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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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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后记》)的时候,它何以能逃脱厄运?”“虽然也有少数物件得以从这次
浩劫中幸存下来,如燕居庙奉祀的孔子牌位;欧阳东凤撰、文震孟书《重修
东林书院记》。。碑刻等。但这在一些志书中都有明文记载。为什么唯独出
自东林党首领人物之手的名联,古人却对它讳莫如深,不著一字呢?”还说: 
“东林书院自创设后,先后修过四种专志,前三种也许已成佚典,雍正十一
年(1733 年),许献等人在前三种专志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二十二卷本《东
林书院志》(光绪重刻本)却仍可见到。东林书院这130 年间的建置规模、
治革兴废乃至题联匾额等资料,书中保存得颇为完备,独这副抱对不见记载。
散见于锡、金两县邑志和一些私人著作中的、可补雍正之未以来东林专志之
阙的各类记述,包括东林书院的石刻碑记,也从未谈及这副抱对或类似于抱
对的其他对联。由此可知,这副抱对不是东林书院遗物。” 
赵氏据《顾端文公遗书》所载,证实陈云浦与顾宪成确有那次课试,但
其内容不是那副对联,而是“一篇时文”。
赵氏说:清人梁章钜所编的《楹联丛话》,是一本“内容丰富,品例详
备”的对联之集大成之书。诚如梁氏《自序》所称:元明以来的对联,本书
“非敢尽谓之,而关涉掌故,脍炙艺林之作,则已十得六七”。该书著录了
无锡祠庙题联多处,其中一则是顾端文公祠的,如“顾晴芬侍郎皋题联云: 
‘立朝与天子宰相争是非,悉宗社远谋,国本重计;居恒共师弟朋友相讲习, 
惟至善性体、小心工夫。’”(卷四《庙祀下》)“梁氏既然收录了此对,

那么,对于共处一祠之内的另一副更具特色的对联,总不至于会被列为下乘
而不录吧?”“况且,格式与抱对完全相同的,书中也不是没有。。,如‘松
声、竹声、钟磐声,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就是一
例。但却没有那一副“气度不凡的对联”。为此,“抱对为顾宪成所撰写的
说法,就失去了它最后的支柱。”(见1983 年第1 期《文史知识》) 
赵氏之说尽管言之有理,可成一家言。但其他说法也并非空口无凭。谁
是谁非,仍有待进一步争鸣与探讨。
(任振河) 
《西厢记》杂剧的作者是谁? 
描写崔莺莺与张珙的恋爱故事的元代杂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
月西厢记》,取材于唐代元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
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数百年来,它所表达的“愿
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深深叩动着青年男女的心弦,连《红
楼梦》里的林黛玉也称赞它“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元刊本现在已无从见到,现存的大都是明人枝订本。也正是
从明代开始,对于它的作者是谁,出现了几种不同说法。元末锺嗣成的《录
鬼簿》认为是王实甫,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及稍后王世贞的《艺苑卮
言》也持有同样看法。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人提出《西厢记》是关汉卿作或
者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和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三种意见。《西厢记》全剧共五本
二十一折,所谓“关作王续”、“王作关续”,意即其中第五本系由王或关
补续。王实甫和关汉卿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因此《西厢记》究竟出自谁人
之手,各家都拿不出证据确凿的理由来,主张“王作关续”最早的明代戏曲
作家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指出《西厢记》第五本“雅语、俗语、
措大语、自撰语层见迭出”,文学风格和语言与前四本不统一。明末卓人月
将《西厢记》第五本和前四本分别与宣扬“始乱终弃”的《莺莺传》作了比
较,认为《西厢》全不合传,若王实甫所作犹存其意,至关汉卿续之则本意
全失矣”(《新西厢》自序),也主张“王作关续”。明崇祯十二年张深之
校正本,更是明署“大都王实甫编,关汉卿续”,到了清初,金圣叹批本《第
六才子书》盛见流行,“王作关续”说也几乎就成了一时之定论了。
解放后,国内比较通行的看法都认为《西厢记》为王实甫一人所作。游
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所谓“王作关续”,是封建统治者对《西
厢记》的排斥和丑诋。谭正壁也认为,《录鬼薄》和《太和正音谱》的说法
是可信的,但他又认为,关汉卿也是作过《西厢记》的,不过不是杂剧,而
可能是小令(《乐府群珠》卷四中,就有关汉卿作的总题为《崔张十六事》
的《普天乐》小令十六支),这就是后人误传关汉卿作或续作《西厢记》杂
剧的由来。从60 年代初开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例
如,陈中凡既否定王实甫独作说,也不赞成“王作关续”说。他认为,《西
厢记》确实原属王实甫的创作,但那不是多本连演的杂剧。元杂剧的通例是
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独唱到底,而现存的《西厢记》却打破了这些限制, 
在王实甫生活的元代前期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再则,《西厢记》与公认为王
实甫所创作的《丽春堂》等剧相比,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有极大的差异。
因而可以推知现存的《西厢记》是在元曲创作阵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戏影

响后,由元代后期曲家改编而成的。其中第五本所用的曲调完全打破了前四
本遵用北曲联套的习惯,唱法也不尽相同,自由运用声腔尤见进步,证明第
五本尤为晚出。不久前,又有人从《西厢记》全剧情节发展的时间上的疏漏, 
结局与主题的不同等方面,论证了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认为《西厢记》, 
在第四本“惊梦”之后便告结束,不仅符合我国传统戏曲的结构特点,而且
改变了当时戏曲作品以大团圆来结尾的通病,否定了夫荣妻贵、衣锦荣归的
封建正统观念,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极其高明,而第五本
的结局,只有在元末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由于重新开放科举仕进之阶而有了
一些变化之后才可能产生。同时,从史料记载来看,无论是最早有关《西厢
记》记载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还是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 
都只摘引了《西厢记》前四本,而没有任何第五本的资料,因此推断“王西
厢”的原本应是四本,金圣叹将第五本定为“续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谢海阳)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吗? 
百回本《西游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奇书”之一。目前较多的意
见认为,它的作者是江苏淮安人吴承恩。但是,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
《西游记》的版本来看,却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有关《西游
记》的明刊本和清刊本,或署“朱鼎臣撰”,或署“邱处机”著,有的甚至
连著者的姓名也没有,只写上校阅人“华阳洞天主人”,或评点人如“李贽” 
等等。那么,该书的著作权又是怎么会归到“吴承恩”名下的呢? 
自从《西游记》问世以来的数百年间,由于它在社会上有十分广泛的影
响,所以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这就
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早在清初,有人就对《西游记》上署名
“邱处机”(或日“长春道人”、“邱长春”、“长春真人”)表示过怀疑, 
但最早明确地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当推吴玉摚凇渡窖糁
遗》卷四中说:“天启旧志列先生(按: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
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
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 
其后,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也说:“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
俗演义》”,“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
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道人之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观其中方言俚语, 
皆淮上之乡音街谈,。。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此外,清代尚有钱大听的
《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丁晏的《百亭记事续编》、纪昀的《阅微草堂
笔记》、焦循的《剧说》、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等,或直说,或假托,或
转引,都对《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有所论述。但他们的基本内容,都没有超
出吴玉摚⑷羁姆段А
诚然,还有人仍主张《西游记》不是吴承恩所作。例如,毛奇龄据陶宗
仪的《辍耕录》而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元代邱长春。王培荀的《乡园旧
闻录》,也十分肯定地说,此书乃“长春真人邱处机作”。但由于他们的论
据并不充分,所以也难以成为定论。
到了本世纪的20 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肯定了《西游记》
的作者是吴承恩。几乎与此同时,胡适在1923 年第6 期《读书杂志》上,发

表了《〈西游记〉考证》的长篇论文,指出“现在《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
‘放浪诗酒,复善谐谚’的大文豪”,而这个大文豪就是吴承恩,并初步撰
写了吴承恩的年谱,第二年的七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说:“《西游记》世
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
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
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
冠其首,便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
者,乃是江苏山阴人吴承恩。”(《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自此以后,鲁
迅和胡适的这种意见,被我国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所承认。
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们在继续探寻《西游记》作者之谜时, 
发现上述结论尚不能令人十分信服。章培恒先生在1983 年第4 期《社会科学
战线》上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打破了我国学
术界多年以来在此问题上的沉默,他在文中指出,主张百回本《西游记》是
吴承恩所作的人,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吴玉摚渡窖糁疽拧泛腿羁摹恫
余客话》,而吴、阮两人据以立论的关键则是天启《淮安府志》中的《淮贤
文目》。可是,我们在《淮贤文目》中只看到“吴承恩:《射阳集》四卷□ 
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样的记载,它仅指明了吴承恩写过《西
游记》,而没有说明此《西游记》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书,也难以知道其确切
的卷数或回数。相反,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
中,却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游记之类著作,而绝非通俗小说。) 
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另外章培恒还根据现有的材料,从研究方言入手, 
论证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不是淮安人吴承恩,而可能是吴语方言地区的
人。
(张兵)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聚讼纷坛近400 年之久,迄今仍无定论。
《金瓶梅》问世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
但因此书丰富的思想内容、娴熟的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日益
引起人们的注目。因此学者们对于探索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着很大的兴趣。
从现有的各种材料记载来看,晚明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
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作,由于这些
看法纯系传说,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过《金
瓶梅》一书乃“出于嘉靖间大名士之手”的话,而研究者们一时又找不出更
为确凿的材料来证明这种推测性论断的不可靠性,因此,尚能迷惑一些人。
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 
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则是指嘉靖年间的
大文学王世贞。据传王世贞的父亲王杼,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为唐
顺之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
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蕃投其所好。书的内容隐射严嵩父子, 
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毕,严世蕃即中毒而亡。这
个故事后来成了“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1932 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

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 
《绣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
梅》都早。由于这一新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们对《金瓶梅》
作者的考辨更为重视。1933 年10 月10 日《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吴
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率先对上述旧说提出质疑。
该文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以翔实的史
料作依据,剖析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根据——《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
族的关系,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非献假图受害,严世著亦非中毒身亡
的结论,就有力地否定了牵强附会的“寓意说”和“苦孝说”,也否定了《金
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的是“山东方言” 
这一点来看,认为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要像当地土著一样使用方
言写出如此巨著是不可能的。他明确提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 
三十年的作品,作者绝不可能是所谓的“嘉靖间大名士”。时隔不久,有不
少研究者撰文支持吴晗的观点。例如,王采石在《民治月刊》第二十期上发
表《王世贞未作〈金瓶梅〉之确证》,说:“《金瓶梅》叙宋代之事俱不得
要领,与王世贞‘博雅’的史学修养存在矛盾。”赵景深也发表了《谈〈金
瓶梅词话〉》一文,确定“笑笑生”为山东峰县人。这样,王世贞非《金瓶
梅》作者,在当时似乎己成为定论。然而,“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
是一个难解的谜。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趋活
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六说: 
王世贞说。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
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
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梅》全书对勘,认为作品所描写的
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很对口径”、“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
梅》中”,所以,“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
李开先说。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
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等,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作品本
身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把《金瓶梅》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作比较, 
就会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所以,《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而
这个写定音是李开先。
贾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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