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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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提要》中介绍“薛史”时说：“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 年），诏学官止
（只）用‘欧阳修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
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
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似乎“薛史”在南宋时已不很
通行，到明代就绝版了。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有《旧五代史》一则说：“以余所知，明万
历连江陈一斋有是书，所记卷数与《玉海》合，见《世善堂书目》。清初黄
太冲（宗羲）亦有之，见《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书，全谢山（祖望）谓其
毁于水火。连江陈氏所藏，陆存斋（心沅）谓嘉庆时散出，赵谷林（星）以
兼金求之不可得，盖亦必为劫灰矣。”可知“薛史”并未绝版，在明清之际
尚有存本。
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薛史”忽又一度出现。张
元济在《涉园序跋集录》中说：“余微闻有人曾见金承安四年（1199 年）南
京路转运司刊本，故辑印之始，虽选用嘉业堂刘氏所刻《大典》有注本，仍
刊报搜访，冀有所获。未几果有来告者，谓为歙人汪允宗所藏，民国四年（1915
年）三月售于某书估，且出示《货书记》相视。允宗，余敌人也，方其在时，
绝未道及，及辗转追寻，历有年所，迷离惝恍，莫可究诘。”张氏所谓刊报
搜访，此项广告，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中也有刊载。第一次在1930
年，题为“重价征募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第二在1934 年，题为“征
求薛居正《旧五代史》”。结果，“薛史”原书仍不见踪迹。
1982 年，商务印书馆纪念建馆85 周年，印有《张元济书札》一册，内
记张氏于1953 年3 月27 日致丁英桂一信说：“近闻《旧五代史》有出世之
信，可喜。吾兄想曾见之，敬祈指示，如能代觅，尤感。”为此，我曾去访
问过丁英桂老先生，据说“薛史”由汪允宗售与某书估后，不久即为丁乃扬
所得。丁乃扬字少兰，浙江吴兴人，曾任两广盐运使、顺天府尹、长芦盐运
使、两淮盐运使等职。丁乃扬死后，“薛史”下落不明。
除了英桂提供的材料外，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79 年第2 期中又另有
传闻。据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曾出1 万元高价征求
过“薛史”原书，但一直没有人应征，后悉此书藏丁乃扬处，乃派任心白（丁
乃扬女婿的表兄弟）去丁氏藏书楼寻找，也未找到。近人王佩铮《藏书纪事
诗三编》有：“丁乃扬少兰曾得歙人汪允宗所藏宋本《旧五代史》，少兰殁
后，不知以何因缘归一彭姓者（郑逸梅《书报旧话》作“彭谷声”）。丁丑
之变，彭姓负书去屯溪，遄返海上，据述，吴湖帆、公孙翼燕尝为作《千里
负书图》，此事此人颇以为奇。”“文化大革命”前，彭姓之子曾去上海古
籍书店收购处，证实其父确藏有“薛史”原书，但寄放于其父友人家。后经
该店多次去其父友人家访问，其父之友矢口否认，“薛史”的下落终不得要
领。
中华书局出版的罗继祖《枫窗脞语》中，有金承安刊《旧五代史》一则
说：“歙县汪允宗德渊曾藏金承安四年（1199 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旧五代
史》一百五十卷，张菊老《校史随笔》中记之，菊老与汪雅故，汪生前绝不
道及，故菊老不之信。汪于民国四年三月，以发愤与同志自香港电英政府，
揭日狡谋，取所藏珍本六种（内一种即为《旧五代史》）货之粤商，得千三
百元作电费。归粤商后遂不复出，亦怪事，意早随海舶西迈矣。”惟就现有
资料看，国外印行的“薛史”，也没有用宋版原书作底本的，说明“薛史”
没有流出国外。
（杨震方）
谭嗣同诗中的“两昆仑”是指什么人？
1898 年9 月，光绪皇帝苦心经营的新政，被戊戌政变付之东流。康有为、
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谭嗣同等6 人被押上菜市口刑场，不经审讯即被处死；
其中最为慷慨自若的，是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
谭嗣同在临死前夕，于囚狱里用炭渣在墙上题过一首七绝诗，这就是脍
炙人口、传颂不绝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借讽喻东汉党锢之祸，谴责顽固派罗织成罪的卑鄙行为，在表现
自己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时，寄莫大希望于来者。后人称赞“其勇于解放旧
思想之束缚，则有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
由于这首绝诗最后一句提到的“两昆仑”是比拟还是专称，引起了当时和后
来研究者的诸多推测和猜疑，它究竟是指谁呢？
最早解释“两昆仑”的，是谭嗣同的战友梁启超。梁启超说：“所谓两
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
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梁启超是谭的同道，在谭嗣同被捕前夕，两人还慷
慨话别。可以说他对这位挚友的思想、行为是十分了解的，所以此说数十年
间成为权威之言，凡涉及此绝命诗者几乎皆沿用此说。钱基博亦称，“盖怀
有为及北方大侠王正谊，所谓大刀王五者也”（《近百年湖南学风》）。今
人郑云山《谭嗣同》和《中国近代爱国者故事》，均称“两昆仑，指康有为
和王五”。李志等编《近代爱国人物剪影》还对王五此人作了介绍，说他原
名白正谊，字子斌，父母双亡，年轻时为北京前门外顺兴镖局王五夫妇收养，
始改姓王，因善使单刀，人称“大刀小王五”，后在反抗八国联军侵略者的
战斗中牺牲。近年出版的《大刀王五传》即演其故事。据称王五在谭嗣同被
捕前几分钟，还催他逃走，后来还打算劫法场搭救。在梁启超看来，王五在
谭嗣同心里，乃是属于师友之类的大侠士。
可是，也有人反对说，“两昆仑”中不包括康有为。参加辛亥革命的蔡
寄鸥所写的《鄂州血史》即主此说，书里则将“两昆仑”解释为王五和唐才
常；后者和谭嗣同肝胆与共，他们一起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诗里
寄予希望的是唐才常。
30 年代，新闻记者陶菊隐的《新语林》在记述谭嗣同轶事时说，当年谭
嗣同住在北京半截胡同浏阳会馆时，有两个侠士，即单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
（胡致廷）“同时教授他武艺”，据说，谭嗣同有一身轻功夫，好气功，而
且善于耍使各种兵刃，乃得力于他俩的精心传授。因为他俩学的是昆仑派，
“浏阳（谭嗣同）绝命诗所说两昆仑是指你（指胡致廷）和王五的，因为你
们都是昆仑派。“此处如果循照唐人传奇里的剑侠，似乎有些符合情理；据
称梁启超不认识胡七此人，只知道谭嗣同有密友王五。另外为了使自己老师
形象更高大，就配上康有为的大名。
而在蔡尚思等编的《谭嗣同全集》里，谭训聪在附注又持另一说法，“胡
理臣、罗升，两仆人，《狱中题壁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盖指两仆，盖昆
仑奴之称也。”注释者作此说，似以谭嗣同下狱，与仆人信件有“尔等满怀
忠爱，可嘉之至”等语为凭证。
近年，对于“两昆仑”解释，也有称其中之一，即是谭嗣同本人的，这
大概是从诗句里有“去留”两字，解释为一去一留，一死一生而已。有如冯
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的《论谭嗣同》篇，则将“两昆仑”解释为
“康有为和他（谭嗣同）或去或留各有自己的抱负”。皮明麻的《唐才常和
自立军》也说“很可能一指谭嗣同自己”，作者坚持另一个“昆仓”乃是唐
才常。“因为两人为刎颈交，在此以前，谭又曾电约唐才常赴京；谭的绝命
诗视才常如昆仑之杰，对他寄托无限的信赖之情。”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他在刑场上是铮铮铁骨的好男儿，他的
思想豪迈奔放，写得一手绝妙文章，又兼擅长武技，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全
才人物，他笔下的昆仑客，自然亦非等闲之辈。谭嗣同良师益友可谓多矣，
在此风云际会的莽莽神州，“横看成岭侧成峰”，因而，他临死前夕所指的
“两昆仑”，出自后来者和生存者的猜测，当然自有见仁见智之分了。可是
谁能合乎情理、准确地解剖谭嗣同此时此刻的用心呢？
（盛巽昌）
林琴南何时翻译《茶花女》？
法国小仲马《茶花女》这部凄切动人的爱情悲剧于19 世纪末以《巴黎茶
花女遗事》为名在中国译出后，“不胫走万本”，“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
内”。林琴南以古雅的文笔，细腻地刻画了茶花女的心理活动、描绘了亚猛
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赞叹小仲马惊人的构思，知道了西方也有如中国一样
优美的文学。多少人赋诗撰文，为茶花女不幸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
们把它比作“外国的《红楼梦》”。
但80 多年过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究竟译在何时，至今争论不休。
寒光在《林琴南》中说是光绪十九年（1893 年），高梦且说是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春觉斋著述记》），张静庐的《出版大事年表》把它排在1895
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家列传》说此书“译
于林纾新丧偶后，其时当在1897 年。”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事
在光绪丙申（1896 年）、丁酉（1897 年）间”。张俊才的《林纾年谱简编》
认为译于1897 年夏。这已有了六种不同的时间。也许我们应以林琴南本人的
说法为准，1900 年《清议报》第六十九期所载林纾写的《译林叙》称此书译
在1898 年夏天。但1905 年他在《拿破仑本记》序中又讲《茶花女》译书年
代是光绪十九年（1893 年），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林琴南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显然译本的选择权不全掌握在他手
里。黄濬说启发他译《茶花女》的是福建人魏瀚，魏曾留学法国，时正主持
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林关系密切。一天他告诉林：“法国小说甚佳，欲使
译之。”林讲：“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石鼓山系闽江滨海的大山，来去
极为不便。魏慨然应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
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花随人圣庵摭忆》）
王子仁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
任天津洋务局翻译、湖北交涉使、汉阳兵工厂总办，他工诗能文。钱基博认
为林纾当时“丧其妇，牢愁寡欢”，王子仁就对林说：“吾请与子译一书，
事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
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现代中国文学史》）似乎《茶花女》
的译述，出于王子仁的提议。以上两说均以译述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林琴
南并无任何思想准备。
然根据《译林叙》所述，《茶花女》翻译的动机很明确：“大涧垂枯，
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火，而星火就爝，吾不得不然之。”救
国图存的思想跃然纸上。据高梦旦《书〈闽中新乐府〉后》讲，林纾当时“每
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在早年的《闽中新乐府》中，他愤念国仇，
优悯时俗，倡导新政的思想溢于言表：“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
他的友人陈熙绩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叙中讲，林纾“夙以译述泰西小说，
寓其改良社会，激励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
可以推知林琴南当时有一种想通过某种方式来拯救祖国的愿望，而魏瀚或王
子仁的倡议正与他的愿望相吻合，《茶花女》也许就在“买舟作鼓山方广游”
“议论中外事”的“亘数日夜”中提出译述的，但魏、王二人究竟谁为倡议
者，尚难以确定。
本来可就此搁笔了，手头有一本最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郑逸梅的《书报
话旧》，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林纾在马江客居丧偶，王子仁从法国
归来，与林谈及大仲马父子的作品脍炙人口，“《茶花女马克格巴尔遗事》
更为小仲马极笔，劝林纾同译。”但同篇文章的下半部又讲《茶花女遗事》
是译在1898 年夏秋之间。同一篇文章也会产生争议，看来要结束这场争议并
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邹振环）
形象篇
周仓其人其事如何？
农耕社会制造了宗教和庙宇。
中国蓁蓁莽莽土地上，星罗棋布万千座大大小小庙宇。打开任何一部地
方志，少则数十，多而成百，正是天下无地不庙，无庙难以成为城镇市集聚
合处。有趣的是，每个州县还都少不了有三座庙即文庙（孔庙）、城隍庙和
武庙。其中尤以武庙即关帝庙（民国三年增祀岳飞，改为关岳庙）特多，不
但城里有，而且偏僻乡村也有，而且还有不少城镇，同时并存几座关帝庙。
关帝庙的主神，当然是那位被“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
依”的伏魔大帝关羽。但是凡见有关羽正襟危坐读《左氏春秋》或其他坐像
旁，必有一左一右的两尊泥塑木雕的尊神侍立。
一个是白净俊俏，长眉细目，佩剑持印的关平；另一个是勾着黑脸，浓
眉环眼，手扶青龙偃月刀的周仓。
周仓大名几乎和关羽一样响亮。他紧紧跟着主子，同时显现在舞台和画
图、雕刻上。民间习俗常以关羽画像，请进家中张贴中堂用以辟邪，周仓将
军自然也跟着“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他的黑脸皂服和关羽的红脸绿袍、关
平的白脸银甲相映成辉，此中色彩反差，给代代人们留下美的和谐和难忘的
印象。
人们也为周仓编造了种种传说，把他送上敬畏的神位。清人小说《说唐
演义》有一个故事，说是南阳侯伍云召在反隋战争中打了败仗，被身骑怪马
呼雷豹的隋将尚师徒追赶，正危急中，“只见前面有一个人，头戴毡笠帽，
身着青布短衫，脚穿薄鞋，面如黑漆，两眼如铜铃，一脸胡须，手执青龙偃
月刀，照尚师徒劈面砍来，尚师徒大惊，便说‘不好了，周仓来了！’带转
马头，往后下跑而去。”（第十九回）当然，这汉子不会是周仓复生，而是
朱灿，见伍云召危难，从附近关帝庙中借了周仓手里的刀赶来相救的。
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民间信仰心理和意向。
由此，19 世纪就有单独为周将军立庙祭祀的。现在台湾就有周仓庙，如
彰化北丰镇的白鹤宫、台南盐水镇的镇南宫；后者据称始建于甲午战争前夕，
日本侵占时，说是妨碍交通拆毁，神像为居民祭祀于家中，1961 年重建。台
湾民间还有称此县万里乡关帝庙的周仓神像“系光绪十七年（1891 年）漂流
至野柳河边，经人捞获建庙祀为主神”（《台湾庙神传》）。
此际周仓形象长身独立，“短胡大眼，黑脸虬须”，与大陆关帝庙周仓
造像同出一模，也即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所描绘的周仓原型。
在民间，通常人们认为周仓在历史上必有其人的。《山西通志》说：“周
将军仓，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遇关羽于卧牛山，遂相从，于樊城之役，
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之。”至今湖北当阳城东原麦城附近田地上，还有
周仓墓，墓碑“汉武烈侯周将军讳仓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