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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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但有人说,段芝贵确曾献女给袁,但此女名翠凤,翠凤与翠喜系姊
妹。
有的说载振确曾收一名妓,但此名妓并非段芝贵所赠,而是袁世凯所赠;
并非在庆亲王奕劻生日之际收受,而是在载振出使奉天,路过天津之时收受。
袁世凯权势日重,清廷心有所忌,于是派载振出使奉天,密查袁世凯的
举动。袁世凯树大根深、耳目遍布,载振尚未动脚,袁世凯已接到密报。袁
打探到载振喜的是美色,于是在载振路过天津时,将重金购得的名妓杨翠喜
相赠,果然正中载振之下怀。载振在温柔乡中,其乐也融融,对袁感谢不尽。
据说载振回京后向慈禧说了不少袁世凯的好话,说袁不但忠心耿耿,且夜夜
烧香祝祷老佛爷万寿无疆,云云。
御史赵启霖说段芝贵献女送载振,自属“任意污蔑”,“咎有应得”。
若果然如是,又何以解释罢载振尚书及罢段芝贵巡抚呢?若赵启霖奏报属
实,既罢尚书、巡抚,为何又罢一御史呢?公案成了一桩疑案。
(华强)
秋瑾生于哪一年?
辛亥革命时期的伟人行列中,秋瑾是屈指可数的女革命家。对于她的光
辉业绩,包括文事武功、崇高品格以及卓越才能,学术界无不予以高度的评
价。但是对她的生年,却意见纷繁,争论颇多,几乎成为史学界的一桩悬案。
一、秋瑾出生于1879 年。
此说始见于吴小如的《秋瑾烈士生年考》一文(载《文汇报》1961 年10
月24 日)。邵雯在《秋瑾出生年代初考》(《历史研究》1978 年第24 期)
一文中,又对此说法作了较详细的论证。他们的主要论据是:1、秋瑾系在其
祖父宦游福建期间出生的,据《福建云霄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秋瑾祖父
秋嘉禾赴福建云霄县任职时间在光绪四年(1878 年),“第二年生一女孙”,
则秋瑾应生于1879 年;2、从秋瑾结婚时的年龄推算,秋宗章在《六六私乘》
中说其姐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五成札”,“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
据此向前推算,秋瑾也应生于1879 年;3、秋瑾本人在诗作《泛东海歌》中,
有如下诗句:“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此诗写于1904 年秋瑾东渡日本
留学期间,也可以证明她生于1879 年;4、根据《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
的有关卷宗,秋瑾供词自称自己“年二十九岁”,也可推定其生年为1879
年。
二、秋瑾应生于1877 年。
此说系郭延礼在《秋瑾年谱简编》(载郭著《秋瑾诗文选》,人民文学
出版社版)中明确论定的。郭延礼主张,考前人生年,一般当以亲笔为据;
在有关秋瑾生年的诸种说法中,大多缺乏直接史料根据,唯独1877 年说由秋
瑾本人留下了最珍贵的亲笔史料。1904 年(光绪三十年)秋瑾写给盟姊吴芝
瑛的《兰谱》中自称:“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日卯时生”。据此,则秋瑾
生年当为1877 年。这一《兰谱》,确系秋瑾亲笔填写,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有实物可证。郭延札还认为,这一生年与秋瑾诗中“愧我年廿七”以及《供
词》中的“年二十九岁”并不矛盾,因这后两处所记年龄,均系秋瑾留学日
本以后的事,当以周岁计算的。
三、秋瑾的确切生年应为1875 年。
此说最初出于秋瑾幼弟秋宗章所作之《六六私乘》,其中写道:“伯姊
实生于闽,时为光绪元年(即1875 年)夏正十月十一日也。”
近年,秋瑾胞妹秋珵女王慰慈在《关于秋瑾的确切生年》(《解放日报》
1981 年5 月14 日)一文中,摆出不少史实,进一步论证了秋宗章《六六私
乘》中关于秋瑾生年的记载不诬,强调指出秋瑾确实生于光绪元年(1875 年)
夏正十月十一日。她列举的理由是:1、其母秋珵生于光绪四年(1878 年)
阴历三月初一日,据此,秋瑾作为秋珵之胞姊,岂能生于1879 年?至于秋瑾
生于1877 年说也不能成立,因秋瑾生日为阴历十月十一日,若她生于1877
年,则姊妹前后相距仅不到半年,不符合十月怀胎的常理。2、秋珵在世时,
常同王慰慈兄妹等人谈起秋瑾少年时代的往事,其中有一则是:秋瑾童年时,
其父秋寿南曾请一位算命先生给她们姊妹俩测字算命,秋瑾比妹妹大三岁,
属猪,因鼻梁上一段骨节微隆突,算命先生看相后,说她“命宫祚薄,三十
三,命中关”云云,当时家人并未介意,不料后来竟不幸言中,果然在虚龄
三十三岁遇难。秋珵每当谈起这段往事,总为胞姊的“命乖运蹇”而长吁短
叹,黯然神伤。据此,更证实秋瑾确实生于光绪元年(1875 年)夏正十月十
一日。
王慰慈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晨朵在《关于秋瑾出生年
月的一点补充》(载《解放日报》1981 年6 月18 日)一文中。认为王慰慈
的意见“很有说服力”,并依据本人向秋氏家族访问调查所得,对秋瑾生于
1875 年说又作了如下补充:1、徐自华于1908 年春在杭州所撰《鉴湖女侠秋
瑾墓表》云秋瑾卒岁“年仅三十有三”十分可靠。其根据是:徐自华为了实
践与秋瑾生前“互订埋骨西泠之约”,当年冬由杭州来绍兴,迁运停厝于常
禧门外严家潭的秋瑾灵柩时,秋兄誉章是随同前往杭州营葬的。徐自华撰烈
士《墓表》,对其生年总不会凭空杜撰,况且秋瑾胞兄亦在场,即使有错误,
也会提出疑义。2、另据秋誉章次孙秋仲英说,他家有“家谱”,载明其祖父
(秋誉章)比大姑婆(秋瑾)大二岁,一属酉(鸡),一属亥(猪),肯定
无误。可惜的是,秋氏家谱在“文革”中抄家被毁,不然又多了一有力佐证。
晨朵还认为,秋宗章《六六私乘》中虽有若干含糊失实处,但至少对秋瑾生
年的记载是十分可靠的。因秋宗章当时是应南京国民党党史馆之约而写的,
落笔之前特地请假赶回绍兴偏门外峡山村家中,向其嫂张淳芝(即秋誉章妻,
小字顺姑)仔细打听。而张淳芝同秋瑾的姑嫂关系甚密,不仅亲自参加秋瑾
出嫁时的婚礼,后来还资助过秋瑾的革命活动。根据她的回忆,由秋宗章在
《六六私乘》中写下的秋瑾生年,即光绪元年夏正十月十一日,应该认为是
正确的。此外,陈旭麓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辞典》,在《秋瑾》条目中,
对她生年也采用了1875 年说。
上述三种说法,在史学界较有影响,至今仍各执一端,莫衷一是。除此
之外,秋瑾生年尚有作1876 年说(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学及
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师合编之《中国文学史讲稿》近代部分)和1878 年说(见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者。但后两种说法尚未作充分论证,
故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看来,秋瑾生年之谜,尚有待于继续挖掘史料以论证。
(陆方闇)
秋瑾有没有写过《绝命词》?
到绍兴去参观和畅堂十八号“秋瑾故居”,可以看到那里展览着宋庆龄
于1979 年8 月应请写下的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
能跨马提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对这一名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秋瑾集》时,刊作《绝命词》,
并附有如下注说:
“此据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1907 年7 月29 日)清浙抚张曾扬复
贵福电(见《大通学堂党案》、《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录印。按:当
时报刊所载皆作‘秋雨秋风’,唯以后灿芝本作‘秋风秋雨愁煞人’。题从
灿芝本。此断句据当时报载系清吏逼供时,秋瑾不语,书此七字作答(关于
有无供词说法不一)。现姑作断句列此。”
所以,究竟原句是“秋风秋雨愁煞人”,还是“秋雨秋风愁煞人”,以
及秋瑾到底有没有写这断句,这是一个谜。
光复会发起人和领导人陶成章,因浙案逃亡海外,于1908 年10 月在缅
甸仰光任《光华日报》主笔时所写《浙案纪略》文中,曾最早提出过怀疑和
否定,说:“(绍兴知府)贵福使山阴令李宗岳提讯瑾,瑾不作一语。‘秋
雨秋风愁煞人’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按照陶的说法,这七字句是
假的,并非秋瑾所写。
但过了29 年,秋瑾的异母弟秋宗章于1937 年在《越风》第八至十期上
发表连载的《大通学堂党案》文中,又说是真的。说:六月二十日(按:即
秋瑾就义后14 天)浙江巡抚张曾扬曾电讯绍兴知府贵福:“。。又报纸中载:
该匪(按:指秋瑾)当堂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
以后绍兴知府复电说:“七字在李令手,已晋省。”根据这一来一回两份官
方电报,秋宗章文中的结论是:“今观于贵福之电,则疑团不攻自破。李令
钟岳晋省后,此七字原稿自己缴呈浙抚存档。辛亥革命,抚院焚毁,当已一
例付诸劫灰矣!”
另据上海《时报》(见1944 年洪文书局版,黄民著《秋风秋雨》一书)
载:“此次秋瑾始终无口供。山阴县令问女子何以要革命,秋瑾答是男女平
权的革命,非政治革命。又令其将平日作为用笔书写,秋瑾但书秋字;又诘
之,又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云。”
光复会员陈去病,是清末1908 年初在杭州参加与营葬秋墓者之一,他当
时写《鉴湖女侠秋瑾传》中也说:“有见之者,谓初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
风秋雨愁杀人’句。”但他没提供谁是“见之者”。
秋瑾在浙江吴兴浔溪女学校执教时的学生、革命盟友徐双韵在1959 年7
月发表《记秋瑾》文中写:“秋瑾拘在卧龙山女狱内,未几被贵福提去审问,
百问不答。最后讯以朋友姓名,就答:‘你也常到大通,并赠我‘竞争世界,
雄冠地球’对联,同在大通拍过照相。’贵福遂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
李钟岳审问,秋只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别无他语。贵福以李钟岳不
肯逼供,势难深文周纳,逮捕党人,乃敢派幕友余某严讯。秋瑾只说‘革命
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的豪语,咬牙闭目,忍受酷刑。余某得不到革命秘
密,只得用伪造供词,强捺指印结案。”
我国文史资料搜集家郑逸梅在《我所认识的王灿芝》(见北京《团结报》
1982 年4 月17 日)文中介绍:清嘉道年间娄江陶澹人著《沧江红雨楼诗集》,
其中有《秋暮遣怀》诗一首,原句如下:
人生天地一叶萍,利名役役三秋草。
秋草能为春草新,苍颜难改朱颜好。
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
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出门拨剑壮槃游,霜华拂处尘氛少。
翰凌五岳暮三洲,人世风波岂能保?
不如归去卧槽丘,老死蓬蒿事幽讨。
因为这诗第七句为“秋风秋雨愁煞人”,从而认为秋瑾这一名句源出于
此。也就是说这诗句并非秋瑾的亲作。
又,郑云山在《秋瑾史事散论》(刊《上海师院学报》1980 年第2 期)
文中认为:“这七个字并非描写自然环境或触景生愁之作,而是在比喻祖国
当时处境之悲之险,以及秋瑾内心的忧虑焦急。”
(晨朵)
秋瑾是怎样被捕的?
1907 年7 月,秋瑾与徐锡麟分头准备于浙皖两地举行反清起义。徐锡麟
在安庆仓卒举事,枪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遇害。清政府得奸人密报,派兵
包围了秋瑾所在的绍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了。在敌人严刑审讯时,她坚贞
不屈,视死如归,两天后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秋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
驱之一,然而,这位女界英烈是怎样被捕的?历来众说纷纭。
有人说她曾“开枪拒捕”。此说最早出于绍兴知府贵福之口。贵福得知
绍兴学堂和革命党有牵连的密告,星夜渡江,晋省告变,然后会同山阴、会
稽两县县令和省兵管带徐方诏的400 余人查抄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后,又是
他们三人连夜开堂审讯,拟电请示浙江巡抚张曾扬后处决秋瑾。他在发布的
《安民告示》中说:“秋瑾竟敢开枪拒捕。”(《秋瑾史料》)
也有人说少数学生拒捕,而秋瑾未拒捕。清兵包围学堂时,学堂内尚有
学生10 余人,有的出后门游泳而逸,有的出前门持军械拒敌,但秋瑾居内舍,
为清兵所执。(见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三)“唯有体育会女教员秋瑾,
闻声知警,躲入校内紫草房中,兵勇复四处搜查,亦被捕捉。”(《徐锡麟》
附录)还有的说当时并没有交战。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一些目击者的记述。著
名史学家范文澜的家就在大通学堂附近,相距不过百步之遥。当时他哥哥范
文济是该校学生。事变发生时,范文澜曾亲往操场观看,看到“满操场的都
是兵”,未见激战场面,只是听到几声枪响而已。(见《中国妇女》1957 年
第8 期)大通学堂学生朱赞清,当时刚刚吃过早饭,听到枪声后从学堂逃出
来,他在后来回忆说,学生们从大门往外跑时,遇清兵阻击,有两人中弹,
一个腹部中弹后落入河中淹死。(见《大通师范学堂》)佛奴在《秋女士被
害始未》中记述了某君于外出归途中亲见秋瑾被捕的经过:“贵福带兵四百
余名,围住大通学堂,学生出逃,当即枪毙多人。秋瑾与程毅等出面诘问,
均被拘去,沿途肆意殴打。行至某处,一兵将手枪二支掷于道旁,指为女士
裤裆中落出。”既然双方并未交战,秋瑾也就不会“开枪拒捕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束手就擒”。陶成章的《浙案纪略》说:当清兵包围
大通学堂时,如果秋瑾“召集体育会之学生,犹足以杀贵福而占领绍城,虽
无大有为之处,犹愈于束手待毙”。说秋瑾是束手就擒的。冯自由所著《革
命逸史》也说:浙江巡抚张曾扬派兵渡江,赴绍兴围捕。消息传来,秋瑾令
学生把枪藏起来。众学生都劝秋瑾出奔,秋瑾不答,众学生散去者数十人。
清兵至学堂,又有学生劝秋瑾向后门乘船渡河而逃,秋瑾神色自如,只令学
生及办事员先走,自居内室端坐不动。清兵攻入前门,秋瑾束手就擒。陶成
章是浙江革命党人,在光复会中有重要地位,且与秋瑾过往甚密,他的记述
影响极大。冯自由是秋瑾参加同盟会的介绍人,所记不能不信。此外,秋宗
章《六六私乘》亦持此说。多年来,史学界对秋瑾的被捕经过,一般都采“开
枪拒捕”之说。有些秋瑾传专门有一节“血战大通校”,说秋瑾率领学生当
场打死清军几十人。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秋瑾》也说:“秋瑾
和少数学生持枪械同清兵搏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死两人,终因众寡悬殊,
抵抗失败,秋瑾及程毅等六人不幸被捕。”至于一些描写秋瑾的电影、剧本
等文艺作品,更是绘声绘色,细致入微了。
近年来,史学界对秋瑾“开枪拒捕”之说提出了疑问。郭长海于1982
年第12 期《学术月刊》撰文认为:秋瑾在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风声日紧的
情况下,采取了应变措施,如销毁光复会文件、革命党人来往函件,将学生
操练用的枪枝弹药数十支藏匿。她要渡过难关,静待一周后的全省大起义。
从被围的客观情况看,也不存在武装拒捕的可能性,清兵400 余人,而大通
学堂在校学生只有10 多人;案发时清兵一无伤亡,学生中只有两人在越河逃
跑时中弹伤亡,当时与秋瑾同时被捕的还有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