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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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广州，以在那里充当联络人。”他接着便命令国家各部院再向我们询问同样的事实，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澄清，并将其命令送达两广总督和巡抚。他们奉钦命之后，又向皇帝上了一本，其言辞比过去的本章更加激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于其奏本中放肆地攻击在北京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攻击被放逐到澳门的那些人。他们于其中附上了一幅澳门港的地图，这是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而绘制的，以便能推翻我们向皇帝提出的一切恳求。
当皇帝收到此本之后，他立即把它交给大臣们，以便向我们通报，并向我们询问我们可以对此作出的回答。〖=Y（〗126我们为此而感到了恐惧。其中该充斥着多少虚假的控告和粗俗诬蔑之词啊！我们要求允许我们誊写该奏本的一份抄本，以便用陛下感到满意的方式对这些参奏做出回答。大臣中的某些人反对这样做，因为皇帝的钦命仅仅讲到要向我们宣读，而不允许我们誊写抄件。然而，鞑靼族大臣鄂尔泰（Hortai）认为让我们誊写一份副本没有任何不便之处，他将该奏本交到了我们手中。现在没有必要把它寄给您了，因为您通过我们所作的回答，便可以充分地对此作出判断，下面就是忠实地由中文译出的答复：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733年1月31日），戴进贤（Ignace Kegler神父，钦天监正）和其他欧洲人，利用由广州总督和巡抚上奏皇帝一道奏本的机会，答复了我们就外国船在澳门港抛锚的困难性而提出的问题。你们这些帝国的赫赫要员，通过皇帝的钦命而向我们传达了奏本的如此内容。
当我们读过这道奏本之后，我们格外惊奇地发现，它旨在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罪行。〖=ZZ（〗如果陛下出于浩荡的皇恩，将此本交给你们以向你们通报其内容，那就是一种绝无先例的特大情面了。我们由此而看到，陛下的那一颗宽容大量之心对任何人都不例外。我们不得不将这一切视为他对我们美意的一种感人肺腑的证据。
但由于我们是外国人，不大精通中国朝廷中的仪礼，在答复这道奏本时，〖=Z（〗127可能会流露出某些不符合我们对于陛下的极度尊崇的表述。所以，我们敢于请求你们这些帝国要员，费心研究一下我们将对这两名大官吏奏本中的不同条款做出的答复，以他们的建议帮助我们，以便不要陷入某种引起我们不快的误解之中。
1。当我们的戴进贤神父和其他欧洲人，提出外国大船不能在澳门抛锚时，我们绝没有像奏折中所声称的那样冒失地和不加考虑地讲话；我们这样讲仅仅是由于我们可靠地知道那里的水不太深，港口很狭窄。至今，惟有葡萄牙船只才能进入那里。自从让其他国家的船舶前往中国经商以来，它们便全部在黄埔港停泊。自四十年以来，完全是这样做的。
吃水量为二十法尺以上的船舶都无法进入澳门港。当它们可以进入那里时，则由于其港口太小而无法容纳大批船舶。此外，澳门绝不是一座商城，绝不能为船舶提供它们所必需的食品数量。
康熙三十七年，一艘法国大船由于无法进入澳门港，于是便被迫在港外抛锚。夜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将船舶置于了一种会遇到海难的危险之中。雍正四年，葡萄牙国王派向中国的大使麦德乐（M。Metello）乘一艘大船到达，它在希望进入该港时，却只有在将其船舱的货物卸在几只小船上之后，才准许进入。〖=Z（〗128现在正在北京的张安多（Antoine de Magalhaens）神父和陈善策（Dovninigue Pignero）神父当时也都在这艘船上。正是这些理由才使我们被迫指出，大船只能很艰难地驶入澳门港。现在，两广的总督和巡抚却肯定了相反的情况。这样可否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清除这些困难的秘诀。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
2。我们——戴进贤和其他欧洲人，选择了修道人身份，离别了家庭、我们的祖国和朋友，尽力去过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我们的天职是教人尊重天主和爱众人。在中国靠岸的船舶既非来自同一国家，又非出自惟一港口，搭乘这些船舶的商人也并非只宣讲同一种宗教；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就如同寒冰与炽热的火炭一般。我们等待这些船舶的原因，那就是在搭乘这些船的人员之中，会有一两个人为我们带来由欧洲寄给我们的信札，以及我们为了维生而需要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因为人们只能将这些东西交给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这是我们恳求中国皇帝的惟一目的。吸引这些商人来华的商务，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对他们的交易丝毫不感兴趣。
3．两广总督和巡抚参奏其前任要员们的行径，主要是抨击同一省的前任总督孔毓珣（KongyoSun）。他于其奏本中声称，不必作出〖=Y（〗129任何努力便可以阐明传教士们的活动和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远不需要监视他们的举动，他们协调行动，以使他们能够定居在该省的省府，那些欧洲人在这里扰乱并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淳朴风俗。
这都是一些很明显的荒谬行为，完全是为了使我们声名狼藉而恶意地杜撰出来的。我们无法在不向您讲述我们对此义愤填膺的情况下，而倾听这一切。雍正二年，总督、巡抚、满汉总兵们，在他们收到皇帝的一道非常明确的钦命之后，便非常仔细地研究欧洲传教士们是否会招致对他们行为的参奏。这些高官要员们向皇帝陛下所作的答复是一致的：他们向所有人保证，自从传教士们在广州市建起天主教堂之后，他们便再未做任何对民众即使略有一点轻微伤害的坏事。
如果他们扰乱并毁坏了中国的淳朴风俗，那么这些高官显要们竟敢于蒙骗皇帝吗？为了支持一小撮贫穷的、既无防御能力又无依无靠的、使成千上万人堕落的外国人，他们是否会肯做有损于其职责、名望和命运的事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人，这些教民在皇帝面前做出了有力的证明，传教士们同样也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保证，自己数十年来从未做过有害于教民的事，〖=Z（〗130他们今天由于在岁月重压下彻底已弯腰驼背，有人希望他们以能成功地实现以最卑鄙下流的行为，来搞乱并彻底摧毁中国的淳朴风俗的目的。这些人能够说服什么人相信这一切呢？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2）
该奏本写道：他们使成千上万的人堕落了。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难道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出于对于大众的忠诚和对良好秩序的酷爱，会就此而向官府提起申诉，以让人惩罚他们并使他们重新走上正道呢？如果奏本中提出的事项是真实的，那么人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非常注重其职务中任何一点小义务的文武百官们，未能设法阻止“这些装满妇女和少女们的小船，在一片惊天动地的呼叫声中”远离而去？
我们知道，在这同一年的农历七月间，一旦传教士们被遣送至澳门，除了对其行为进行秘密审讯之外，便以逮捕了几个人，立即开始对他们滥施酷刑完事。借助于拷打折磨，法官们都以得到了他们的口供而沾沾自喜，由此而为对他们实施的虐待之残酷性作辩护。但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人们却从未能揭露出荒谬地强加于他们的罪行的任何一点证据的迹象。正如俗话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广总督和巡抚都未曾亲眼看到他们在奏本中陈述的事实，他们只好求助于别人向他们介绍的情节了。传教士们为其仆人们支付的钱被视为借款、贷款或者是工薪，〖=Z（〗131有人为这些仆人们行使的看门人和采购人等职责的这些机构起了官府之名。我们不敢说明一种如此这般行径的原因，我们仅满足于将此交由陛下的英明圣决。
4．总督和巡抚始终是这样自圆其说的：本年七月，我们任命了陪同这些欧洲人赴澳门的官吏，他们将这些人非常舒适地安置在那里，对这些人毫无冒犯。我们让人将其住院和教堂的实价退还给他们，未从中扣除任何款项等。
安多尼（Antoine de La Conception修士，方济各会士）和其他欧洲人肯定都值得同情，他们曾多年定居于广州，未曾有人对他们作过任何指责，而突然间又被屈辱性地从那里驱逐，如同对待颠覆一切的人一样。这是对他们的首次失礼。
在人们让他们登上小舟以将他们押解到澳门期间，他们曾多次含泪请求，希望给予其中的两名患重病的传教士几日宽限，这种轻微的照顾也被冷冰冰地拒绝了。这两个人刚刚到达澳门，便咽气了。这是对他们的第二次失礼。
在他们到达澳门港之前，人们便剥夺了他们期待其仆人向他们提供的帮助。仆人们披枷戴锁地被解往广州，其中一部分人在那里遭到了杖笞的虐待，其他人则身负桎梏，以通过虐待他们的人身而诋毁他们服侍的传教士们。这是对他们的第三次失礼。
人们只给予他们三天的准备时间，以让他们准备离开广州，这三天又干脆被压缩至仅仅一天。〖=Y（〗132向他们送达的命令，犹如一阵霹雷让他们惊呆了一般，他们本来很少会期待这样的后果。他们是否可能如此之早地从其震惊中清醒过来，并费心地运输其书籍、家具和其他物品呢？这是对他们的第四次失礼。
总而言之，这些人如同囚犯一样，被兵勇们押解，兵勇们将他们连同其行李都抛向了海峡彼岸。难道对于那些最没有资格活下去的人还有其他处理办法吗？事实是肯定的，人们无法否认这一切。很久以来，我们的戴进贤神父和其他欧洲人便获悉了这一切，却不敢对此发出丝毫抱怨。我们仅仅是利用一次向皇帝上本的机会，才有勇气陈述了这一切。
奏本还又重新提到了过去的诬词，人们根据这些诬词误将男女混聚一处的罪行归咎于传教士们，由此而得出了最无耻的结论。其天性温良而招人喜爱的教友安多尼已逾七十，而其中有四十多年是在为病人送医送药中度过的，没有任何私利可图，只是出于纯洁的慈悲。其他那些同样也年事已高并受疾病和体弱折磨的传教士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便过着一种最艰苦的生活，放弃了所有的欲望享受和所有的尘世荣誉，这就是人们指责的那些所谓有最严重的卑鄙行为的人。
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外国人，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的行为怎能被长期保密呢？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仅犯有世人归咎于我们的惟一一种罪行，那么与他属于同一修会的人就会立即将他遣返回国，这类罪行无论在哪里都要受到严惩。也可能会有某些前来广州经商的商贾，〖=Z（〗133导致产生了类似的抱怨。但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天壤之别，只要人们希望使这一切明朗化，就如同很容易这样做一般，那么人们就根本不能将善恶相混淆。
此外，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切具体情节中，我们从未企图冒犯以两广总督和巡抚为首的高官显要们的尊严。但我们却发现有人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毒行、背叛、反叛和扰乱淳朴风俗，而且还是在一份以巧妙的手腕起草，带有表面上看来很有节制的文笔写成的上奏皇帝的奏本中，提出这种指控的，它可以欺骗那些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由于我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故而难以保持沉默。这就是迫使我们通过上本朝廷而证明自己之无辜的辩解原因，我们将此奏本交由你们这些帝国的栋梁和国家的大臣。
我们向这些中堂们呈交自己的答复，他们接受了它并命令我们于次日前去拜访他们。当时正值中国的年末。这时他们非常忙碌地调整当时正放假的所有部院的职责。这些假日要持续二十余天。在此期间，政务也如同暂停一般。翌日与此后的两日，我们都入宫以求晋见大臣们并从他们口中打听我们的答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他们让人告知我们，不必辛辛苦苦地再来了，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负责让人通知我们。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受理案件结束之前，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召见。
然而，在岁末之际，皇帝为我们送来了新年的常礼，礼物由麋鹿、雉鸡、冰鱼〖=Y（〗134、水果等组成。
中国新年正逢西历2月14日，我们全都入宫以履行这一天的通行礼节。皇帝以一种特殊的礼遇，希望我们在他面前行君臣大礼。继此之后，他让人送我们每人两个钱袋，它们都拴在皇帝腰带的两侧，每个钱袋中都装有半两白银。他后来又赐我们一桌配有肉、鱼和奶制品的御宴。该皇帝的一次如此和蔼可亲的召见，使人认为他已经御览了我们的答复，他希望以这些高贵的表示，来减轻广东官吏们对我们的虚伪而又不公正的指控造成的悲痛。
全部事情以这种状态而一直持续到3月初，那时皇帝向我们传达了入宫觐见的敕令。我们连续数日前往宫门恭候，但始终是白忙一场。该皇帝及其大臣们正忙于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根本无暇想到我们。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一直到该皇帝决定前往其父皇康熙帝陵寝举行春祭大典的那一天为止，该陵寝位于距北京有三日行程的地方。他未允许我们见他一面，便扬长而去了。
在皇帝陛下还宫时，有几位教士进入宫中，以探视其健康情况。皇帝让人告知他们说，龙体甚安，他已诏令欧洲人中那些能很好地听懂汉语和最熟悉帝国习俗的人，〖=Y（〗135于第二天或第三天入宫应召。还有人补充说，皇帝陛下希望德里格德里格，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1701年（康熙四十年）由传信部派来中国，精通音乐、绘画。原文拼作SeLiKe，斯里格，应为德里格。——中译注（Pedrini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也属此列。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3）
我们于次日——3月18日入宫。我们本来毫不怀疑，继我们在中国新年之初受到皇帝的善待之后，他将赐予被放逐在澳门的几名传教士返回广州的恩准，以使他们在那里安身并照料我们的物品。但我们大错特错了，而且未过多久便大彻大悟了。
在到达皇帝所在的金殿附近时，我们发现有两名主要大臣也进入了那里。直到目前为止，该皇帝从未当着其大臣们的面召见我们，从而使我们认为他会向他们下达某些有关我们的敕令，而这些敕令似乎对我们不利。果然不假，我们刚刚进入金殿，便发现除了讲述把我们彻底地从中国驱逐出去的问题之外，再不触及其他任何事了。皇帝所讲的一切主要是围绕着有关基督宗教禁止信仰它的人祭祀已故先祖问题而展开的。皇帝经常双目凝视德里格神父，人们可能会说皇帝的一席话主要是针对他的。这正是我们在离开召见大殿时，向他指出的内容，他回答我们说，在康熙皇帝生前以及其子雍正登基之前，他确实经常与康熙皇帝讨论这项内容。
我们一致同意，必须将这次召见时发生的一切情况起草成一份文件。为了使之更具有真实性，最好是由所有参加召见的人署名，然后立即把它寄往罗马，寄给我们的主教先生，以使他能判断，在传教区所面临的这种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命令传教士们服从由教廷和亚历山大城主教给予的准许条件是很不适宜的。〖=Z（〗136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