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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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突破重重困难，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诸葛亮主要做了两件大事。首先，他除了“躬耕陇田”借以维持生活外，
还博览群书，广泛结交朋友，选择荆州为晋身之地，插入荆州地主集团中去。
当时中原战乱，江东纷争，而荆州却可趋身避乱，所以中原许多人到此，有
利于年轻的诸葛亮广交朋友，砥砺志气。诸葛亮隐居的南阳郡是当年光武帝
刘秀中兴汉室的发祥地，在这里居住就有居帝乡思帝业之感。另外，荆州上
通已蜀，下达江东，政治地位、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由此看来，诸葛亮隐卧荆州是有一番考虑的。其次是对人的选择。诸葛亮从
小受食君禄，报效皇恩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隆中时又系统地学习了经史
子集，逐渐形成了他一整套忠君报国的政治主张。他视“曹操是国贼，孙权
为窃命”，不愿出山事之，却尽全力来发展同荆州地主集团的关系，以等待
时机。由于诸葛亮态度恭敬，才识过人，便很得荆州地主集团头面人物庞德
公、黄承彦等人的赏识。
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无疑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婚姻大事，甚至还牵涉到了家
人的婚事。为此，他在家庭婚姻方面，做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姐姐嫁给了
荆州地主集团中在襄旧地区颇有名望的首领人物庞德公的儿子，庞德公对其
赏识备至，称他为“卧龙”，从此，就在荆州站稳了脚跟，第二，诸葛亮为
弟弟均礼聘荆州地主集团中在南阳地区数得着的人物林氏之女为妻。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他自己择妇结亲，当然要服从既留荆州、又能结交望族这一
政治目的，这也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所以，诸葛亮
娶了那个丑女黄氏。要知道，黄氏之父黄承彦是“沔南名士”，又是荆州地
主集团中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诸葛亮之所以选中丑女为妻，主要是出自
这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黄承彦这位岳父大人在当地有相当声望，这是首
先考虑的问题；二是黄妻蔡氏和刘表的后妻是姐妹关系，做了黄家的女婿，
就攀上了刘表这门皇亲。这二层关系对于想建功立业的诸葛亮是不会不着重
考虑的；三是诸葛亮心有大志，没有过多心思用在儿女情长上面，对妻子的
外貌是不会加以计较的，加上两个姐姐从中撮合，更促成了这一决定。据《诸
葛亮新传》载：当黄承彦当面问及诸葛亮时，他当即“拜谢泰山”，一锤定
音，把从未见过面的阿丑娶了过来，从而为诸葛亮进入地主集团开了“绿灯”，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进身之阶”的。这正应验了恩格斯在评论封
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婚姻问题时曾说过的一段名言：“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动，
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
诸葛亮婚姻的政治本质。
笔者则认为，应该从风俗习惯这一角度来探索和理解诸葛亮的婚姻态度
和动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贤妻美妾”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婚姻习俗。也
就是说，正妻是帮助丈夫来治家立业的，她首先必须具有才德，容貌是次要
的。当才德与容貌只能选择其一时，作为夫君的就应该选择前者。而妾就是
小妻，她们是男人的玩物，对她们来说，主要是能博得男人的欢心，容貌是
她们取胜的“武器”。诸葛亮长期以来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熏陶，在
自己的婚姻问题上，自然摆脱不了“贤妻美妾”风俗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事实上后来也娶了一妾。对于这一点，一般人都避而不
谈，看来是为尊者讳了。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从这一点来看，诸葛亮并非
像人们描绘的那样圣明，他之娶丑女一事也不值得作为一种美德来颂扬。尽
管后人对诸葛亮娶丑女的动机尚有争论，但这桩婚姻对他以后在政治上的发
展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这种政治家的机智也给后人留下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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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为什么喜爱鹅？
每当人们谈起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时候，容易联想起那个广为传诵的
写经换鹅的故事。据说王羲之特别爱鹅。山阴的一个道士养了十几只鹅，有
一天早上，王羲之坐船经过那里见到了，非常喜欢。便去请示道士，想要把
鹅买下来。道士表示这群好鹅是不卖的。不过，如果能替他书写一部《黄庭
经》，那倒可以把这群鹅换走。王羲之立即答应，在那里花了半天的时间，
为道士书写了《黄庭经》，兴高采烈地笼鹅而归。
这个故事，在南朝梁人虞和的《论书表》（见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
卷二所引）、唐初官修的《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资
料中，均有记载，大同小异。另外，在唐人褚遂良编写的《晋右军王羲之书
目》里，甚至有“《黄庭经》六十行，与山阴道士”之语（见《法书要录》
卷三）。事情本身似乎不会是无稽之谈，问题在于，王羲之为何如此喜爱鹅
呢？
古往今来，不少学者多从书法上寻找原因，认为鹅的样子对王羲之的执
笔、运笔很有启发。例如，清代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卷五中的
论述就很有代表性。“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
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加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距，如鹅之两掌拨水者。
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
1933 年，陈寅烙撰写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系统地阐述
了东汉末年以后的300 年间天师道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影响。其中，
对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作了新的考证。他认为这和书法毫无关系，不应该
把两者硬拉扯到一起。古代道家与化学、医药学的关系极为密切。道教徒为
了行长生不死，大量服用丹石，而鹅有解五脏丹毒的功能，故深为道士所重
视，被列为上品。王羲之出自天师道世家，曾“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
石不远千里”。（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作为一个道教徒，王羲之
“书经换白鹅”的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吃鹅，滋补身体，山阴道士养
鹅的目的也在于此。陈寅恪这一名篇的发表，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但是，据《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世说》，以及《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还有另一个喜爱鹅的故事。会稽有个孤姥，养了一只好鹅，王羲之想
要买下来，孤姥不肯答应。王羲之只好前去观赏。孤姥听说后，就把鹅烹了，
准备招待他。王羲之“叹惜弥日”。由此看来，王羲之喜爱鹅，不是为了吃
鹅。对此，陈寅恪是这样解释的：这个故事一定是后人模仿写经换鹅的故事
而伪造的。因为会稽孤姥既然舍不得把鹅卖掉，那怎么又会在王羲之将到时
把鹅宰了呢？前后矛盾，文义不通。
对于王羲之为什么喜爱鹅这个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探寻，才能作出最后
的结论。现在的有关论著，采用前一种观点的占居多数。
（蔡振翔）
三文苑逸事
作品篇
《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的作品吗？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这怒涛滚滚般不可遏制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痛苦的诘问，诅天地咒神祇
雄浑不羁的气魄以及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这震撼人心的诗句就是出
自著名的《胡笳十八拍》。文姬归汉，千古美谈，家喻户晓。然而在中国文
学史上，《胡笳十八拍》是否是蔡文姬所作，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蔡琰，字文姬，汉代文学家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然而身
世悲惨，自幼随父亡命，初嫁河东卫仲道，未二年，夫亡。无子，归母家。
兴平中，天下丧乱，为胡骑所掳，展转流落匈奴12 年，生二子。后曹操用金
壁把她赎回，虽归故土，却抛别了亲生二子。以后改嫁同郡董祀。现存《悲
愤诗》二首，一为五言，一为骚体。另有《胡笳十八拍》一篇。目前五言《悲
愤诗》肯定是蔡琰所作，另二篇尚待研究。
《胡笳十八拍》是否蔡文姬作，历来说法不一。持肯定意见的有李颀、
王安石、严羽、李纲、王应麟、韩愈、黄庭坚、罗贯中等；持否定意见的如
朱文长、苏轼、王世贞、胡应麟、沈德潜等。
郭沫若作话剧《蔡文姬》，著文六谈《胡笳十八拍》，认为《胡笳十八
拍》是蔡文姬所作。他说，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
长篇抒情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如果有过这么一位
诗人代她拟出了，那他断然是一位大作家。郭老认为就连李白也拟不出，李
白还没有那样的气魄，没有那样沉痛的经验。但是文史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归纳起来争论有四个方面：
（一）《胡笳十八拍》所描写，同历史事实和地理环境不合。
第一，刘大杰等指出，诗中所叙“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
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那种汉兵与匈奴连年累月的战事，在那
时根本没有。说明作者对南匈奴和东汉王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东汉末年，南
匈奴已内附。郭老认为，“烽火”“征战”是对乌桓而言，谭其骤指出，当
时乌桓活动范围限于上谷、代郡以东，距离文姬所居的南庭匈奴河套地区尚
远。再者蔡文姬归汉是建安八年，而曹操平定三郡乌桓则在建安十二年，在
时间上也不对头。这与诗中“两国交欢兮罢兵戈”也不符。反驳者认为，文
姬在匈奴时正是“胡、狄雄张”，边境不靖时，诗中所述，怎能不符历史事
实呢？
第二，刘大杰等同志指出，汉末南匈奴分为二支，放扶罗、呼厨泉一支
居河东平阳，在今山西临汾，文姬可能被他们虏去。而诗中“夜闻陇水兮声
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与地理环境不合。
郭老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并认为文姬是被居于美稷一支的南庭匈奴所掳，
即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但《后汉书·董祀妻传》明言，文姬入匈奴是在
兴平二年，其时率众从汉献帝入长安的正是呼厨泉所部的右贤王去卑，说文
姬不是去卑掳去，难令人信服。而美稷事实上在今山西汾阳西北。谭其骧指
出，长城、塞上对南庭匈奴倒用得上，但不论河东、南庭和陇水相去甚远，
绝不相干。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对蔡文
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至胡的也不清楚。这位作者难道还有可能是文姬自己
吗？反驳者认为，不论美稷、平阳都在山西境内，相去不远，匈奴活动范围
达山西北部，内蒙伊克昭盟，陕西北部、甘肃东部，文姬入匈奴后未必长住
平阳。而且诗歌可以有夸大和想象。所谓陇水，本非专名，是指陇山之水，
那么诗中写到长城、陇水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否定者认为，诗中有“戎羯”一词，而羯族是晋武帝后“匈奴别
种入居上党以后才有的名称”，蔡文姬不可能在五胡乱华之前预先知道，辩
之者证曰：《晋书·载记·石勒》中的材料证明，羯族非晋时才有。郭老释
“羯”为“狄”之误，或“鍻”字之通假，根据不足。
（二）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
刘大杰等认为，《胡笳十八拍》不见于《后汉书》、《文选》和《玉台
新咏》，又不见于晋《乐志》和宋《乐志》，六朝论诗的人也没有称述，《蔡
琰别传》也没有引它的诗句，由此断定，唐以前没有此诗，是唐人伪造。
郭老的反驳是：不见著录、论证和征引是因为它不符合“温柔敦厚”的
诗教，为文人所不齿，是靠民间流传下来的。但此说也不稳妥。苏东坡和朱
熹也是文人，却喜欢该诗。反驳者认为，刘大杰这个论证是不科学的。六朝
文献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不能因此否定整个六朝文学。这是过去“辨伪”学
者所习用的一条规律。但这种对古文献鉴定的“默证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类书可能遗漏，选本根本不能包括一切，专书也有作者见闻的限制，有的古
书可能脱简或残缺，按照“默证法”《胡笳十八拍》只能存疑！蔡琰原是有
集子的，梁时尚有《蔡文姬集》一卷，隋时亡佚了，所以才发生问题。南宋
以前无人怀疑《十八拍》，假如其他方面不能证明该诗为他人所作，则“默
证法”的论断便难成立。事实上，“文人”所著录、论述和征引过的东西并
不那么可靠，相反他们所不曾著录论述和征引过的东西，有时更可靠一些。
（三）关于风格、体裁问题。
这是否定派的共同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语言、风格、作家思想与艺术造
诣三个问题。
刘大杰等认为，从语言结构、修辞炼句及音律对偶上看，比起东汉诗来，
更有不同特征。诗中“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两句，炼字修辞
如此精巧，对仗如此工整，平仄如此谐调，东汉诗中何曾有过？“人生倏忽
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在东汉诗赋中，都没有这种
错综句法。用语方面，诗中“泪阑干”是唐时始有的词汇。语句方面，“夜
闻陇水兮声呜咽”是袭用北朝民歌《陇头歌辞》。用韵方面，《十八拍》先
韵和寒韵不通押，和曹植《名都篇》、《美女篇》的通押迥别，也是唐人用
韵方法。
郭沫若认为，《胡笳》中有一些词句讲对仗，颇似后来的七言律诗。这
是最成问题的地方。有两种可能，一是独创，一是后人润色，在她之前四言
五言都讲对仗，七言诗在西汉时已流行民间，为何不能是文姬独创？就算后
人润色也有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有人指出，全诗1200 多字，精练工
整对仗的只有两联，比起同期建安诗人的诗篇不算多，怎能抓住两联就说它
不是东汉风格呢？反驳者认为刘大杰等混同了语言和风格，思想修养和艺术
造诣的关系。语言不能独创，风格可以。体裁受时代限制，但可以在旧文体
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一步。郭老举《乌孙公主歌》证明，文姬是在骚体和七言
民歌基调之上树立了她的独创性。
反驳者又指出：关于“泪阑干”，东汉《周易参同契》、《吴越春秋》
中已有，非唐时才有。关于用韵，上述例子是偶合，《十八拍》无此规矩，
以十三拍为例，四韵通押，怎能说是守唐人官韵呢？而且唐人作近体诗才守
官韵，作古体并不一定遵守。
（四）《胡笳十八拍》是否董庭兰作。
如果胡笳声不是文姬所作，那么《胡笳十八拍》更不是她作的了。刘大
杰引唐刘商《胡笳曲序》的小序：“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
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而董生就是董庭兰。
证明是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琴曲》条云：“刘商《胡笳十八拍》自序：
似董庭兰《胡笳弄》作。”刘大杰进一步证明，曲以拍名起于唐代。最后撰
定《十八拍》琴谱的是陈怀古和董庭兰。最初配董庭兰谱为歌辞的，始于刘
商。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歌辞，产生于刘商之后。
郭老在解释序文时，“增字解经”，改“后董生”为“后嫁董生”，把
创作权给了文姬，但原文无讹脱之迹，是错的。但驳之者认为，刘商这段序
文不可信，如序中所言蔡琰“入番为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