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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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真的，问题是“讣告”自然出自胡传家人之手，绍之坚持其父是因病
而亡的，所以，“讣告”理所当然按绍之的口径公布。
铁花公胡传既然是病死的，但为什么江冬秀说他是在军中被砍头的，而
胡适为什么说他是抗日保台的“殉难者”？胡适研究专家石原皋在《闲话胡
适》书中亦说“铁花公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
（大海）
林怀部为何枪杀张啸林？
1940 年8 月14 日下午一时三刻，大汉奸张啸林被他的保镖林怀部枪杀
于上海格臬路（今宁海西路）214 号寓所。林怀部为何杀死主子？是出于私
人恩怨、激于义愤，抑或受人指使？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是杭州拱宸桥一带小流氓，后举家迁往上海，
又同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拉上关系，很快就成为上海滩上的一霸，1927 年，
蒋介石背叛革命，张啸林充当急先锋，双手沾染革命人民的鲜血，从而赢得
蒋介石的青睐。抗战前夕，蒋介石指使杜月笙拉黄金荣、张啸林前往香港，
黄以年老多病为名，留居上海，“闭门谢客”，张以为这正是他夺取上海地
盘的良机，决定留在上海。上海成为孤岛后，张勾结日本侵略者，为日军收
购急需的煤炭、大米、棉花等重要物资，大发国难财。1929 年底，张在日本
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准备策划建立浙江省伪政府，自任省长。国民党特务探
悉后，决定除奸杀张，但经多次策划袭击，皆未成功，直到8 月14 日这一天
张终于为其保镖林怀部击毙。
然而，林怀部为何要枪杀张啸林？
据林怀部自供说，他因为受到风寒，发了寒热，向司机领班阿四请假，
阿四不准，两人吵了起来，张啸林在三楼听到吵声，探出头来询问，林如实
相告，张却庇护阿四，骂林忘恩负义，下令缴林的枪，叫林滚出去，林“以
饿死不如犯法，乃瞄准开放一枪”。照林怀部的自供，似乎这一案子是出于
个人的恩怨，与他人无关，没有政治背景。但张被杀隔天，上海滩上的大大
小小报纸喧腾了好一阵子，或说林是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指使，或说林枪杀张
是得到杜月笙的默许。
杜月笙的姑表兄弟万墨林在杜往港后为杜宅的总管家，70 年代，他写了
一本《沪上往事》（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书中说，“林怀部和我毫
无渊源，而且彼此并不认得，可以说连泛泛的点头交情都没有。”他认为林
怀部杀张啸林纯粹出于发泄私忿。章君毅著的《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
出版社出版）也矢口否认林怀部枪杀张啸林与杜月笙有关系，当时上海军统
特务头目陈恭澍在80 年代著有《上海抗日敌后行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一书，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说林怀部枪杀张啸林的行动与军统没
有关系，在当时上海“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化名，从来没
有林怀部这个人”。
林怀部究竟同军统或杜月笙有没有关系？尽管陈恭澍不承认这是事实，
但在其书中也不免透露了一些材料。他说在1940 年五六月间，曾经接到，“行
动第二大队”的报告，说：“已经在张某（张啸林）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
也提到就是张某众多保镖中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也不需要支援，一待
遇有机会，便可相机行事。”张被杀后，陈恭澍又接到“第二大队”书面报
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这些材料似乎
可以说，林怀部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他杀张是接受军统特务
指使的。尽管陈恭澍当时并不清楚，但他的手下特务与林怀部是有联系的。
根据汉奸汪曼云、马啸天在上海市监狱服刑期间所写的供词撰写的《魔
窟——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一书的作者说：“张啸林的死，还是逃不了
杜月笙，因为有万墨林轧脚在内，打张的刺客，就是张身边的保镖，这个保
镖是由万墨林通过张的汽车司机介绍给张的，他打张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经
过精心布置的特务行动。”“不必说自然是得到杜的同意的。甚至是杜的指
示。”书中根据汪曼云的交代，说万墨林被汪伪76 号特务逮捕后，曾对汪表
示要自杀，其原因是以免泄露刺死张啸林的秘密，败坏其主子杜月笙的声誉，
而在《沪上往事》一书中，万墨林却回避了这一事实。
要了解张啸林被杀的真相，看来还得查问林怀部其人，万墨林在《沪上
往事》中说：“林怀部因为连杀二人被判长期监禁，抗战胜利后他获得释放。”
并自认为，有功于国家民族，托人来请万墨林推荐，其后，下落不明，据说，
解放后他留在大陆，曾在苏北某农场劳动改造。
（大海）
陈布雷自杀真相如何？
1948 年下半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11 月13 日，一个初冬的深夜，寒风凛冽。在南京湖南路一所豪华的住
宅内，一盏幽暗的壁灯映照着一个纤弱瘦小的身影，只见他缓缓地拿起床头
的药瓶，终于发下狠心，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160 多粒进口烈性安眠药。他
身着长衫，脚穿布袜，嘴角向下弯曲着，似乎心中隐藏着某种说不出的苦衷，
直挺挺地仰卧在冰冷的床上。这位自杀者，就是曾主编过《天铎日报》、《商
报》、《时事新报》并以鼓吹革命、积极反帝见称于世，后又担任蒋介石侍
从室二处主任、秘书长等要职的国民党上层人物——陈布雷。他找到了自己
的归宿：自杀，就是他最后的选择。
陈布雷自杀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报社即以“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为题发布了消息，但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由于陈布雷生前性情孤僻而又自
鸣清高，从不愿让人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加上在他死后，国民党当局又严
密封锁消息，致使陈布雷的自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多少年来，很多
人都想解开这一谜团，但由于立场、观点、观察的角度和运用材料等的不同，
并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世人多从分析当时的局势人手，认为国民党每况愈下的统治和面临崩溃
的局面，是陈布雷由绝望而自杀的根本原因。唐人先生在著名的《金陵春梦》
一书中写道：“陈布雷已感到前途绝望，他忍不住个人所受的痛苦，他决心
自杀了。”石三友的《金陵野史》也说：“1948 年，国民党统治已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陈感到回天乏力。4 月末，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径自去中山陵
向中山先生作最后的诀别，在座像前肃然鞠躬。不久，他在进退无路的情况
下自杀了。”陈布雷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是陈生前最后接见的一个
人。据袁回忆说：陈布雷自杀的前一天，打电话叫他去，陈用低沉的语调反
复说道：“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一生最大的过错就是投在蒋介石手下，
以致今天不能自拔。”陈布雷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政治，他对袁的一番话是
考虑已久的，乃是他自杀前的精神状态。
笔者认为，从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关系看，也可看清陈之死因。陈布雷自
1927 年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青睐，长达20 年之久。1935 年，蒋介石
的御用机构——侍从室事权扩大，他出任第二处主任，凡蒋介石的重要文告、
讲话、函电以及党、政事务均委托陈布雷主办，直到抗战胜利，侍从室撤销，
整整10 年。在此期间，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屡屡更迭，而陈布雷第二处主任的
要职却始终未动，足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赖之深。蒋对其部属一般最多以
官衔相称，而对陈布雷却以“布雷先生”尊称，以示不同一般。陈布雷50
岁生日时，蒋介石亲笔书赠：“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祝贺。陈布
雷认为蒋介石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一句名言来比喻他，真可谓“知
己”。“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人生观。从此，陈布雷
在蒋介石的礼遇羁绊之下，便至死不悟。当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20 多年
的蒋介石已无法挽救危局时，他审时度势，最后选择了“殉国难”这条路。
陈布雷死后几天，国民党中央报社便发表了陈的全部遗书和部分杂记，报道
了陈布雷自杀的真实情况：“陈布雷以死报国。”
对这种“殉国难”的说法，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照他们看来，陈布雷自
然是精神崩溃的结果，实是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其理由是：（1）陈布雷因
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由于长年劳累，用脑过度，严重
的失眠症更使陈布雷疲惫不堪。同时，对前途的担忧也增加了他精神上的压
力，时间一长便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精神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
最终导致了他神经中枢的崩溃。1948 年4 月，国民党政府改组；6 月，陈布
雷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国策顾问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但是
入夏以后，陈布雷再也打点不起精力去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公务了。他这台“机
器”已不能“超负荷”运转了。他曾请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院长粟宗华
去看病，诉说自己长朗失眠，精神忧郁，不知有无良方。粟劝他不要胡思乱
想，就能克服一切妄念，但他未能听从医生的劝告，却服药而死。（2）陈布
雷在给蒋介石的遗嘱中写道：“今春以来，。。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
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
而贻误公务，何不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因此，从陈布雷的遗嘱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感怀时局的话，却每每感叹自
己体弱多病的身体来看，陈的自杀决不是为了“殉国难”，只不过是因疾病
缠身感到痛苦而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
有的学者则提出，陈布雷自杀是为了消除国民党内部分裂现象而遭讥讽
后的绝望行为。陈布雷自1927 年人蒋之幕僚后，一直身居要职，身处国民党
最高权力的核心，耳闻目睹了许多内幕。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和贪
污腐化等现象十分反感，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多次流露出了忧愤的心情。他
觉得国民党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故而内心苦闷，虽想多方加以调停，
但始终未有结果。失望中也只能发出“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不如
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的感叹。就在临死前的短暂时刻，他还郑重其事地为
蒋介石撰写《三陈磨擦情况》汇报。多年来，台湾史学界对陈布雷自杀的原
因一直这么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参与一切机密，同志间一
切对于蒋的指责，如同身受，使他痛苦耻辱尤甚。陈布雷企图消除党内离心
离德现象，但反遭讥讽，于是绝望而自杀身亡。”
有的学者还试图从生活上来揭开陈布雷的自杀之谜。陈布雷与先后两位
夫人一共养育了七子二女，所以家庭负担很重，最初靠笔耕及祖产为生。抗
战以后，在重庆完全依赖官俸，而山城百物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因此生活
十分俭朴、拮据。蒋介石在逢年过节时，对他虽有所馈赠，但为数有限。陈
布雷经常穿的是旧衣服，戴的是一顶旧礼帽，只有逢到出席重大会议或典礼
时，才换穿一套藏青哔叽中山装，算是他的礼服了。陈布雷自杀前后，正值
货币贬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家庭
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这种说法以前
曾经广泛流行，现在赞同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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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篇
清初“太后下嫁”是否确有其事？
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说的是顺治朝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
嫁给摄政王多尔衮。博尔济吉特氏（1612—1687 年），史称“孝庄文皇后”，
蒙古族人（父塞桑，受封为内蒙古科尔沁部贝勒），系清太宗皇太极妃，清
世祖福临生母，一生扶立二代幼主（子福临及孙清圣祖玄烨），掌握和影响
朝政达几十年，终年75 岁。多尔衮（1612—1651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
十四子，太宗时封和硕睿亲王。清世祖以冲龄即位后，多尔衮即称摄政王，
于顺治元年（1644 年）统兵入关，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取明朝统治而
代之，并创建了清入关后各项制度，成为清朝政权的实际开创者。
“太后下嫁”之说自明末清初既己流传，清末排满时重又复炽，传播300
余年而未有定论。本世纪30 年代明清史大师孟森著《太后下嫁考实》，力辨
其无，但近代学者中亦颇有以“太后下嫁”为事实者，其所持各端，俱有说
焉。
“太后下嫁”说之背景，在于崇德八年（1643 年）皇太极死后皇位继承
权的激烈斗争。由于皇太极生前未指定皇位继承人，所以他的第十四弟睿亲
王多尔衮、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第九子福临围绕着皇位展开了角逐。
当时作为政治、军事力量唯一支柱的满洲八旗中，三股势力的对比，对
年仅6 岁的福临大为不利：皇太极自将的正、镶黄旗和正蓝旗中，两黄旗倾
向豪格；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表示拥立豪格；多尔衮取
得了两白旗的支持，两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起
初也拥戴多尔衮。但是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首先看准了代善辈份和威望
最高，因而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紧紧拉住代善，使两红旗长支持福临。
继之八旗中力量较弱的济尔哈朗的镶蓝旗也自然听命于代善而倒向福临。然
后因两黄旗系皇太极自将，拥立豪格和福临皆可，也舍豪格而举福临。最后，
博尔济吉特氏使多尔衮改变初衷，拥戴福临。结果是幼主福临即位，是为清
世祖，年号顺治。5 年后豪格被多尔衮构陷，削爵下狱而死，而多尔衮则由
摄政王而封叔父王、皇叔父、皇父，持国柄至死。
从福临即位以后豪格狱死和多尔衮殊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来看，人
们往往以为多尔衮有翊戴之功而豪格则觊觎帝位。但多尔衮为什么要拥立福
临，说者又往往以为与“太后下嫁”有关。这从顺治八年多尔衮死后宣布其
罪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中可窥见。更增加人们怀
疑的是记载在蒋良骥《东华录》中的上述这两句话，后来在修实录时删去了。
与“自称皇父”和“亲到皇宫内院”相印证，南明弘光政权的权兵部尚书张
煌言《建州宫词》有诗云：“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掖庭
又闻册阏氏，妙选孀娃足母仪”。前言太后再婚，后言清俗不讳再嫁，“太
后下嫁”遂成通行之说。
反对“太后下嫁”之说者驳之日：蒋氏《东华录》所记与张煌言诗，不
能作为“太后下嫁”确证。他们或谓“皇父”犹古之“尚父”、“仲父”，
是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谓“皇父”系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
以其定鼎功勋桌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
臣下，非太上皇可比。又“皇父摄政王”满文为Haniamawang，直译为“汗
（君）的父王”，而满族旧俗向有呼尊者为父之例，多尔衮前封之“皇叔父
摄政王”满文为Haniccikeamawang，直译为“汗（君）的叔父父王”，其中
也用了ama（父亲）的称呼。至于后来修实录讳言“皇父”，则是因为实录
修于多尔衮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