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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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像出冶炼和加工铁的技艺，是在人类存在之后的很长时间，或由于某些巨大的偶然性而完成的。人们可能会要比勘察金银矿，还会遇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困难。〖=Z（〗264因为金银在河沙中闪闪发光，很容易被地下隧道中的火熔化，其次是金银可以通过地震或火山爆发等原因而以金银锭的形式出现。铁却往往是以浅黑色的岩石或砾石的形状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如果铁在中国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已经有了，那么还必须使有关知识为前提的炼铁术，在那里也必定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您正是利用这一机会而向我询问，在中国是否还残存某些铁器时代的遗址，或者是向中国传入铁器的民族之遗迹。
我可以肯定，本处对铁的知识已经很古老了。铁似乎是从最早统治中国的时代就已经为人们熟知了。因为在《书经》的《禹贡》篇中就已经提到了铁。其中指出，铁出自梁州地面。但其中丝毫未曾指出，那里是人们首次认识铁的地方。但由于中国无可争议地是自北京以西开始有人居住的，中国人的酋长们正是在梁州辨认出了这种适宜冶铁的土石。他们当时可能已经拥有了几块这种金属，或者是他们从与诺亚一起生活的人那里学会了辨认这种金属铁，因为我们很难相信，这位曾建造了诺亚方舟的族长，会不借助于任何铁器。至少我不知道，人们从未讲过任何与此相反的内容。但据传说认为，诺亚在方舟上不可能拥有铁，难道他也不知道采铁的矿山吗？我觉得这一点不大可能。如果这一切成为真实，那么他的后裔便很容易辨认出这种山土来了。对于那些从未见过铁、对这种金属没有任何想法和甚至不知道它之存在的人来说，那么去寻找它就是不慎之举了。
如果人类从诺亚时代起，甚至是在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创世记》第四章说，土巴该隐是铸造铜、铁各种刀剑的人。（Tubalcan）之前，便具有了某些有关铁的知识，正如您根据《创世记》中的言辞表述所猜测到的那样，〖=Y（〗265那么某些民族，甚至是那些于民族分散之后前往土巴该隐曾打过铁的地区居住的人，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是铁，他们又怎会为了取代这种特别必需的金属，而被迫使用陨石，以至于要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将这样一块陨石破裂、打磨和装柄，从而改造成为斧状或其他类似的工具状呢？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就证明了人们对铁的一种长期无知。
我承认，我也不好理解这种知识是怎样在这些先民中失传的，完全如同在那些前往美洲居住的民族中一样，但它似乎是在中国人中被保存下来。这既不是通过书籍，也不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在什么时代拥有这种知识的。〖=ZZ（〗
据说，为了自娱，在民族大分散时期，那些在中国一侧附近的人，比其他人更加仔细，他们随身带去了铁铲、镐头、抹子和其他用于建塔的工具，或者更为严肃地说，无疑是出自诺亚长子闪（Sem）之后裔的中国人从这个享有特权的父亲那里接受了许多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不是在含（Cham）和雅弗（Japhet）的后裔中所共有的。它们甚至已被闪的某些支系，尤其是那些从未到东方去过的支系所遗忘。无论如何，我们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些遗忘的铁器之遗迹中的任何一种，诸如为了取代铁器而打造的那些石器，至少连今天的文士们也从未听人讲述过这一切。〖=Z（〗266但如果断言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中，无论是在矿藏中还是在山林中，都绝不存在这类经过加工的矿石，那也有些过分武断。如果因偶然使我发现了其中的这些矿石，那么我将用心地为您寄去，这正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我们永远都应该回忆得起来，如果大禹曾缺乏铁器工具，那么他就永远无法挖断山脉，更无法挖掘他曾开通的那些大河道，以使淹没了大地的洪水有一个自由通道。
先生，您已经非常正确地预见到，我很难回答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每年在中国诞生的女婴比男婴多。我曾向多个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坚信其数目基本均衡。针对我向他们讲到的情况，即多妻制便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无法给那些希望结婚的人留下其他女子了。他们回答我说，在他们中有大批太监和放弃了结婚的穷人，因为他们没有养活一个女人的手段和能力。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朝统治年间，皇宫和大户府宅都充满了出身良家的太监。因为其中的许多人都高升到担任帝国的最高职务的地位，所以当时最时髦的做法便是皇家依靠他们来完成所有的家务。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鞑靼人不使太监们保留任何权威，因为这些人过去曾滥用其信誉，从而造成了帝国最大的动乱。我们现在于太监中只能发现那些民间最底层的人，或者是无资产以供结婚的贫穷乡民。
虽然在北京诞生的儿童中，女性似乎确实并不多于男性。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每年年末，人们都计算一下当年所生婴儿中的成活数，〖=Y（〗267那就会发现男童比女童的数目要大得多。因为在大多数弃儿中，人们只能会发现女童，每百名弃儿中，很少会有三名以上男童。这就是每天都派出去为这些不幸的儿童举行洗礼的所有人都提供的很一致的证据，这些儿童均为其家长之贫困或其师之残暴行为的受害者。我认为，在其他那些有多处下属机构的大城市中，基本上也是同样事态。因为在小城市和平民或农民居住的乡村，从来不会出现有人会在那里抛弃婴儿的现象，惟有濒临死亡者例外。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婴儿来说，人们很容易找到收养他们并将其养大成人的家庭。
一旦当出生的女童并不比男童的数量大时，而且通过您就这一内容寄给我的计算方法，我们便可以肯定情况完全相反。先生，您至少是在欧洲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而认为，一夫多妻制是人口和繁衍的一大障碍，我完全同意您的上述看法，“由此便可能会留下许多无妻子的男人”。您还补充说：“怎能使这种非自愿的独身生活与中国人的气质协调起来呢？您难道没有从中看到，许多人并未准备好接受这种生活？或者是在不允许出现中国人的伦理主张极力抨击的动乱的前提下，怎样才能纠正这一现象呢？”
先生，我不想否认，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动乱，但它在中国并不像您提出的在日本和土耳其人中那样公开爆发。中国不会因这些动乱而受苦，如果一名主子向其奴婢施暴，那么他就将会受到惩罚并使奴婢恢复自由。此外，有一种鄙卑行为与这种令人憎恶的交际方式有联系，任何人甚至都不想对此提出怀疑。但我却承认，当上帝的威慑尚不能制止此类动乱时，〖=Y（〗268人类的威慑也只不过是一种过分软弱的制动力，无法遏制那些不信教者。尤其是当他们可以确信其罪行将是一种秘密时，则更为如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2）
现在我们来讲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相似性问题，这是以两个民族的风俗和习惯为基础的，您正在继续以一种非常清楚和非常合乎情理的方式对此进行阐述。那些非常相似和特别与众不同的特征，将在您所讲的一切内容上，向您提供能赋予他们一种共同起源的倾向。先生，我坦率地向您承认，所有这些相似性都只能促使我作出这样的判断，即这两个古老的民族于同一源泉中汲取了他们各自的风俗习惯、科学和艺术，而不至于使其中之一成为另一个的分支或拓殖地。所有人都宣扬中国的古老历史，这是一种已得到明确证实的古老历史。我们很难设想埃及人于其开始阶段，能够征募大军、穿越辽阔的地区，垦殖一个幅员辽阔的伟大王国——中国。西西里的迪奥多罗西西里的迪奥多罗为公元前1世纪的政治家，著有《世界史书》四十卷。——中译注（Diodor de Sicile）除了证明中国在此后便有人居住之外，再也证明不了其他的内容。俄西里斯据希腊神话传说认为，俄西里斯本为埃及国王，死后成为冥王。——中译注（Osiris）一直前往孟加拉，那里就是东方之洋。略通舆地学的迪奥多罗可能将此当做世界的尽头，假定他相信地球为平的，正如人们在此之前很久就曾相信的那样。当人们声称，俄西里斯曾在亚洲旅行，但由于未指出他曾在亚洲的什么地方旅行过，所以他不会为证实这种假设而走得太远。
现在再回头来谈中国的古老历史，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您也理由充足地非常倾向于相信它。下面就是某些证据，我觉得除了对此没有任何可以反驳之外。先生，为了证明埃及人的古老历史，您曾提出他们过去〖=Z（〗269就懂得维纳斯（Vénus，金星，太白金星）和墨丘利（Mercure，水星）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但却将不动的大地留在了世界的中央，其他行星始终都围绕太阳转。我可以顺便问一下，这种知识是否曾受到过质疑，是否有过某位古代作家曾非常谨慎地讲到过这一切？但我提出了这种假设，这同一种知识在中国也同样很古老，甚至可能比在埃及还更加古老。正如你们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埃及人对这一切已经遗忘了，甚至托勒密（Ptolomée）本人在亚历山大（Alexandrie）城的中央，也否认了墨丘利和维纳斯围绕太阳转的这种运动”。中国人却将这种理论一直保持到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宋君荣（Gaubil）神父根据中国的天文学而就此所写的一切，他们讲到这一切时就如同是对待一种古老的知识，而并非一项新发明。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古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的星宿目录表，连同他们观察这些星宿的方式；还有中国人的浑天仪；他们那分成360°的浑天仪，其中一度代表着赤道，另一度则代表着确定星辰轨道的子午线；此外还有他们的纬度线等。如果人们其后将该名表与埃及人残留的名表作一番比较，那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中国人于其古代文明方面未向埃及人借鉴任何内容，中国人也不可能由此而成为出自由埃及人蜂巢中分出的一窝蜂。
我觉得，我已经向您讲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直角三角形的古老知识，从康熙皇帝的证据来看，我们无法确定其开始的时间。我们读到，著名的周公（TcheouCong）之前任，生活在大约公元前11世纪时。他曾对其弟子说，人们用〖=Y（〗270这种浑天仪便可以从事多种天文观察，禹正是用它来测量高度的。但并无人指出禹是其发明人，甚至未指出他曾亲自使用过这种仪器。
这种知识怎会于后来传到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前500），希腊哲学家、数学家。（Pythagore）手中呢？它曾为此人增光不少。难道是毕达哥拉斯发现了这种知识吗？人们在相同的知识中相遇，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也可能是他从印度人中接受了这种知识，而印度人却是从中国人中获得的。这一切纯属猜测，我们根本无法断言。直到发掘出土我们至今得以看到的文献之外的其他文献为止，我们始终持如此看法。
先生，这就是有关中国古老历史的三条证据，我希望有时间能作进一步的发挥，以使欧洲放弃其有关埃及人、迦勒底人、波斯人等民族的古老历史科学的天生定论。这是一种始终都支配学者们笔锋的内容，因为除了这些民族不太遥远之外，《圣经》也曾在多处讲到过它们，而它对于中国却从未直接地讲到过。中国直到马可·波罗时代，却一直遭人遗忘，马可·波罗一直深入到中国内地，但他的游记最早只认为是一大堆编织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此后于某段时间前往那里的传教士们提供了有关这一辽阔帝国的许多知识，而欧洲人勉强才能屑于倾听一二。
某些学者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相信，中国过去不曾懂得，现在也依然不懂传教士们向他们传授的天文学，我对此又该讲些什么呢？仅仅是自不多年以来，通过对中国书籍的译著、他们的计算以及其古老的天文观察，人们才打开了眼界，开始怀疑在中国人中，确曾有过某些肯定值得给予某种注意的知识。
我是否同样也敢于希望那些精通希伯莱文文本《圣经》的先生们，能否稍微延长一点世界的持续时代呢？尽管拉比拉比，古代犹太教祭师的尊称。——中译注们的所谓良好信仰，〖=Z（〗271为了推迟救世王弥赛亚的降临，是否敢于缩短这种持续时代呢？我们在这方面既不宣扬反对他们的诚意，也不否认他们的纯洁风俗。我们在向一个并不听信我们的民族宣讲我圣教时，便会稍感宽松一些。如果不向他们提出坚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他们就会看到我们删节或摒弃了他们认为是其历史上的可靠成分。可以使我的希望得以加强这种信念的因素，就是人们确曾允许随意地扩大大气层，因为人们尚无充分的理由，来反对您于自己有关北极光的论著中曾证明的问题。然而，我们确实应该说，人们觉得其中天文学家们的计算比纪年学家们计算要精确许多，因为一次小小的演示便可以确定前者，而我们没有掌握任何一种类似的制约来反对后者。因此，先生，你们绝不要希望，他们会受你们为世界古代史所提供的这些既有天文学，又有历史学和博物学的重大证据而受到感激，我对这一切都只能向你们表示感谢。这确实是由学者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才作出的决定，他们在纪年问题上写有多部巨著，其中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从来都不相吻合。如果您根据采自最遥远地区的推理，而胆敢介入他们的争执，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扑向您，其中十个有九个不会给您一月的时光，以使您有所变化。
我认为，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则必须撇开所有已经形成的纪年体系，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从现在起就直截了当地开始论述中国的纪年，可以上溯到我们能可靠地论述的时代，不作任何夸张，将中国人承认的某种真相作为可靠事实；同时也指出某些有理由怀疑的地方，〖=Y（〗272既不减少也不削弱地阐述其理由。继此之后，便不需要再回答那些喜欢争论的人了，而仅仅是回答那些心无私念的学者们了，诸如先生这样的人。他们也会如同先生所做的那样，善意地提出他们的质疑，以便澄清真相。
对于人们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发现的几种相似特征，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两个古老而又开化的民族，尽管他们没有共同的起源，在某些地方却有许多相似性，这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了。但更为引人注目的，却是在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从而使人们无法看到他们为什么会是出自同一始祖。在埃及，允许兄娶其妹，而中国却认为这是一种罪不容赦的丑事，而且中国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例证。埃及人很早就热衷于最愚昧的偶像崇拜，他们不仅仅崇拜其英雄，而且首先是崇拜流水、空气、土地，其次是崇拜鳄鱼、老鼠和最卑微的昆虫；有些人甚至选择萝卜和葱头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正如有人指责他们的那样，他们每天早上“都能于其菜园中发现新的神祇”。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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