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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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之横死，岂不惜哉！
（崔建国）
明成祖朱棣的生母是谁？
明成祖即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朱元璋死，手握重兵，雄踞北塞的朱棣
以“清君侧”为名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3年多的兵戎相争
，终于推翻了自己侄儿建文帝朱允姡У耐持危辉径闪舜竺魍醭牡谌实邸Ｋ�
的统治，对明王朝影响重大，为以后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础。这样一个在
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夺权上台，被正统思想浓厚的封建史学家们讥为
“赧颜人上”，斥为“燕贼篡位”，视为“叛逆”。有关各种传说不胫而走，
甚至他生母是谁，也众说各异，难以断言。
旧钞本《燕王令旨》说：“顾予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后孝慈
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明太宗实录》也说：“高皇
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王㭎，次上，次周定王橚。”
《明史·成祖本纪》因之，云：“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
后。”从这些官方材料看，明成祖生母当属马皇后无疑。不过，有的学者认
为其中有篡改之词，不能信以为真（参见吴晗《明成祖生母考》）。
明人王世贞《二史考》说：“《皇明世系》谓太宗、周王为高皇后所生，
而懿文、秦、晋诸妃子。”郎瑛所见的《鲁府王牒》与此相同：“今鲁府所
刻玉牒，又以高后止生成祖与周王。”但他半信半疑，首先仍说明：“太祖
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长懿文太子标，第二秦愍王樉，第三晋恭王㭎，第四
燕王棣，第五周王橚，高后所生也”（《七修类稿》卷一）。《皇明世系》、
《鲁府王牒》皆早佚，是真是假，难以判断。不过，这些材料虽说皇太子等
非马皇后所生，但皆承认明成祖为马皇后亲子。
王世贞《二史考》引他人著作说：“《革除遗事》则谓懿文、秦、晋、
周王为高皇后所生而太宗为达妃子。”即明成祖是达妃所生。《革除遗事》
是明黄佐所作，此书对建文帝下台深表同情，而对明成祖夺权大加贬斥。清
人史学家朱彝尊曾评价它说：“黄佐《革除遗事》与当时记建文事诸书，皆
不免惑于从亡致身二录。盖于虚传妄语，就未能尽加芟削”（见《四库全书
总目·革除遗事》）。可见此书把明成祖说成达妃所生是别有用心的。其可
信程度可想而知。
明末何乔远之《闽书》、谈迁之《国榷》、李清之《三垣笔记》等都根
据《南京太常寺志》，认为明成祖的生母是硕妃。近人傅斯年、朱希祖、吴
晗等也皆主此说。然硕妃之来历史无记载。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就要
看《南京太常寺志》一书是否可靠。查《四库全书总目》，《南京太常寺志》
为明汪宗元所撰，汪宗元是嘉靖己丑（1529 年）进士，官至总理河道右副都
御史。《南京太常寺志》是他任南京太常寺卿时所辑。与明成祖生年元至正
二十年（1360 年）相隔170 多年。在叙述明成祖生母时自然有可能是道听途
说而非第一手资料，因此其是否真实可靠尚难说清。退一步讲，若硕妃果为
明成祖的生母。为何明代除《南京太常寺志》外，其他从未有过记载？
王世懋《窥天外乘》记：“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甚明。而《野史》
尚谓是元主妃所生。”《蒙古源流》则说成祖是元主妃洪吉喇氏所生。“先
是蒙古托兖特穆尔乌哈噶图汗（元顺帝）岁次戊申，汉人朱葛诺延年25 岁，
袭取大都城，即汗位，称为大明朱洪武汗。其乌哈噶呼图汗之第三福晋系洪
吉喇特托克托太女，名格呼勒德哈屯，怀孕七月，洪武汗纳之。越三月，是
岁戊申生一男。。。”说得神乎其神，似乎确有其事。刘献廷在《广阳杂记》
中说：“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翁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
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
之。余少每闻燕主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近人傅斯年所见的明人笔记，
则以成祖为元顺帝高丽妃所遗之子（《明成祖生母记疑》）。这些野史、杂
记是否可靠，难以判断。
（江波）
明代权妃死于何因？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统一王朝。它建于1368 年，至1644 年
灭亡，先后经历了16 个皇帝，272 年。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扫灭群雄，
建立朱明王朝后，为了屏藩皇室，翼卫朝廷，维护其统治地位，洪武初年即
封建藩王，朱元璋死后，皇室内部的争权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实力最强的
燕王朱棣以建文帝“削藩”违反祖制为借口，发动“靖难之役”，以武力从
自己的亲侄儿手中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为了杜绝争权的隐患，巩固皇位，永乐（1403
年）年初即削除藩王的军权，并五次千里出师，远征漠北，打击了蒙古贵族
的侵扰破坏，使明帝国达到了全盛时代，并为其后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基
础。《明史·成祖本纪》云：“（朱棣）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
同符高祖。”充满了对朱棣的赞美之辞，但对他的暴戾恣睢却不置一词。在
永乐八年（1410 年）发生过一件诛戮后宫的惨案，明成祖几乎全部杀死了他
的几位朝鲜籍妃子，其中起因则是为了成祖所宠爱的权妃之死。
关于权妃之死案，说法有几种，不尽相同。
其一，病逝之说。权妃是朝鲜人，《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二条明确记
载朝鲜权氏得封贤妃，全称为“恭献贤妃权氏”。由于她“姿质稼粹，善吹
玉箫”，品貌不俗，故女官王司彩宫词曰：“琼花移入大明宫，旖旎浓香韵
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嚎亮月明中。”（见《明宫词》）由此深得成
祖宠爱。次年，随成祖北征，病逝于临城，葬在峄县（当时未迁都北京）。
权妃虽然病死，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据朝鲜史籍《李朝世宗实录》之说，
宫内有个商人出身的吕氏借此事泄私愤。她曾想和另一个朝鲜籍吕姓的宫嫔
结拜为姊妹遭拒绝而生恨。于是商人出身的吕氏在成祖面前诬告，说权妃是
吕姓的宫嫔把毒药放在茶中毒死的。成祖大怒，不问青红皂白，当即诛杀了
那个吕姓的宫嫔及宫人、宦官多达数百人。事后不久，商人出身的吕氏自以
为得计，和另一宫人鱼氏私通宦者，被发觉后自缢而死。成祖大发淫威，亲
自审讯，连坐者达2800 人之众。许多朝鲜籍的妃子大多成了冤死之鬼，诛连
此案被杀者共达3000 人以上。宫妃的佣人也被抓起来，直到成祖死后才释
放。其中一位韩妃的乳母金黑被遣送回朝鲜，由于“金黑之还，乃得其详”，
朝鲜官方史籍才对这桩暴行有了较详细的记载。
其二，为吕氏毒杀之说。居《李朝太宗实录》十四年（永乐十二年）九
月条记，与权妃同来中国的吕氏，虽得封婕好，但仍忌权氏之宠，勾结宦官，
从一银匠家里借得砒霜，伺机掺进茶里毒杀权氏，遂有永乐八年十月随征归
至临城的不幸变故。此事本无人知，至永乐十一年因两宫宫婢吵嘴泄密，才
真相大白。明成祖对吕氏及其宫人、宦官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尽杀吕氏及宫
中之人。结论很清楚：吕氏嫉妒权妃，暗下毒手。
两处记载截然不同，何种结论更为可信？因缺乏旁证材料，所以至今只
能作一些可能性分析。
据《李朝太宗实录》记吕氏毒杀权妃一事，与《明太宗实录》及《李朝
世宗实录》记载权妃以疾去世的说法并不矛盾。此种意见认为，慢性砒霜中
毒死亡与病死不易区别。若权氏是因持续饮用有砒霜的茶致死，在随征途中
是很难被查出来的，故实录也只能记其得病而亡。《李朝太宗实录》记该事
时间是水乐十二年，距吕氏案发仅一年之隔。事后由明朝太监尹凤及通事元
闵生向朝鲜国王汇报，此时正值权妃其兄永均在明朝，明成祖召见他并告知
吕氏案的情况。永均归朝鲜后，亦向国王证实了元闵生的报告。相比之下，
《李朝世宗实录》所载时间是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已崩，且不说前已定案，
就其源自韩妃之乳母金黑的口述，也值得怀疑。如果金黑出于对吕氏的同情，
隐瞒真情，信口只说吕氏被害是因为商人出身的吕氏的诬告（这种可能性不
能排除），那么，吕氏造成的谋杀案就要说成是成祖制造的冤案了。
至于永乐十九年，商人出身的吕氏、宫人鱼氏因私通宦者，畏罪自杀。
明成祖在审讯知情者时，大家相互诬指，诛连甚广，再次造成了宫廷喋血。
然此事已与权氏、吕氏案没有什么瓜葛了。此外，明成祖晚年宠爱苏州王贵
妃，本想立她为后，但因其红颜薄命，早年去世，“帝甚痛悼，遂病风伤心”。
（见《李朝世宗实录》）无疑，这一沉重打击，过分的伤感，使成祖身心俱
损，克制能力极差。此外明朝宫禁极严，稍有出格便必咎无宥。更何况重刑
逼供，岂能不殃及无辜。
虽然时迁境移，明成祖与朝鲜诸妃的恩恩怨怨早已了结，但是，权妃被
毒杀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客观公正的评论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查实考证。
（傅丰渭）
郦学史上的“戴袭赵书”疑案真相如何？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独特的集大成的古典地理巨著，同时也
是水利学、农业、考古学和文学名著。《水经注》自宋代以来。因历代传抄，
已有残缺，且经、注混淆，讹误甚多，几不可读。明代朱谋（土韦）第一个
为它作注，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刊印了《水经注笺》，这在郦学研究
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代”。入清后，整理研究郦注者蜂起，至乾隆时达到
高峰，涌现出诸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治郦名家。但从1774 年戴震自称
以大典本校今本《水经注》刊出后，世人以《戴氏水经注》与大典本多不合，
而多暗合于赵一清本，颇疑戴氏在四库馆得窥赵校本，其所校本，实窃赵一
清《水经注释》。原上海合众图书馆所藏孙沣鼎校的《〈水经注〉跋》，最
早记载了这一情况。及至后来，“戴窃赵”又引出戴、赵两家皆抄袭全祖望
校《水经注》问题，而对戴震攻击尤甚，众说纷坛，毁誉不一。始成郦学史
上一大疑案。
金坛段玉裁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素以治小学著称，与王念孙同为
“清代三绝学”之一。段氏年岁与戴氏相仿，起初他们只是论学之友，未久，
段氏即师事戴震。戴震谢世后，段玉裁对当时议及其师的言论，每每为之辨
护。他在《与梁曜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诸篇中竭力为戴氏
雪白。至道光咸丰年间，邵阳魏源列证为文，申斥段说之妄，力主戴袭赵说。
同时的张穆在其《全氏〈水经注〉辨诬》中也论定戴袭赵书。仁和谭献
在其《复堂日记》中对疑案的态度，虽持两端，但亦颇疑戴袭赵书。谭献的
观点颇有影响，以致郦学集大成者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要删》的《自序》
中亦谓戴震抄袭。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
负责编撰直隶《河渠书》时，确实看到赵校《水经注》。他认为，戴震厘定
经注，“似非全出因袭”，而全、赵、戴三家校语多相合的原因，是由于所
据的原书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无不同，未足以为相袭的证据。戴震出
于名心所炽，对“郦书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笔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
为错误，后人窃书之谤，亦有激而来也”。（吴泽《水经注校·前言》）此
外，王先谦、梁启超对疑案则持调和态度，撰文从中调停。
30 年代中，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在当时“戴袭赵书”占绝对优势的潮
流中，却是一名拥戴派。他对“戴袭全、赵”的传统说法持怀疑态度，并以
表彰戴震的功绩为自己郦学研究的宗旨。森鹿三在1933 年发表的《关于〈戴
校水经注〉》中，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反证，力图加以修正。1938 年，中国的
郑德坤对森氏此文，在《燕京学报》第十九期发表了《〈水经注〉赵戴公案
之判决》，详尽地陈述了看法。郑对有否“戴袭全、赵”的说法，列举了对
此肯定的证据十条，否定的证据五条，其中对森氏驳斥“戴袭全、赵”说法
的三条结论，郑也作了意见相近的评论。胡适也是一名不随此案潮流的拥戴
派。40 年代后期，他对《水经注》的版本作过深入研究，陆续撰写了《赵一
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水经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纲领》
等文，为戴震辨诬释疑作了详细考证。
解放以来，对这桩历史公案仍以袒赵派居众，如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
证》，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编写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等书，均作如是观。然亦有经多种版本
校勘，全面评析此案者，如钟凤年考证，戴校殿本虽称为据大典本所证订，
实则戴氏所提问题4400 多条中，其所改确与大典本相同的仅约720 条，此外
明言据他书以改正者约240 条，其余3000 多条只能说别有所据。并列举证明，
殿本乃于大典本外兼采黄省曾诸本杂凑而成，并非独采自赵校，只是采自赵
本特多而已。后之学者未能了解真相，往往以为只是多暗袭赵校，乃由于未
经就黄、吴以迄全、赵各本全对证之故，以此归咎戴氏实非持平之论。（《评
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2 期）张重威在以
诸本互校后则认为，“魏默深、张石洲、杨惺吾诸家讥谪东原伪托《大典》
之说，可以毅然论定其不诬矣。至于谓东原盗袭诚夫，然亦确有出于东原之
自行考订及根据归有光之校本者，不能指为润色也。又有校补之处确为全氏、
赵氏及各家校本之所无者，王氏各校已经说明”，谓“异书特出，百数十年
之症结涣然冰释”（《默园〈水经注〉校勘记跋稿》，《学林漫录》第八集），
对疑案作了中肯的分析。
全、赵、戴等人早已作古，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王国忠）
质疑篇
徐福有没有东渡日本？
中国和日本有着2000 多年交往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究竟是谁最
早东渡日本？
若干历史和传记都提到了徐福。百余年来徐福其人其事，特别是他有否
东渡日本，引起了中日学者的兴趣。
我国最早叙述徐福史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淮
南衡山列传》和《封禅书》提及：秦始皇东巡琅邪，“遣徐市（徐福）发童
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并称“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
悲痛相思”。没有讲明徐福到了何处。尔后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说，
徐福到达的是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迁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
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
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
不可得至”。
当时，中国大陆和亶洲已有来往，它的位置，东晋葛洪《枕中记》认为
“对东海之东北岸”，唐人《括地志》认为“在东海中”，后人以为是台湾
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但很多人说是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