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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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峰特立出尘寰，自古相传云盖山。
不是云来盖山顶，却缘峰峭立云间。
对温陵（泉州古称）文学史研究有年的泉州师专中文科汤兴中副教授在
《泉南诗人林外考略》（《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　年第1　期）一文中，以
诸多证据把《题临安邸》与泉南诗人林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旅邸题询，符
合林外垂虹题桥，旗亭、滩驿题壁的习惯；诗中对南宋群相偏安纵逸的不满，　
在《洞仙歌》里亦有流露：“叹来今往古，物换人非，天地里，唯有江山不
老”，“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思绪相符；诗寓深意于洒脱，　
隐讽嘲于赏悦，“词翰潇爽，诙谲不羁”，风格接近。因此，这首诗的作者，　
较之其他，极可能是上舍生林外。汤兴中的研究，对于解开这一千年悬案，无
疑是非常有益和值得重视的。
（林振礼）　
《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　
人们都知道，胺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满江红》词作者，是宋代民族英
雄岳飞。但是，近代已故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的《岳武穆遗文》
条下，却对《满江红》的作者是否宋代的岳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首
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　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在岳飞去
世（1141　年）后，此词从不见于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突然出现于400　
年后的明代中叶，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同时，徐阶是根据1502　年浙江提学副
使赵宽所书岳坟碑收录的，而赵宽对这首弥足珍贵的宋词之源流出处，却一
无所言，这样，《满江红》也就来历不明了。再说，岳飞的儿子岳霖和孙子
岳珂，不遗余力地搜求岳飞遗稿，但在他俩所编的《岳王家集》中，却没有
收录这首《满江红》，31　年后重刊此书时，仍未收入该词，岂不怪哉？据此，　
余嘉锡认为《满江红》可能不是岳飞所作，而是明代人的伪托。
余嘉锡的考辨，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著名词学家夏承焘于1961　
年撰文表示赞同余嘉锡的看法，并就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进行
寻绎研究，补充余的论断。夏认为，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
夏，并非金国地盘。岳飞要率兵直捣的黄龙府，是在今吉林境内，“这首词
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夏承焘进而考证：在明代，北方鞑
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　年），明将王
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
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这首词出现于明
代中叶，“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1980　年9　月10　日，台湾省《中国时报》发表孙述宇的文章，着重从词
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质疑。孙认为《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
英雄诗，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低徊宛转、失望惆怅，两
者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不像出于同一人笔端，因而也怀疑《满江红》为
伪作。
针对上述论断，一些学者撰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能轻易怀疑《满江
红》的真伪。理由是：　
一，贺兰山同“长安”、“天山”一类地名一样，可用作比喻性的泛称，　
岳飞是把贺兰山当作黄龙府。1980　年12　月15　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苏信的
文章，认为西夏与北宋向来都有战事，派范仲淹经略延安府，就是镇守边陲，　
防御西夏的。这种对峙局面直至真宗、仁宗贿赂求和，才暂告安定。岳飞对
这一发生在50　余年前的历史，当然十分熟悉。《满江红》一词提到的贺兰山，　
是借指敌境也未尝不可，不能简单地当作违背地理常识。
二，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在文学史上是有先例的。如唐末韦
庄的《秦妇吟》，湮没900　余年才看到全文。古来私人藏书，往往自视为珍
宝，不欲宣泄外人，因而某些珍藏的典籍手稿尚未公之于世时，虽有人竭力
寻访，亦不可能备载无遗。再者，岳飞遇害时，家存文稿全被查封没收，后
来虽蒙准发还，也并不齐全。岳飞冤死后，秦桧及其余党继续执掌朝政数十
年，岳飞作品难以在当时传诵。元朝又有其民族压抑的缘故，所以，直到明
朝，岳飞的声誉才更加隆盛起来。因此，岳飞《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
著录，直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并流传，也不足为怪。
三、文学史上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很多。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　
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情
调幽怨缠绵之作。不能以《满江红》与《小重山》词的风格不一致，就断定
《满江红》非岳飞所作。
有人还结合词句，根据史实，考证出岳飞写《满江红》的具体时间。岳
飞30　足岁（1133　年）执掌军事，“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
作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故词中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岳飞
从军后，南征北战，至30　岁时，“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
千里路云和月”一句。岳飞30　岁时置守江州，“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
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而推断出，《满江红》词是岳飞“表达其本人
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　年（宋绍兴三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李安
《潇潇雨未歇——岳飞的〈满江红〉读后》，刊于1980　年9　月21　日台湾省
《中国时报》）　
《满江红》词究竟是否出于岳飞手笔？论者各抒己见，尚难定于一说。
但即使是怀疑《满江红》为伪作者，也并没有抹杀这首词的价值和历史影响，　
都认为纵使不是岳飞所作，《满江红》也仍然值得流传下去。
（苏浙生）　
《琵琶记》作者是否高则诚？　
《琵琶记》是明代传奇中最早的一部杰作。几百年来，它在民间广泛流
传，它创造的赵五娘这一典型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琵琶记》的故事，源于何时，现已无法查考。但是，故事被写成戏剧，　
却是很早的事，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叙述南戏起源于宋光宗时，首
先传世的便是《赵贞女》和《王魁》。徐渭并把《琵琶记》列为“宋元旧篇”，　
下面注道：“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很显然，这与今天流传的
《琵琶记》剧本，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流传的《琵琶记》故事，是叙述新婚
不久的蔡伯喈在父亲的逼迫下，赴京应试，一举夺魁，被牛丞相看中，以女
儿相配，蔡伯喈虽有过推托，但对牛府的豪华生活心实向往之，很快就人赘
牛府，与牛小姐成婚，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此间，他的家乡遭遇大灾荒。他
的父母在饥寒交迫中相继去世。他的发妻赵五娘卖发葬公婆，经邻居张文才
周济才赴京寻夫。由于牛小姐深明大义，赵五娘最后得以与蔡伯喈、牛小姐
团圆。
《琵琶记》的作者历来都被认为是高则诚，字明，号菜根道人，浙江瑞
安人。瑞安原属温州府，温州一名永嘉，地处浙东，因此后人称他为东嘉先
生。
关于高则诚的生平，学术界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
约于公元1305　年，即元大德九年，生于一个隐士的家庭中。其父功甫，可能
死得很早，其弟高旸，伯父高彦，祖父高天锡，均为诗人。高则诚在宦途上
并不那么顺利，到了40　岁左右（元至正四年）才中了乡试，第二年考中了进
士。1348　年11　月，方国珍在浙东起义，江浙行省因为高则诚是温州人，熟
悉浙东情况，命他担任平“乱”统帅府的“都事”。1349　年2　月，高则诚随
元兵南征，讨伐了方国珍起义军。1352　年，方国珍接受元朝封他为“万户”　
的大官后，高则诚才回到杭州。讨伐军中的三年生活，是高则诚生平具有决
定意义的一个转折点。回到杭州后，他觉得做官还不如原先做隐士，决定回
老家去。可是，没做多久隐士，他又被拉出做官，先担任了江南行台掾，后
改调福建行省都事。他一生大约做了10　年元朝的官吏，以后为避兵乱，隐居
在宁波城东的栎社，他的《琵琶记》就是在此时完成的。
高则诚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与他写作《琵琶记》有关。他的
教师是元代大儒黄溍据说曾鼓励他写《琵琶记》。高则诚在江浙行省时，最
接近的人物是他的上司——参知政事苏天爵。明朝开国功臣刘基、宋濂是他
的好友、同学。1368　年，朱元璋曾召请高则诚到南京修《元史》，但高则诚
由于老病，辞职回乡，不久就死于宁波。
另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的生存年代约在14　世纪20　年代到80　年代之
间，即在元代中叶以至明初。《琵琶记》的写作年代已无法详考，但可以确
定是在方国珍起义之后。方国珍最初起义是在至正八年（1348　年），而其攻
占温州，是在至正十年（1350　年），因此，《琵琶记》的写作至早当在至正
八年以后。他一共写了几年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之所以召致他，是因为欣赏
他的《琵琶记》。可见，《琵琶记》脱稿至迟当在洪武元年（1368　年）以前。
由此推知高则诚写《琵琶记》是在元末。《琵琶记》中反映了阶级矛盾，例
如在大饥荒年代中，一方面饿死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这些场景反映了高则诚的亲身经历。
近年来，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琵琶记》作者是高则诚的问题
提出质疑。其根据是，早在元代中叶以前，《琵琶记》一剧就已流行，其作
者并不是高则诚。具体理由为：其一，《元谱》所辑《琵琶记》一剧并非高
则诚所作，《元谱》已佚失，但从一些文献中还可以了解到该剧的基本情节

是：蔡伯喈独占鳌头后，弃亲背妇，马踹赵五娘，后为暴雷击死。而《元谱》
所辑《琵琶记》剧曲词中没有这些情节，并且摆脱了赵五娘为主线的结构。
《琵琶记》的曲词基本上吻合于明清流行的通行本，唯一可能是风靡于明清
剧坛的《琵琶记》剧的祖本，在元代中叶已经盛行，它就是《元谱》所辑的
《琵琶记》剧，其作者并非高则诚。
其二，从高则诚的生平看他不可能撰《琵琶记》。高则诚，字明。在元
代，姓名同为高明者有三人，一般认为元末永嘉人高明即高则诚为《琵琶记》
的作者。关于他的生年，一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　年），一说大德十一年
左右（1307　年），两说均以苏伯衡（平仲）生平来揣测。如他生于1301　年，　
到泰定年间（1324—1327　年），他才二十四五岁；如以1307　年计，仅十八
九岁，即使他少年时期就有文名，但被历代戏曲家奉为曲祖的《琵琶记》，　
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上，或在戏曲艺术方面所显示出的熟谙技巧上，　
都说明这部经纬万端、阅历颇深的作品，是一位深得戏曲三昧的行家所为，　
而不可能出自一个初出茅庐而又毫无舞台实践经验的青年之手。
至于他的卒年，分歧就更大，一般认为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　年），根
据是高则诚去世后不久，其好友陆德肠写了一首悼诗，中有“乱离遭世变，　
出处叹才难。堕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等句，对高则诚死于兵荒马乱岁月
深表惋惜，由此证明，高则诚是殒于元亡前的乱离世变时期，这足以证明他
不是古本《琵琶记》的作者。
其三，从高则诚的交游中，未发现他是《琵琶记》作者的记载。他的教
师黄溍元代大儒，《元史》有传，但查阅了包括《元史》在内的有关资料，　
未见有他鼓励高则诚写《琵琶记》的记述。在他的另一位教师苏天爵传及一
些书籍中，也未见高则诚撰写《琵琶记》的轶事。至于他的知交明代开国元
勋刘基的著述中，虽有他俩过从甚密的叙述，却无高则诚曾撰《琵琶记》的
记载。就连他弟弟高肠以及好友陆德旸和余光臣等人，也无这方面的见录。
那么，东嘉先生是谁？他可能是书会中年长资深、很有威望的老先生，　
是既有文才又熟谙舞台生活的行家。从剧本反映出的“小国寡民”等老庄思
想看，他也许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
（凌筠）　
谁是这一副名联的作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上述名联，原是一副木质抱对，曾留存于明代晚期蜚声士林的东林书院
内。由于它含有勉励人们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政治，二者紧密结合而不
可偏废的深刻哲理，并真实形象地概括了力主改革、志在治国的东林学风和
东林党人的政治抱负，所以经邓拓《事事关心》（《燕山夜话》）一文介绍
后，在60　年代初，就更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这篇杂文被选入中学教材，　
则名闻天下，流传更广。然而，究竟谁应享有这一名联的著作权？至今尚有
歧议：
其一，陈、顾合作。
无锡顾氏家族世代相传说：顾宪成少居无锡宅仁乡张泾桥，其父顾学以
卖豆腐为生。宪成10　余岁时，家贫无力延师，就读于邻家。夜间归家，必秉

烛自课，每每通宵达旦。一次，布政使陈云浦从任所归省，夜宿张泾桥，闲
步街上，看到临街一窗灯火闪烁，不时飘出充满稚气的琅琅书声，深感惊异。
第二天便传见这位夜读少年，当场出对课试。陈道：“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顾答语曰：“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后来，顾姓
中有好事者，便将此联制成抱对，供人顾端文公祠（即顾宪成专祠）。后又
成为东林书院之遗物。据此，有人认为“即使据传说立论，顾宪成也只能分
享一半著作权”。（见1983　年第1　期《文史知识》）　
其二，顾宪成所撰写。
1947　年2　月，东林小学校长顾希炯，同吴敬恒、唐文治等30　人发起，　
重修东林书院的工程告竣之际，顾希炯认为此联是其先人顾宪成所撰写，又
鉴于顾宪成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被革职还乡后，曾与高攀龙等人讲学
其中，因而把名联加以复制，随后又送至东林书院旧址。可能由于上述原因，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此副对联是顾宪成所作。如邓拓在《事事关心》
一文中说：“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1981　年第11　
期《半月谈》杂志登刊《胡耀邦改写对联》的文章、1982　年苏文祥编写《古
今联话》、1983　年张其中收集整理的《对联丛话》等书，亦说是顾宪成所撰
写。直到最近还有人持比种说法。如瞿林东在《东林书院和东林党》文中说：　
“这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副对联，足见他主张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
治结合起来。”（1984　年第11　期《文史知识》）　
其三，否定顾氏撰写之说。
近几年来，有人对此联曾作过一番考证。认为，因它未见文献记载，故
此对上述说法予以否定。如赵承中在《一副名联的作者及其它》文中说：“假
定这副抱对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而题”，那么，“天启六年（1626　年），当
东林书院惨罹‘不许存留片瓦寸椽’（《东林书院志》卷十四）之灾，庙貌
灰飞，廊房电扫、碑坊寸断、书籍风翻；沿堤树木，尽遭斩伐’（《东林书
院后记》）的时候，它何以能逃脱厄运？”“虽然也有少数物件得以从这次
浩劫中幸存下来，如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