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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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它。
次日，〖=Z（〗105〖=〗每座教堂的一名传教士都前往总督（Tsongtou）府和其他官吏们的衙门中，但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很不友好的接待。无论是他们的请状，还是其“帖子”（tietse）都不能被传送进去，他们只好一无所获地撤退。只有房玉章（Cordez）神父丝毫不气馁，他前去拜访鞑靼族将军（TsiangKun）和镇守（Tsingcheou，城市的军事指挥官），他与这些人保持着某种联系。他请求他们将我们的请状呈奏地方官吏。但由于他们二人都是武官，这类事与他们无关，所以他只以一种客气的方式和带有许多中国式殷勤的大肆渲染而给予拒绝。此人仍然丝毫不灰心，于是又去寻找知县，其教堂就位于该知县的辖区内。他完全有理由自我庆幸，在整个这场事件期间，都执行了别人非常慎重地委托给他的命令。那名官吏为了不使传教士们过分悲伤，于是便接受了请状。但官吏对此未做任何事，其答复仅仅是重新确认他只想离场而去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有关一个传教区那令人痛心的消息（2）
经过多次徒劳无益的四处奔波之后，人们确实只能想到放弃了。然后，又张贴出了一张新的告示，并且贴到了我们的大门上以及城中所有的不同地点。虽然这道告示比第一道告示更富有谩骂和污辱性，但它却向我们显示出了一小缕希望的光明。因为它似乎将放逐者的数目限制在十四名，他们都是在第一道告示中被提到要被放逐的人，至少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会不相信从中发现了这种意义。因此，只有十四名被提到的人准备启程离开了。但这一丝轻微的安慰也未能持续多久，当为催促我们离开而派到这里来的两名小官吏看到我们持这种观点时，都感到了很惊讶，但却承认这种观点符合告示的基本精神。〖=Y（〗106〖=〗他们前往请示大官吏们，获命是让我们放弃幻想！这样一来，再无疑问了，必须认真地想到撤离而去了。以下就是这道告示最前面的几句话：
我鄂总督、杨抚院（fouyuen巡抚）、萧（QuangfongtchinTsiao）作如下声明：
中国人自己必须自己寻找工作以求谋生，并拥护帝国的法律。这就是说要遵守礼仪、温良和廉耻。今天却出现了西洋人想传入一种与国法完全相悖的教法。先帝广施浩荡皇恩，曾允许他们立足于本帝国。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们特别恶毒和邪恶呢？数年之前，满（Moan）总督发现他们以其邪教诱惑福建民众，于是便上奏皇帝陛下，必须将他们全部从大清帝国驱逐出去，将他们遣返至澳门，以便他们再从那里返归其国。但皇帝陛下出于巨大的宽容，只满足于将他们流放于本国广州城，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到他们具有了某种不满的新原因为止。一种如此之大的恩惠，值得他们出于感激之情，而在行使教务时有所收敛，但发现他们却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未作任何改善地继续其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用自己的金钱来收买民心并促使民众接受其教法之归化；在他们的节日期间，男女基督徒就如同失魂落魄一般地奔向其聚会处。社会底层之平民出于愚昧无知，或者是受到希望获得的金钱之诱惑，故厚颜无耻地跪在了神父们面前；同样也受到引诱的〖=Z（〗107〖=〗女子们则于家宅中聚会。在这样多的人群中，该会犯下多少罪行啊！勾引和堕落只会与日俱增，我们的习惯法横遭破坏，我们的风俗已遭堕落，淳朴天真的行为已经绝迹，人们是否认为如此之大的混乱仍会使人既不感到痛断肝肠，又不会令人义愤填膺呢？最适宜的办法可能是严惩民众中的那些罪大恶极的首犯，但我们更喜欢给予他们自我改正的时间；我们只满足于向澳门放逐安多尼与已经指定的十四个人。所以，我们对这些动乱再不作其他任何追究了。这就是我们向民众和士兵发表的这项声明的目的。
因此，你们只要血管里有鲜血流动，无论你们忙于研究文学还是耕耘土地，无论你们是工匠还是商贾，都应该敬重和尊重你们的父母，做好你们的工作。你们这些家长，难道你们不能通过这种工作而获取能养活你们的孩子的东西吗？你们为什么会做出利用鄙卑的西洋人之无耻行为呢？你们这些女子都是在宅院闺阁中长大的，难道你们不应该在那里学会保持贞操吗？贞操本是你们性别的荣耀。因此，你们相信这些可悲的外国人的手段吗？你们今后必须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忏悔，重新恢复遵守与你们的身份有关的义务，父亲应教诲其儿子，丈夫应教化其妻子。你们应放弃这些混乱，重新走到道德的正途上。如果你们自己作出改正，那么就值得让我们把你们视为不愧于光辉灿烂的本朝的臣民，我们也将会忘记过去。你们不要如此顽固地想坚持自己的糊涂盲从。〖=Z（〗108〖=〗既然你们生活在人类中，那就得像人一样，而不要像牲畜一样，有辱于你们的先祖和后代那样生活。我们鼓励你们这样做，我们也希望如此。这就是本声明的目的。
在这份告示中散布的污言秽语和粗野谩骂，只对我们稍微有所触动。中国人民对于这些官吏们的斥骂和谎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这道告示不会改变那些熟悉基督徒群体者的思想，但使我们感到无限悲伤的事情，却是将我们驱逐的粗暴方式，以及让我们作准备而留给的很短暂的一点时间。因为从我们确信必须离开广州的时间算起，直到我们必须乘船启程的时间之间，只留给我们二十四小时的光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又怎能将我们教堂和住院中的书籍、家具一应物品打包装箱呢？何况还有我们所有那些被从各地教堂中驱逐出来的传教士们从各省带到广州来的小件行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在我们的住院中更加不可能，因为那里有大批被驱逐的传教士。我们认为可以作出某种勤奋的努力，这就是必须下决心将部分东西留给几名仆人看守，允许我们把他们留在我们的住院中。至于我们随身携带的很少一点行李，尽管我们非常注意，仍未能逃脱中国人的贪欲。在从我们住院到达河畔的短短路途中，他们隐匿了我们不少的物品。但在这样严重的一次灾难中，我们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更大的感情触动。我们对什么更为敏感呢？这就是发现我们被迫留下张貌理（Du Baudory）神父的棺材（guantsai），我们本来正准备为此人举行葬礼。〖=Y（〗109〖=〗这位虔诚的传教士于几天前才故去，而且是死于一种你们所知道的那种生活方式中，这就是说死于与上帝的一种经常不断的结合之中。我们是在圣母升天节（Assomption）这一天失去该神父的。这种形势非常令人注意，因为它如同是为在其生平与圣者斯塔尼斯拉斯（Saint Stanislas）生平之间的相似性中，又加入了这浓重的最后一笔。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他也步行前往罗马，以向尊敬的会长神父请求获得加入耶稣会的圣宠；他也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始终生活在上帝存在的不间断神功之中；最后，在圣母升天节这个荣耀的日子，他也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因其道德而受到了犒赏。人们迫使我们离去，则必须将其棺材抛留在住院中，而中国官吏们后来又让人把它运到了该城东门外，存放在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破庙中了。
其他教堂的传教士们也相应处于与我们相同的苦难之中。对于遣使会教堂，有些特殊之处，这就是圣拉扎禄（SaintLazare）会（遣使会）的毕天祥（Appiani）神父，在那里因患痢疾而沉疴不起。痢疾是一种始终都很危险的疾病，尤其是对一个已达七十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人们希望官吏们会因其健康状况发些慈悲，他们能毫无困难地让他进入我们的住院，或者是人们把他带到我们法国商人们的代理商行（夷馆）。这种恩惠也被官吏们以一种谩骂和侮辱的方式拒绝了。无论毕天祥神父处于怎样垂死的弥留状态，他也必须走完这次赴澳门的旅行，他果然在到达澳门之后的四至五天间去世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有关一个传教区那令人痛心的消息（3）
巴黎神学院的三名法国教士对于在澳门的居留感到畏惧，于是便要求允许他们乘该年到达中国的船舶撤走。其目的是乘驶往马德拉斯（Madras）的某艘船舶，〖=Z（〗110〖=〗再从那里前往本地治里（Pondicherry）。知县于他们所在的房间中同意了这项要求，但必须借助于使他们离开中国的可靠保证金，方可成行。正当他们寻找这笔保证金的时候，该案件报告给了上级的官吏们，后者却无论如何也绝不同意这些法国人如此撤走。上级官吏们拒绝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关我们出发赴澳门而上奏皇帝的“本”（pen）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认为不宜对此作出任何改动。这样一来，三十名从此之后留在广州的传教士们的命运依然如故。下面就是中国官吏们在奏本中使用的措辞：
所有王国都以服从本朝的法律和政府为己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先皇陛下才对外国人充满宽宏与善意，允许西洋人定居于我国诸省。他的观点是，当西洋人在按照我们的法律生活时，他们将分享一位国君之幸福。他出于这种皇恩浩荡的天性，可以与我们最伟大的圣皇尧舜并列齐名，甚至还会超越他们。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西洋人滥用了先皇的恩泽呢？他们蔑视我们的法律，以布讲他们的教法来诱惑我民、推翻我们的所有习俗并在我们的省份中为制造混乱而工作。数年之前，闽浙总督满大人曾参奏过这种混乱，呈奏皇帝陛下，认为必须将他们遣返回国，将他们的住宅用于公益用房，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事态恢复秩序。皇帝陛下利用他怀柔远人的宽厚之心，考虑到这些外国人都远离其祖国及其不同王国，仁慈地允许他们在广州权宜暂住一段时间，以便能够更方便地乘某一艘外国船离去。这是一种浩荡皇恩，西洋人在获得此种皇恩之后，并未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广泛地利用皇帝陛下对他们的宽大为怀，只想在他们的住院中平安地生活，在那里为他们自己修身养性而工作，并遵守帝国法律；〖=Y（〗111〖=〗特别是由于礼部决定禁止他们从帝国的这一端跑到另一端，也禁止他们为其宗教举行集会，否则将受到惩罚，并被直接负责的有司衙门的官吏们驱逐。
然而，今天却有一位安多尼，他以行医为借口，煽动混乱；还有一位叫艾子（Ngaise）的，他开设了一座教堂，并称之为圣母堂，将大众吸引到其宗教中，特别是以一种极其下流的方式行事。这种邪恶日益加剧。在节日期间，基督徒之间互相煽动，如同中邪一般地奔向这些教堂，女子们也在那里与男子混杂在一起，男人们为追逐利益而心不跳脸不红地跪在这些西洋人的面前，女子们也秘密地与他们往来。这一切都是世人不能不痛心疾首的和在忍耐中遭受折磨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陛下的奴才，在经过深思熟虑而查清事实之后，我们于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公布发表了抨击这些动乱的声明，我们在七月二日又令人将所有这些西洋人押解到澳门，以便阻止他们继续将吾民吸引到他们一方并腐化这些人。他们于此拥有的八处住宅仍由其仆人看守。〖=Y（〗112〖=〗但由于我们害怕他们产生返回本帝国的奢望，为了消除邪恶根源，我们认为应该对他们实施雍正二年颁布的命令，并将这些房子充公用于公益事业。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应该等待新的命令，我们仅限于请求皇帝陛下根据其聪慧的天资而对此作出圣裁。
在8月20日傍晚，根据官吏们的命令，我们全体传教士乘十四或十五只小船出发。我们一清早就向北京派去了一名特使，以将这一悲惨事件通知我们的神父们。该特使答应于三十七或三十八天间到达那里。如果他恪守诺言，那么我们的书简便会赶在官吏的急件之前数日到达。但自从他出发的三个月来，我们未收到任何消息。
翌日，即8月21日，我们的小舟集合起来了，因为已出现涨潮。我们所有人都在四只双桅战船和每个县的两名小吏的押送下离去。我们的法国先生们前来向我们告别，并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对于我们的灾难，或者更应该说是对于我们宗教的灾难所持的态度。人们看到了在应该拥抱和分别时，双方均热泪盈眶。由此，我们于21日扬帆启航，并于2324日夜抵达澳门。由于那里有耶稣会士们的两座住院和三座宗教徒的修道院，所以我们没有费多大周折，便在那里找到了一处住所，我们受到了非常盛情的接待。
如果从中国官吏们一方来说，那么有关我们人身的这一事件就算已告结束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对于基督徒和我圣教来说，这一事件才刚刚开始。〖=Z（〗113〖=〗澳门的地面处于香山县界内，该县知县也与我们同时到达澳门。他奉已收到的上司官吏的命令，让一直陪同我们的仆人和基督徒上岸登陆，让其手下的人看守他们。时隔不久，他又传讯了他们，然后又奉他的命令而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继此之后，又有人将他们送上船并解往广州去了。拴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就如同是在他们到达广州时等待他们的虐待之先兆一般。事实上，一旦他们一行约五十人到达广州时，便将他们押上了不同的法庭，由一批兵勇和官吏们的差役递解，其目的是为了将他们在全城内游街示众。他们后来被押解到了处决死囚犯的广场。知府在南海和番禺两知县以及香山知县的陪同下，前往那里监斩。这一场面是以对基督教发动的可以想像出来的最不公正的打击而开始。继此之后，从八座教堂中抓捕的这批基督徒中的十二人被判处痛打二十大棒。其行刑的严厉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棒杖以及所用的臂力，它是以一种极端的严酷程度而完成的。
当这些消息传到澳门时，我们是多么痛不欲生啊！人们夺走我们的仆人和教经先生或传道员的方式，使我们非常害怕。当他们到达广州时，便会出现某种使人伤心的结局。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如此遥远的恐惧和猜忌。我们得到的惟一安慰，便是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是如何以极大的坚定信心来忍受痛苦，或者是正等待为一种如此美好的事业而忍受各种磨难。他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对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犹豫不决，〖=Y（〗114〖=〗最多是有一至两人使人产生了某种怀疑。但使我们从感情上感到痛苦的，却是这种迫害在其他省份的官吏们思想上留下的印象，这些人必然会仿效广州的官吏们，搜捕分散在整个帝国中的基督徒。
其他那些从未受过杖（棒）笞的基督徒，则被投入大牢。数日之后，便公布了对于原属另一个省的基督徒们的判决，他们也被作为囚犯而押解到那里，也就是说他们都披枷戴镣地递解到当地官吏们的衙门，沿途要于所经过的每座城市的囚牢中关押，对于那些原籍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仆人和基督徒们，有些人被判处笞刑（打板子），其他人则被判处戴枷一两个月。其中有几个人未受惩罚地被遣返故里，这或者是由于他们尚非常年轻，或者是由于他们年事过高。在那些来自其他省份的人员行列中，我们对其中的两个人产生了特殊兴趣。其中之一是来自北京的，过去被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