸复丛夫俊及。。。我亦何罪何辜兮，窃独罹此横流”。再
从该赋写作的背景来看。此赋大约作于康熙十三四年间（1674—1675 年），
当时，正值三藩乱起，波及浙江。为避兵祸，黄氏奉母转徙四方。抚今追昔
而作此赋，对入清以来的30 余年间自己的避地生涯作了如实的书写。昔之避
党祸，此时避干戈，今昔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